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经过百家争鸣的学术洗礼，儒学在众多学术流派中脱颖而出；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影响中国数千年；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不断输入，儒学的正统地位不断受到冲击；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的旗帜，认为是落后的儒学思想阻碍了他们的脚步，于是儒学逐渐失去正统地位，失去了现世的价值，而另一方面，人们在众多的西方文化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看似抛弃了儒学，其实不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儒学亦因此涅槃重生，其现世价值也逐渐得重新发掘。
我国拟将教师节改在孔子生日（9月28日）那一天
马克思主义中的儒学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民开始走向正确的革命道路，但一段时间的适应磨合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不能独立生存于中国大地之上，必须寻求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首当其冲就是与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
政治上吸收了儒学的民本思想
儒学始终坚持民本的思想，西周时期即开始提倡“敬天保民”“顺乎天，应乎人”，《尚书·多方》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惟时求民主”等语句，认为君主要重视民意，顺应民意即是顺应天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此亦有所吸收，坚持以民为本，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较为典型的就是选贤与能的民主思想和尚德隆礼重法的政治文化。
选贤与能的民主思想
儒学主张治理天下应“选贤良，举笃敬”（《荀子·王制》），并歌颂了舜汤等贤君，因为他们治理天下时都重用提拔了贤而有才的皋陶、伊尹等人，使得天下大治。
曲阜 孔庙孔府
孔子说：“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泰伯》）明确指出了人才的难得，即使尽心去寻找尚不可得，若君主不重视人才就更不可能得到。孟子说：“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甚至可以“使卑踰尊，疏踰戚”（《孟子·梁惠王下》），认为选贤择能时应格外谨慎，不能人云亦云，即使众人都说好，也必须亲自察看方能确定，若真是贤人，定尊崇备至，以收归己有。在孔子提出人才难得的观点上进一步论证了，选贤良时应注意辨别，一旦确定就要对贤能尊崇备至。
正因为儒学认为“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勉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荀子·君道》），即只有选拔了贤人方能使民心归顺，天下大治，因此古时历朝以来的君王都始终坚持选贤与能。几千年来，这一思想已深深融入到中国政治生命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亦重视吸收这一价值取向，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发扬和阐释其深厚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的社会土壤中的，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使人民参与政治，参与治理，选择人民公认的贤人去治理国家，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扩大国家选拔贤良的途径和方式，还能通过群众雪亮的眼光认清贤良的真假。
尚德隆礼重法的政治文化
就德治而言，儒学主张君主应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中说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荀子·正论》说：“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即是指道德高尚的圣人才可以称王，并且会被众人拥戴，只有君主有德才可以行仁政，教化民众，形成以德治国的良好氛围。
就法治而言，儒学主张“制礼义以分之……明礼义以化之。起***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礼论》）。礼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规约，它同时具有法治的外在可见性与德治的内在约束性，是传统儒学隆礼重法的突出表现。
自古以来，统治者以儒学治国，不单单是宣扬道德，更多的是通过礼去约束民众，这个礼是封建时代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吸收了儒学尚德隆礼重法的传统思想，并进一步阐释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这与儒学中“礼”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济上吸收了儒学富民惠民的思想
儒学一直以来都承认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利，如《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大意即是上天都会满足人民的生存发展需求，还有谁可以阻止呢？马克思主义同样认为经济因素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因，可见两者具有共同之处，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吸收提供了理论基础。
孔子曾感慨“苛政猛于虎”，认为君主向民众过多的索取是不道德的行政，是不对的，要想实行仁政首先就要使民富足，民富则国富。孟子提出“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的富民政策，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富民惠民主张。新时代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脱贫攻坚的历史重任或多或少都体现了儒学了坚持富民惠民的思想。
为确保富民惠民的实现，儒学还提倡安民乐民、尊重民意的思想，宣扬正确的义利观。
儒学主张安民乐民，尊重民意。《孟子·粱惠王下》记载：齐人伐燕，很快获胜。宣王问孟子能否占领燕国。孟子说，这取决于燕民的态度，“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并且以武王和文王为例，说明出兵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使燕民摆脱水深火热，而不是满足君主土地扩张的一己之私。可见孟子认为，君主在征战时，应以人民利益为导向，不能以个人利益为目的，因此孟子强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孟子·梁惠王下》），从我们党奋斗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共产党也坚持不扰民，不随意向人民索取财物，直到现在，党中央仍旧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并以此为准则治理国家，很明显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安民乐民思想的继承。
《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肯定人民追求富贵的正当需求后，进一步指出应以其道得之，道其即是指儒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观，《论语·泰伯》认为“邦有道，贫且贱”和“邦无道，富且贵”为耻，可见国家治理有道与人民贫贱是互为补充的，两者缺一不可。儒学始终将利的取得限制在道义规范之内，并且把这种思想上升到国家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儒学的义利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人民带来了丰硕的物质文明成果，但也引起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一系列的隐患，这明显违背了儒学的义利观，为消除隐患，保持市场经济良好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