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决定亲身深入险境,乘车从延安出发前往南京,与蒋介石商议国共两党合作事宜。这天早饭过后,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作别,之后一直站在土窑洞的坡地上,目送周恩来一行渐渐远去。
不料,周恩来的车队刚行至劳山,山脊上骤然响起了爆豆般的枪声。有人埋伏在此,要刺杀周恩来!
“劳山遇险,仅余四人。”延安劳山这次遇刺是周总理一生中无数惊险中最危险的一次,之后周总理每每回忆起还总是会心有余悸,为在刺杀中牺牲的10余名警卫痛心不已。
那么,1937年的这场刺杀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行刺周恩来的到底是何人?幕后主谋又是谁?背后还藏有怎样的阴谋?
1936年12月12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让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战略方针,张学良、杨虎城对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进行兵谏,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国内外的政治局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为了和平解决此事,应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邀请,党中央迅速作出了相应的安排,派出由周恩来作为总负责人的代表团协助张学良。
12月23日,周恩来在张公馆西楼的各方谈判上,提出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撤出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五、召开各党各派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经过努力和周旋,两日后,蒋介石最终基本接受了以上以八项原则为主提出的六项主张,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西安事变按照我党的预期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不代表着联合抗日的局面彻底形成,我党还需要不停跟国民党谈判、商议抗日事宜。自然而然,这个重任党中央还是交给了负责西安事变的,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并且在蒋介石回南京前,曾邀请了周恩来前往南京参与谈判。
不过,西安事变的结果毕竟不是蒋介石希望的,并且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所以回到南京之后,蒋介石立刻派人软禁了张学良,关押了杨虎城。并且,蒋介石对于共产党,对于周恩来也是有着和张学良以及杨虎城一样的恨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曾亲口向周恩来许下的联合抗日的承诺是否依然可信,不免让人生疑。所以,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相继发电:“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南京)后,不为张学良第二。”
在毛泽东施以压力的情况下,国共双方于1937年2月9日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此次会谈一开始的确顺利达成了一部分协议,但在最后协议内容签字的环节,蒋介石却指使谈判代表推翻了协议,致使谈判陷入僵局。
通过西安谈判中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周恩来更加看清了蒋介石背后的不情愿,也更加知道一些事不亲自跟蒋介石谈是没有意义和结果的。于是,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再三请求,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他与蒋介石谈判一事。获得批准后,周恩来与蒋介石约定,于三月下旬,在西湖边的“澄庐别墅”进行谈判。
“西湖美景三月天”,蒋介石看着西湖美景心情大好,一落座就趾高气扬地说道:“共产党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精神,但是你们要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跟国民党谈合作,而是与我合作,永远合作。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一切就都好办。”
“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绝不谋一党之私。”周恩来当然明白言下之意,蒋介石是想将自己凌驾于党派斗争之上,以保证自己的领袖地位。果然,此言一出,蒋介石立刻开怀大笑。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在宋美龄生日之际,给蒋介石带去了他儿子蒋经国的消息。蒋介石听闻自己儿子即将回国,十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诚意,他答应周恩来立即释放政治犯,还夸赞周恩来:“恩来,你是中共最理智,也最有人情味的同志。”周恩来用高超的谈判技巧,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合作赢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1937年4月,为了更好地建立与国民党合作关系,解决红军的改编问题,巩固西安事变之后达成的统一战线的大好局面,周恩来决定前往南京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1934年4月25日,周恩来动身前往南京。此次前去南京谈判,与周恩来同行的将领还有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以及中央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另外,还有一些随行人员和几名记者。
他们此行的路线是,从延安出发,经劳山、甘泉等地,先到西安。在西安将建立西安办事处的种种事宜筹备结束之后,再继续前往南京,进行与国民党的谈判。
局势动荡,我党领导人每一次周旋都必定会危机四伏。不过按道理讲,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同意了联合抗日,并且对周恩来颇为赏识,应该不会再对周恩来动手。至于土匪这些,也不用担心,因为当时的清剿活动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再者说来一路都有东北军和西北军沿途驻扎,一旦有什么突发情况,我军都可以迅速支援。
即便如此,边区保卫处还是对周恩来此次的出行作了周密的部署。为了保护周恩来一行人的安全,党中央特派了特务部的一个加强排前往护送,交通局更是出外租赁了三辆卡车同行。同时,将这次出行设为了绝密任务,所以除了周总理等少数人,其他工作人员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地是何处。
特务部的加强警卫排一共32人,每人都配备一把枪、150发子弹、4颗手榴弹以及一把大刀。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人身安全万无一失。
所有都安排妥当之后,车队最初打算24号就启程。最初的安排是,第一辆车上坐满警卫排人员打头。而周恩来等将领和新闻记者们则乘第二辆车在中间。第三辆车载着炊事员、通讯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也同时出发。这样一来,防备力量充足,而且能够迷惑敌人,使其不好确定周恩来等领导人究竟在哪一辆车里。
但由于中央对国共合作的一些细节问题仍需要进行最后的确认,最终只好决定让两辆卡车载着两个班的警务人员先行一步,这就导致周总理身边的护卫兵力只剩原来的三分之一。
4月25日上午9时,毛泽东站在土窑洞坡地的枣树下,目送周恩来等人乘着最后一辆卡车从南门兵站,由延安城内部穿行而出。临出发前,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还与周恩来互换了衣服,让周恩来着一身军装,坐在了最右侧副驾驶的位置。
山间的公路坑坑洼洼,卡车行驶在上面,像一只随海浪上上下下的小船。警卫排的战士们从小参军入伍,从来都是靠着一双脚爬雪山、过草地,坐四个轮子的铁盒子执行任务,他们大多还是人生头一遭。再加上还在延安的管辖范围内,所以战士们没有很紧张,反而有些兴奋地在一起谈天说地。
很快,卡车就驶出了延安城,途径了三十里铺兵站,沿崎岖的盘山公路朝劳山地区开去。望着车外急速后退的树影,周恩来的警务员刘九洲开心的笑容突然被紧张的神情代替,他下意识的摸向腰间的手枪问道:“汽车跑得这么快,如果有情况我们能打准目标吗?”
“汽车颠簸得太厉害了,恐怕没那么容易。”张云逸的警卫员温太林沉声道,听得出来也是心怀警戒。
正午时分,卡车就开到了劳山北麓的一处隘口。劳山的地形很是险恶,自古以来都受到兵家的青睐。清军就曾在此地遭遇起义军的伏击,当时造成了近千人的伤亡。卡车驶过崎岖不平又狭窄的山路,卷起漫天的黄土。
司机老李紧踩油门,加速爬过了眼前的一段陡峭的山脊。望着眼前峰回路转的景象,周恩来也不禁感慨道:“1935年10月,蒋介石曾派兵过来围攻刚到陕北的红军,当时我红15军团就是在这里歼灭掉对方的两个团……”
“砰!”周恩来话音未落,寂静的山谷里就传来了一声异响。
警卫排副排长陈国桥立刻警惕起来:“这是什么声音?”
“放羊人的鞭子声?”有人猜测道。
“不对啊,这荒郊野岭的,还有野兽时不时的出没,谁会选择在这里放羊呢?”陈国桥说罢,大家都纷纷警惕起来。紧接着,又传来“砰砰砰!”的声响。“是枪声,警戒!”战斗经验丰富的张云逸率先反应过来,立刻下令。
此时的车子正处于一片山谷,山谷的中间有一个水潭,公路穿滩而过,左边是一片芦苇塘,且紧邻峭壁,而右边则是一片树林。“冲过去!”周恩来下令,卡车司机当即猛踩油门,卡车便冒着阵阵黑烟,往前冲了过去。
不料,敌人提前在路上挖了一道沟堑,卡车没有冲出去几米远,右侧车轮便陷入了一个深坑里,还差点翻了过去。与此同时,无数子弹朝着卡车倾泻而来。车轮瞬间被打瘪,卡车彻底趴窝在了坑里。挡风玻璃被彻底炸裂开来,司机身中数枪,当场牺牲。
由于车子陷的是右侧,周恩来便处于整个车子的最低处,这才逃过一劫。周恩来顺势从点开的右车门处敏捷地跳下了卡车,又赶紧冲着大家喊:“快!下车!散开,准备反击!”听到命令,后车厢的将领和战士们纷纷迅速地跳下了车,并借助卡车的掩护,迅速展开了反击。
“陈参谋长,你保护周副主席转移,我带着战士们掩护!”张逸云声嘶力竭地吼着。
陈友才的腿部在跳车的过程中,不幸被敌人击中,他忍着剧痛和几个战士一起保护周总理。
警卫排的战士们也十分英勇,不停地朝着敌人的方向倾泻火力。但敌人明显是有备而来,占据着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不说,而且枪支弹药准备的十分充足。敌暗我明,危险未知,战士们在交火中不断有人倒下,被逼无奈只好边退边打。
危急之中,周恩来通过敌人的火力,发现了破绽。从敌人的火力分布来看,敌人一共抢占了三个山头,但东南方向是一个缺口,那边是一片茂盛的原始森林。这样看来,穿过山脚的一片灌木丛,从东南方向的原始森林突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周恩来当机立断,马上调整了大家的路线。敌人也发现了周恩来一行意图从包围圈缺口突围,便集中火力向这边发起了猛烈进攻。陈友才指挥着战士们带着周恩来先行离开,决意自己断后,他一边冷静地指挥战士保护周恩来一边奋勇作战。
陈友才引起来了敌人的注意,并且他身穿周恩来的衣服,敌人误以为他是周恩来。陈友才发觉之后,没有躲闪,反而将计就计,动作更加大胆,他抱着:“自己越是张扬,周副主席就越安全”的想法,与敌人周旋着。
果然,敌人的子弹齐刷刷地向陈友才这里打来,被敌人密集的子弹击中的他,瞬间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警卫员们见状更加坚定地顶住还击,以确保周恩来等人的安全。
周恩来在张云逸和孔石泉的保护之下,钻进了右边的树林里,身后激烈的枪声愈发远了。三人一直来到了另一个山坳,确定没有敌军追上来,才停下来观察环境。刚歇了一会脚,准备继续前进的时候,突然从身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三人立刻背对背做好了战斗准备。但等到那人走进视野中,才发现此人原来是我方战士刘九洲。他是奉陈国桥之命前来保护几位首长的。
刘九洲向周恩来等人汇报了他奉命撤离时的战斗情景,周恩来听后神情悲凉,对着战场的方向久久站立不语。但周恩来还有更重要的使命需要完成,他只得果断转身带着身边的战士和心里的悲痛继续前行,因为,战士们的牺牲决不能白费!
4人在森林中兜兜转转寻找着出路,而附近山头的红军通讯班也听到额劳山附近激烈的枪声,他们向上级汇报情况的时候却发现线路遭到了敌人的破坏,最后,通讯兵紧急启用了另一条备用的秘密线路,才终于将消息送到了延安。收到消息后,中央警卫团由团长黄霖亲自带队,迅速赶往劳山地区救援。
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的毛主席听说周恩来一行遇袭的消息后,也万分焦急:“什么都不用顾虑,一定要把恩来给救回来!”
周总理一行4人摸索到了一个崖坡,到了近处一看,才明白为何这里没有设伏,原来两边是悬崖峭壁,没有人能从这里通过。刘九洲看着面前陡然矗立的这处两丈高的土崖急得团团转,最后终于发现崖上有一颗较低的树梢。
刘九洲纵身一跃双手抓住了这棵树,又借助臂力攀上树梢,再以树梢作为支撑,向上抓住崖边,攀了上去。刘九洲上去之后,又用几人的绑腿练成一根长绳,或用绳或用手臂,帮扶着几人都一一上了土崖。
之后,四人便沿着山路一路往延安的方向走去,但山高林密,几人很快又走失了方向。好在遇见了在田地里耕作的乡亲。乡亲们得知周恩来等人是红军后,便乐呵呵地给他们指路:“喏,顺着这里一直往下走,下去就能看到三十里铺了。”
三十里铺设有延安保卫局的检查站,到了那里就彻底摆脱危险了,四人向乡亲们道了谢便继续赶路了,果然没用多久就安全到达了三十里铺。同时,黄霖也带着士兵赶到了,两队人马一碰面,周恩来就立马命令黄霖前往遭遇埋伏的山坳去支援陈友才、陈国桥等人。
黄霖看到周总理顿时长吁了一口气。但看到一对人马仅剩四人,不免大为震惊,又看到周总理如此着急,便一刻也不敢停地率队前往劳山事发地点,救援其他同志。
等到黄霖率队赶到的时候,敌人已不见踪迹,只有战友们横七八竖地躺在满地的鲜血里。战士们与敌人血战到最后一刻,因此有不少战士牺牲的十分壮烈。其中,最惨不忍睹的是陈友才同志。敌人后来还在陈友才的身上找到了一张周恩来的名片,更加深信不疑,陈友才就是周恩来,于是,残忍地在陈友才的遗体上又刺了20多刀。
处理战场的战士将一条溅满了陈友才鲜血的毛毯,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上,周总理情难自禁,忍不住泪流满面:“友才同志是替我死去的啊!”
最后,这些烈士的遗体被收拢之后运送回了延安,红军参谋部为牺牲的烈士们举行了追悼大会。周总理则改乘飞机前往南京,赴约谈判。
劳山事件,周恩来一行20余人,当场就阵亡了11人,剩下的除与周恩来走出来的四人之外,最后也在与敌寇的周旋中,非重伤即身亡。消息传开后,在延安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毛泽东亲自下令,一定要彻查此事,对真凶严惩不贷!
为了尽快将事情的原委调查清楚,查明周恩来遇刺真相,给遇难烈士们沉冤昭雪,党中央当即成立了调查小组,由党中央保安处侦察部部长谢滋群担任组长。
当时对于遇袭事件的猜想各有不一,有人认为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方面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目的在于阻止国共的谈判,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人则认为是我党内部出现了叛徒,目的也是不想国共两党合作,所以选择刺杀周恩来,阻止此次的谈判;还有人认为是当地土匪作案,因为当地确实土匪霸蛮,而且敌人最后只拿走了财物和武器,并没有将重要的文件带走,所以,也不排除这一可能性。
谢滋群接到命令后,明白兹事体大,需得将真相早日查清,一是使保障我党领导人的人身安全,二是替牺牲的战士们报仇雪恨。谢滋群一刻不敢耽搁,立即召集同事一起商议对策。经商谈之后,决定以群众为突破口,对案件进行侦破。
于是,谢滋群便带人在当地老乡中开始了大量的走访,还派出有经验的干部前往发事一带,甚至和当地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争取发现一点相关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事情总算有了一些踪迹可循。
通过大量的走访工作,谢滋群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这个关键人物,是个人称李老汉的村民,他竟是劳山事件的目击者。
起初,这个李老汉怕说出实情之后招来杀身之祸,便始终支支吾吾不肯将事情说清楚,只是说自己在那天听到了枪声。谢滋群看出了李老汉的为难,没有勉强他,但也没有放弃这个重要的人证。他开始时不时地往李老汉家跑,给他做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李老汉终于被谢滋群的诚恳态度感动,答应讲出实情。
经李老汉所言,事发当天,他碰巧上山砍柴,就这样他意外目睹了整个枪战的过程。碰巧的是这个李老汉还认得其中的一个歹徒,并指出他是当地山上的土匪。通过其他方面的调查,谢滋群判定李老汉提供的情报属实,确定了实施袭击的凶手正是劳山附近的土匪。
不过,土匪为什么要袭击周恩来的车队呢?他们又是怎么知道车队的行驶路线的呢?毕竟,从袭击的方式和敌人的攻击对象来看,这的确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刺杀案件,而并非单纯地拦路打劫。
所以,谢滋群没有因为获知了一点线索就贸然行事,而是继续彻查真相。他一边不动声色地在红军内部做摸排,一边派侦查员卧底到土匪的内部。这名侦查员装作被打散的土匪,混进了土匪窝,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成功取得了对方的信任。最终,获知了事情的内幕。
原来这群土匪在延安的南门安插了一名“坐探”,这个土匪探子每天隐蔽在凤凰山脚下的停车场附近,打听各路信息,观察车辆来往情况。一天,这名探子打听到我党即将派人与蒋介石在南京进行谈判,又看到三辆大卡车停在停车场,就将这些消息都汇报给了土匪头子李青伍。
由于此时我党正在对土匪进行清剿活动,为了瓦解地方恶势力,此前对这群打家劫舍的土匪也曾收编整改过。不过,这群人马后又被当地国民党特务渗透,反叛回去重新做了土匪。野心勃勃的土匪头子李青伍,得知我军高官有出行的计划,便觉得扬名立万的机会来了,甚至想要以此机会向国民党邀功受禄。
为了防止其他土匪临时缩逃,李青伍并没有告知他们这次“打劫”的真实目的,而是欺瞒说只是劫取几辆货车。但补枪误以为是周恩来的陈友才却将他的真实目的展露无遗。
真相大白之后,谢滋群向组织请示,希望将这群土匪进行清剿,以告慰烈士英灵,同时震慑南京。中央对于谢滋群的意见十分重视,最终派出了精兵悍将,清剿劳山一带的土匪。最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股匪徒便被一扫而空!
至此,在劳山一带为非作歹的土匪势力不复存在,我军战士也终得报仇雪恨,附近群众也都拍手称快。
此后,周总理总是随身携带着一张照片,照片的背后写着:“劳山遇险,仅余四人。”可见周总理一生都在怀念曾为革命做出牺牲的战友。
回望历史,倘若不是陈友才等人的牺牲,国内形势很难说会不会重入内战的歧途。所以,那些长眠于劳山那片山坳里的官兵,也是我们的革命英雄,值得我们怀念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