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30日，白崇禧在武汉发出第二封打着议和的幌子，实则逼迫老蒋下台的电报“亥全电”，电文中有八个字触目惊心：“时间迫促，稍纵即逝”。与此同时，在桂系的联络和游说下，地方实力派程潜（湖南省主席）、张轸（河南省主席）、鲁道源（武汉警备司令）等人也是墙倒众人推，纷纷来电直接或者间接请蒋“毅然引退，表示政治家作风”。在如此的政治形势逼迫下，以及在长江以北军事上的惨败，老蒋必须出面表明自己的态度了。
1949年元旦，南京政府“总统”老蒋正式发表文告，第一次公开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地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云云。这份元旦文告的发表，是老蒋在内焦外困之下，不得不做出来的一个姿态，而实际上他仍旧不愿意交出权力。
还在1948年12月31日内部宣读文告的晚会上，面对在场拥蒋大员的一片激愤之声，老蒋就抑制不住地忿然宣称，并不是我想和谈，也不是我自己愿意下野：“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他指的是哪个派系不言而喻，在座的李宗仁故做呆萌状，因为在当时的局势下，老蒋下野已经是大势所趋，没必要再撕破脸皮争论什么。那么，桂系当时有什么本钱，足以让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总统、陆海空军特级上将逼得交权呢？
一、抗战胜利是桂系军事集团的第二个鼎盛时期。
中原大战以后，作为反蒋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桂系军队遭到了南京政府的全面打压，即便是李宗仁和白崇禧赶走俞作柏重新主桂后，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大肆扩军，深恐引起老蒋的猜忌和大兵压境。截止到1933年7月，桂系正规部队只保留着两个军的番号，其中第7军兵员12335人、第15军兵员16320人，合计总兵力仅有29155人（不计地方民团）。直到与南京方面达成和解的1936年底，李宗仁正式就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桂系军队才算是“合法化”，逐步开始扩充实力。
抗日军兴，桂军被允许扩编为第11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投身抗日战场，到1938年其总兵力已经扩充到了16万余人。尤其是抗战中后期，桂系军阀除了老巢广西之外，还通过大别山区新建的第十战区、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便利，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了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正规军的数量进一步增多，并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故意保存实力，因此在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新桂系军事集团的兵力已经发展到了24万余人，这是桂军的第二个鼎盛阶段。
老蒋对桂系的态度是“既合作又限制”，所以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他把桂系的两个大佬全部架空，分别给了李宗仁“北平行营主任”和白崇禧“国防部长”的高职虚位，并且晋升白崇禧为陆军一级上将（还在陈诚之前），但都没有实际的兵权。随后在裁军和整编的过程中，对桂系军队痛下杀手，比如1945年月，撤销第31军番号，同年4月，撤销第16集团军番号，同年11月又撤销了第84军的番号，桂军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但是老蒋打出来的旗号是李宗仁、白崇禧无可奈何的，抗战既然胜利，军队当然要缩编，而且在抗战时期，老蒋通过取消番号、合并整顿等一系列手段，使中央军嫡系部队的占比迅速增大，到1945年这个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二左右，对残余的其他军阀势力构成压倒性优势。枪杆子的数量决定着话语权的大小，因此李宗仁和白崇禧明知老蒋的险恶用心，却是敢怒而不敢言，白崇禧虽然担任着所谓的“国防部长”职务，然而军队的实权却掌握在“参谋总长”陈诚手中。
在如此的情况下，李宗仁和白崇禧能做的只能是隐忍和蛰伏，等待时局变化和翻盘的机会。
（陈诚剧照）
二、解放战争初中期桂军的规模被严格限制。
在国民党军队1946年度的“整编”过程中，主持整编的陈诚秉承老蒋的意旨，对桂系军队毫不客气，只给了三个整编师的番号，分别是韩练成整编第46师、张光伟整编第48师、钟纪整编第7师（第二期参加整编），全部正规野战部队仅有九个整编旅70000余人，裁掉了一大半。在广西地界，也只允许桂系保留10个地方保安团和5个特别营，到三大战役前后的1948年12月，这10个保安团实有官兵17244人，也就是说，在老蒋第三次下野之前，桂军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加在一起，也不超过10万人的规模。
即便是这三个整编师，老蒋仍旧放心不下，在解放战争爆发后将其全部投入山东战场，其中整7师和整48师被划给顾祝同陆军总司令部“临沂指挥所”指挥，整46师被分配到王耀武第二绥靖区，一方面，华东战场上中央军嫡系部队数量庞大，他谅桂军也搞不出来什么“妖蛾子”，另一方面，也确实有在战争中消耗杂牌的目的。比如孟良崮战役中，还没有完成整编的第7军就被配属给汤恩伯第一兵团指挥，再比如莱芜战役中，整编第46师几乎全军覆灭。
桂系的第一次转机来自于1947年7月，也就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为了清除这个心腹大患，老蒋调集33个整编旅的重兵实施“围剿”，并且第一次真正授予白崇禧以兵权。于是白崇禧以“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的名义，亲自指挥各路部队作战，期间不仅重建了整46师，还以作战需要为借口，将桂军的三个整编师全部调往华中地区，完成了桂系军事实力的新一轮整合。
尽管这个兵权很快被收了回去，但是“小诸葛”还是颇有收获的，至少三个主力军（整编师）完成了集结并远离了山东战场。在国民党军队组建机动兵团的过程中，1947年11月，以原参与大别山作战的桂军“第一纵队”为基干，正式成立了张淦第三兵团，下辖整编第7师、整编第48师和湖北保安第1旅共45000余人，而重建的整编第46师则划入担负九江守备任务的第八绥靖区。
桂系的第二次转机当然就是白崇禧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了，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以后的1948年5月，老蒋担心桂系两个大佬齐聚南京于已不利，一脚把白崇禧从“国防部长”的位子上踢下来外放武汉，却意外地让白崇禧重新掌握了实际兵权。
三、白崇禧手中的杀手锏是华中的战略位置。
白崇禧本来不愿意去，负气避往上海，而原“新桂系三驾马车”之一黄绍竑的劝说，让他改变了主意：李宗仁位居南京中枢，他则在外围武汉掌兵，两人内外呼必将更有一番作为，遂于1948年6月31日正式就职。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鲁道源整编第58师（依附于桂系的滇军部队）也划入第三兵团作战序列，使张淦所部达到了三个整编师共77000余人，这也是桂系军队当时的基干力量。
有人肯定会说，老蒋怎能这么愚蠢可以“放虎归山”呢？其实老蒋在外放白崇禧之前，也是经过了一番布局的，并不担心白崇禧翻起什么浪头来。因为在“华中剿总”最初的作战序列中，曾经下辖第三兵团、第十二兵团、第十四兵团共三个大型机动兵团，另有第5绥靖区、第13绥靖区、第16绥靖区。其中黄维的第十二兵团（约12万人）、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约11万人）都是中央军嫡系部队，黄埔一期的宋希濂还兼“华中剿总”副总司令。
同时在三个绥靖区当中，第13绥靖区（下辖整52师）司令官霍揆彰是黄埔一期生、“土木系”大将；第16绥靖区（下辖整9师和整15师）司令官王凌云虽然不是黄埔生，但也是陈诚的人；第5绥靖区（下辖整46师和整97师）司令官张轸则属于地方杂牌，算是最亲近白崇禧的一个了。所以纵观“华中剿总”的编制和兵力分布，完全可以理解老蒋对白崇禧的监控是有所准备的，以桂系的区区三个整编师，在拥有40万大军的“华中剿总”辖区内，真心无力搞事。
这样大家也就可以理解，在淮海战役打响后，白崇禧为何轻易地允许黄维兵团东去增援徐蚌战场，一方面，是该兵团为中央军“嫡系中的嫡系”，唯老蒋和陈诚马首是瞻，白崇禧根本拦阻不住也控制不了；另一方面，黄维兵团脱离“华中剿总”的指挥，也让白崇禧可以大大松了口气，辖区内桂军的力量占比迅速增大。但是他却极力拦截了宋希濂兵团的东调，因为第十四兵团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其实是川军，而非中央军嫡系。
因此到了三大战役基本结束的1948年底，随着蒋系中央军精锐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覆灭，白崇禧在华中的力量“顺利”凸显出来：由于黄维兵团被歼和宋希濂兵团西调，他掌握着嫡系第三兵团，又拉拢了在武汉重建的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第5绥靖区司令官张轸（驻河南南阳，河南省议会率先要求和谈不是没有原因的，不久升格为第十九兵团），再加上利用职权大肆安插亲信大员，基本上控制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
此时国民党军队已把“整编师”全部恢复为军级番号，白崇禧可以指挥的正规军已达28万余人，另有非正规军11000人，特种兵21000人，合计十二个军37个师共31万人，还有权节制长沙绥靖公署（程潜）的三个军4万人、桂林绥靖公署（李品仙）的三个师约2万人，在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因为负责长江下游防御的汤恩伯集团也不过45万人，且大多为重建和新建部队，战斗力并不强，到这一时期，蒋系中央军已经失去了监控桂系和白崇禧的能力。
白崇禧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可以隐晦地威胁老蒋，如果对方坚持不交出权力下野，则桂系军队以及附属力量将退出华中地区撤回广西，开放长江中游地区给解放军，或者实现“局部和平”，这是老蒋无法承受的结果。那将意味着人民解放军可以轻易从华中地区渡江，进而包抄宁沪杭地区的汤恩伯集团，整个军事形势将不可收拾。所以桂系和白崇禧现在在这个时候“逼宫”，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有的放矢，既有底气，也算准了老蒋不敢不依。
从抗战胜利到1948年底，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忍气吞声整整长达三年半之久，如今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上上下下顿有扬眉吐气之感，白崇禧特别电告老蒋：“对个人进退问题做一明快决定，免误和平谈判”，意思是别给脸不要脸抓紧下台，而老蒋也在日记中悲哀地写道：“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措施”云云，充分说明白崇禧扬言开放华中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
四、老蒋第三次下野也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军事上的惨败和经济上的崩溃，固然是老蒋不得不下台的主要原因，其实还包括美国人的态度，到1948年底，美国方面已经对老蒋失去了信心，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将军为代表的美国军政两界，都上书华府认定：“蒋委员长已经丧失了他在政治上的和他的群众的支持”。巴大维甚至建议美国政府彻底停止对蒋军的援助并撤回军事顾问团，而司徒雷登等人则酝酿“换马”，企图扶植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上台取代老蒋，以挽救南京当局不堪的局势。
司徒雷登委托自己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转告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南京政府目前唯一的出路是与共产党方面和谈，而“蒋氏下野”又成为进行和谈的必需。孙科气得找到司徒雷登当面质问：“傅泾波关于蒋先生下野的建议，是否出自大使本人的意见”？这个美国人狡猾地使用了外交辞令：“作为美国大使，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但就个人来说，确实衷心赞成议和”，言外之意，和谈是必须的，那么老蒋下野当然也是必须的，没有其他选项。
所以桂系敢于选择这个时候发难，不仅仅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也因为暗中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和允诺，关于这一点，甚至蒋系的亲信大员也看得比较清楚，那就是在三大战役蒋军彻底失败、币制改革彻底破产的情况下，南京政府若想求得喘息之机，必须开启新的国共和谈，而和谈的前提条件，则是老蒋必须去职。如此在内忧外困之下，尤其是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集团被全歼之后，老蒋终于坐不住了，决定“以退为进”第三次正式宣布下野。
1949年1月19日，老蒋在“总统府”约见张群、张治中和孙科等人，当众宣布：“我是决定下野了的，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二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这几个大员都不表态，实际都盼着老蒋立马下野，因为非此根本不可能开启和谈，老蒋见状气急败坏，当场愤怒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人打倒的”！
两天以后的1月21日，老蒋发布“引退文告”，当天下午即离开南京飞往杭州，再转赴老家奉化溪口，“副总统”李宗仁如愿以偿以“代总统”的身份接管南京政府的权力，桂系终于在22年之后，又一次迫使老蒋离开了权力中枢（1927年老蒋第一次下野，正是李宗人和白崇禧联手所为，而何应钦当时保持了沉默，就此失宠）。
为了表达所谓和谈的“诚意”，李宗仁上台之后于1月24日一口气发布了八道命令，宣称：“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悉将迅速撤销”，包括取消特务统治等等一系列举措，连保密局本部都瞬间成为了“地下单位”，只给保留了几十人的编制。而白崇禧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也于4月5日更名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五、白崇禧趁机拼命扩充桂系军队的实力。
既然桂系老大主政，南京政府原对白崇禧的限制和监控大大减弱，桂系老二当然要抓紧机会招兵买马，1949年1月，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新建第126军，军长张湘泽，下辖三个师（第304师，第305师，第306师），该军隶属第三兵团。3月间又组建第十兵团，以桂系大将夏威为兵团司令（后为徐启明），4月间再新建马拔萃第56军，下辖三个师（第228、第229和第230师），隶属第十兵团，并且桂系还得到了相当数量的美援武器装备，为扩军提供了便利。
到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前的1949年4月初，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作战序列如下：下辖第一兵团（陈明仁）、第三兵团（张淦）、第十九兵团（张轸）、第6绥靖区、第8绥靖区、第16绥靖区、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宋希濂第十四兵团兼）、武汉警备司令部，加上程潜的长沙绥署和李品仙的桂林绥署，总兵力达到二十个军51个师40余万人，实际掌握着除广东以外的全部中南地区。
尽管西柏坡对和平谈判表释放出出极大的诚意和善意，然而桂系军阀自恃手中有一定军事实力，从根本上缺乏和谈的诚意，李宗仁在上任不久就主持召开了“长江防务会议”，声称“我们要在上海守六个月到一年是没有问题的”，而实际掌握桂系军队的白崇禧更是叫嚣：“我们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桂系军政领导人的如此态度，决定着北平国共和谈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果。
桂系交代给南京和谈代表团的原则是：拒绝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拒绝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坚持就地停战和搞所谓“划江而治”。而西柏坡的态度非常坚决：无论南京方面是否愿意在和平协议上签字，解放军都必须向江南进军，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桂军，都必须接受改编，不得保留任何形式的反动军队。而为了体现谈判的诚意，在和谈期间西柏坡分别致电前线各将领，暂停对安庆、太原等地的攻击，同时要求二野和三野的百万大军亦暂缓渡江。
对桂系军队的实控人白崇禧，西柏坡也进行了尽力的争取，特别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但只要桂军不出击，则我军也不与桂军打，以待商讨具体解决办法，西柏坡的伟人甚至许诺，既然白崇禧喜欢带兵，一旦和谈成功“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赢他，而是让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
白崇禧最终还是拒绝了西柏坡的提议，他的底气就在于，认为经过扩充和整补后桂系军队，仍有相当实力和解放军一较高下。
六、白崇禧政治上的幼稚最终使桂军彻底覆灭。
老蒋在离开南京前，特别交代其侍卫长兼“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秘密通知电信局重要军话台的负责人：“嗣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三人经由电话中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而蒋到溪口后，架设七部大功率电台，在军事上依旧每天直接与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通话并指示机宜；政治上大至行政院组阁问题，小至地方官员更换，老蒋也都毫不放手。
如此，李宗仁没有人事权、没有财政权、也没有除桂系军队之外的军事指挥权，他这个“代总统”几乎成为了提线木偶，而白崇禧也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权力和职务，甚至想当“国防部长”的美梦也被老蒋击碎。所以这一期间，白崇禧对李宗仁渐生不满，桂系两个大佬之间第一次出现裂痕，老蒋顺势极力拉拢白崇禧，使其政治立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桂系军阀的内部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1949年4月16日，双方议妥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在北平签署，当天南京代表团携草案返回复命，在白崇禧的怂恿和溪口的坚决反对之下，李宗仁于4月20日宣布拒绝签字并宣布不接受该案，也就标志着国共和谈彻底破裂。次日，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军队！那么当然，其中也就包括桂系军队。
在四野大军的推进过程中，第十九兵团张轸部、第一兵团陈明仁部、长沙绥署程潜部先后起义，而宋希濂所部也脱离了白崇禧的指挥，因此到了1949年10月间，桂系及其掌握的军事实力遭到严重削弱：根据《国民党军简史》中的统计，到1949年10月7日，白崇禧实际掌握的部队仅剩29个师144000人，而席卷而来的四野大军，仅在湘赣战役中就投入了十个军43万人的兵力，再加上二野陈赓兵团的10万人马，对桂系残军构成了压倒性优势。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面对四野大军的步步逼近，白崇禧曾经企图率华中主力退入广东，与余汉谋的部队合兵一处死守两广，然而老蒋操纵“国防部”和粤系实力派，根本不允。于是白崇禧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在两湖地区与林彪决战、要么带着桂军退回广西。战役的进程我们都知道了，桂军在衡宝战役中被一战打断了脊梁，白崇禧只能率残部逃回广西，而四野部队跟踪追击直入桂境，二野陈赓兵团则完成了“大包围”的战略迂回，完全封堵了桂军企图从海上逃跑的陆地退路。
1949年12月广西战役结束，南逃的桂系军队被全歼于钦州湾沿海地区，白崇禧的全部家底至此灰飞烟灭，不仅他本人成为了光杆司令，还在老蒋的诱骗下“鸟入牢笼”，而李宗仁则选择了流亡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