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是极其艰难的。不仅难在中央政治局内部思想的统一过程，还难在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态度，尤其是斯大林态度的起伏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必然要审时度势，反复研判。在朝鲜党和国家、民族命运的紧要关头，做出了这一历史性的决策后，中国不仅赢得了对朝关系的主动，从此还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斯大林是一位思虑缜密的领导者，在中国出兵朝鲜之前，他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总是心存一些疑虑，怀疑毛泽东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怀疑中国与苏联结盟另有所图。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苏联空军不能与志愿军协同作战的极其困难条件下，毅然出兵，且旗开得胜，对斯大林的思想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并由此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高度的信任，从而使中苏同盟实现了质的飞跃。多年以后，毛泽东说过：“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俄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德·沃尔科格诺夫说得更直白：“朝鲜冲突加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也加强了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高度相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果断为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了最为急需且有效的保障。从此，中苏同盟之间的真正合作就从朝鲜战场开始了......

第一个保障：派出苏联空军入朝配合志愿军作战

在中国出兵朝鲜之前，苏联方面突然告知中方，苏联的飞机不会越过鸭绿江参战。此事，给中国出兵带来极大的压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中国决心继续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孤军出兵，救朝鲜于水火之中，彰显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和与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勇气。其实，此时的苏联空军除已经部署在中国东北的第151歼击机航空师外，还新组建了4个歼击机航空师。后来，据时任驻华军事顾问的科拉特科夫说，这个时候，实际上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

1950年10月25日，首批入朝的我志愿军40军在两水洞、温井地区与南朝鲜军遭遇，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枪，并且取得初战胜利后。叼着烟斗的斯大林频频点头，这时他才真正相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亲美分子。于是，10月29日，苏联驻华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

1950年11月1日，苏联空军首次在鸭绿江上空开始投入战斗。驻扎在中国境内的苏军别洛夫航空师出动16个架次的米格15飞机，在安东至新义州上空连续击落两架美国F-82飞机，高炮部队还打下两架美国军机，苏方没有任何损失。

斯大林得知我志愿军不断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以及第9兵团3个军正在调往东北的消息后，立即安排向别洛夫师增派120架米格15歼击机，并将这个师扩编成第64歼击航空军；11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向中国境内增派第二批空军部队。

苏联第二批来华空军部队有11个歼击机师、2个强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分别部署在我国东北和北京等主要中心城市周围，拥有936架飞机。为组建中国空军，苏联向我国提交717架飞机。另外，第28歼击机师在完成对中国飞行员培训后，把62架米格一15喷气式战斗机移交给中国空军。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于1950年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立即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投入了实战训练。

随即，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3个师共出动飞机1079架次，击落美军飞机68架，其中包括B—29战略轰炸机12架；苏方损失战机9架，牺牲飞行员7人。自此，敌机不敢接近中国境内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

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时，斯大林给毛泽东来电：“我们同意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说：“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毛泽东对此“深表感谢”。虽然后来由于机场屡遭美军破坏，苏联空军部队未能进驻。但中朝边境地区3个新机场的建成，使苏军第64航空军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

1951年8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从8月18日开始对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空袭。苏联空军从9月1日开始反击。10月30日，苏联空军44架米格—15迎战由21架B-29轰炸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击落美军12架B—29和4架F—84。在朝鲜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成为令美国飞行员闻风丧胆的“米格走廊”。

为了不激化苏美之间的矛盾，苏联空军做出严格规定，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苏军标志；所有苏军飞行员都要穿上志愿军军服；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曾到朝鲜作战；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使用俄语通话；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防止苏军飞行员被俘。有趣儿的是，华盛顿艾森豪威尔与莫斯科斯大林一样，也有同样的顾虑。美国当局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避免舆论迫使政府致使战争升级。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空军有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72000人轮番作战。航空师空战1872次，击落敌机1106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损失飞机335架、高炮6门、探照灯1台。在战斗中，苏联空军有120名飞行员、68名高炮部队官兵壮烈牺牲。

第二个保障：在中朝分歧中始终支持中方立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挽救了朝鲜党和人民，中朝之间结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中朝两国高层在一系列战略决策上，都有着不同的考量，时常也会产生分歧。

庆幸的是，中朝双方之间有一个双方都认可、都敬重的斯大林。更为庆幸的是，斯大林始终采取了“一边倒”的方式支持中国的立场。这说明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确已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已经取得了在朝鲜问题上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斯大林对于中朝之间出现的分歧是这样处理的：

一是关于两国军队的指挥权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指挥权在美国手中，这是联合国军出兵之前就确定下来的。但是，因战况紧急，中朝双方并未就中国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细致讨论。彭德怀、高岗与时任朝鲜首相、人民总司令的金日成，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等三方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讨时候，金日成对此不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

1950年1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说，”斯大林复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并已将此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与此同时，平壤也收到了莫斯科的意见。11月29日朝鲜任命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雄为中朝联军副司令员，并派金日成前往北京与毛泽东会面。金日成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您关于统一指挥问题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和及时的。”至此，在斯大林的正确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二是关于是否继续南下解放全朝鲜的问题。我志愿军在第一、二次战役中把联合国军一举赶至三八线附近，彭德怀立即命令部队停止进攻进行休整。他致电毛泽东：“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要我军速进，而且朝鲜党中央多数也有相同的要求......“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当时，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泽东还是令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后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多人。如敌继续南逃，我军以占领汉城等地后休整补充。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如彭德怀所料，在第三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实际上是主动抛弃汉城。鉴于志愿军多日长途奔袭，连续作战，弹药补给消耗巨大，已成强弩之末，且”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果断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立即引起朝鲜高层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苏联驻朝鲜大使兼驻朝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与彭德怀就此发生争执，主张一气呵成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斯大林来电则建议”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令朝鲜人民军南下追击。“

1月10日晚，金日成与彭德怀就是否南下继续作战争执不下。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人民军的第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2—3个月......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

当日彭德怀与金日成、朴宪永会谈时激动地说：”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也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彭德怀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攻击。美军果然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自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

斯大林得知中朝争论后，发来电报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斯大林还批评苏联驻朝鲜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毛泽东于1月14日致电金日成：“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

三是关于朝鲜境内铁路战时管理权问题。随着我志愿军战线的南移，后方补给线越来越长，中朝两军后勤供应紧张问题越来越严重。就在此时，朝鲜政府制订了《关于1951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发布了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的决定。很快，中朝在铁路管理上又产生了巨大分歧。

在战争初期，我军供应只能依靠国内汽车运送。但朝鲜路况恶劣，运力不足，敌机轰炸，损失极大，前方将士急需的武器弹药和给养无法按时到位。于是，1950年10月底，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还请求中央军委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彭德怀在11月16日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挥机构的设想，商谈后都没有结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与洽谈后，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但是，两国各自管理自己的铁路，敌特活动猖獗，敌机疯狂轰炸，损失极为严重。铁路运输内部缺乏统一调度。争车、争路、争时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1950年12月底积压货车竟达329辆。

中朝双方的分歧，表现在是采取军事管制方式，还是实行军代表制度？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运输经济建设物资为主？朝方甚至反对“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的原则。让中方大惑不解的是，苏联驻朝鲜顾问甚至说，铁路运输管理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领导。就此，中方意识到实质是联运司领导权归谁所有的问题。周恩来指出，问题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

3月25日，斯大林来电表示苏联的最后立场：“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为了顺利地进行解放战争，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有了斯大林的明确表态，金日成做出让步。5月4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从此，有了统一领导，铁路管理逐渐理顺，在美国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及高炮部队密切协同，铁路运输效率大幅度提高。

除了上述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中朝之间关于停战谈判方针和签署停战协定问题还发生一些意见分歧和矛盾。但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战争战略和策略的主导权，最后都是朝方依从中国的主张。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还在于朝方认识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本意并非要侵犯朝鮮主权、干涉朝鲜内政，也没有追求对朝鲜的控制。

第三个保障：向我军援助大批现代化武器装备

我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初大都是”炒面加步枪“的轻步兵作战部队，指战员身背4枚国产土造手榴弹，手握”万国牌“步枪，在冰天雪地里与美国为首的现代化联合国军搏命厮杀。对此，斯大林很清楚，中国出兵朝鲜勇气可嘉，中国士兵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对苏联远东利益进行援助。苏联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个贫穷的国家和军队提供援助和支持。

一是援助海军武器装备。我军出兵朝鲜不久，毛泽东向斯大林发出电报，请求援助一部分舰船等海军武器装备，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后来，中苏之间还于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的1953年6月4日，签署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

二是援助大量汽车。1950年11月，中方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赴朝运输。斯大林当天便回复毛泽东：”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140辆，11月25—26日移交355辆......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1000辆汽车。”

三是援助空军的装备和技术人员。周恩来提出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斯大林也是立即予以满足。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大量新式飞机。他在1951年5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以前援助中国的10个歼击航空兵师中，有6个师装备的是已经落伍的米格—9歼击机。“为使中国歼击航空兵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航空兵”，苏联政府将在8月初之前无偿地向中国提供372架性能先进的米格—15飞机。现有的米格—9飞机仍留给中国作训练飞行员用。“由此，中国空军在组建的起始阶段便形成了以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为主的作战能力，毛泽东对此非常感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70个飞行团，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多架，均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难怪美国空军参谋长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四是援助我军炮兵武器弹药。苏联档案资料显示，1951年第一季度，我军在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00多吨，而我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总共只有1500吨。于是，苏联有求必应，大量援助，基本满足了我军在战场上的需要。朝鲜停战时，我志愿军部队拥有火炮14986门，反坦克炮7239门，迫击炮4046门，高射炮1317门。此外，还大量装备了苏式122毫米、152毫米榴弹炮，132毫米火箭炮，76.2毫米野炮，57毫米反坦克炮等，拥有15个师的炮兵部队，成为令对手胆寒的重火器力量。

五是帮助我军全部更换苏式装备。自1951年下半年开始，我志愿军开始全面换装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其中接收苏联轻武器89万余支和配套弹药2亿发，轻步兵部队全部更换成苏式装备。我军购进了10个坦克团、47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机械化师、5个自行火炮营的装备。另外，完全按照苏军编制新组建的现代化部队有：原106个陆军师中的56个师，6个坦克师和独立坦克团，101个独立高射炮营，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2个火箭炮师，14个榴弹炮师，2个反坦克炮师，33个高射炮团，4个探照灯团，9个雷达团和独立雷达营，28个工兵团，10个铁道兵师，以及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

毛泽东曾经兴奋地说：“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举行大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第四个保障：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供雪中送炭的援助

斯大林对新中国的刮目相看，赢得了苏联的尊重，苏联也真心真意地认了中国这个盟友。1955年友好顺利地把长春铁路、旅顺港、大连港的管辖权交还给了新中国，维护了新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苏联除了对我进行军事援助，还进行了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首先，通过外贸出口，向中国提供了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工业原料和设备。有资料显示，1950年至1952年期间，我国从苏联进口94.3万吨，占我国钢材生产总量的40%；石油产品150万吨，相当于我国生产量的5倍多。进口价值8.6亿卢布的工业设备，使我国迅速新建大批新企业，众多停产和半停产企业恢复生机。其次，向我国提供了156个事关国民经济的重点援助项目。这156个项目主要是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项目，总投资需要100亿卢布。数额巨大，工程量巨大，第一批50个项目多是恢复生产和为工业化打基础的骨干项目。到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开始大幅度增长，尤其是电力、煤炭、生铁、钢锭、钢材大幅增产。 1950年，苏联向中国移交了302处企业和资产，其中有47个工厂，对于我国经济建设也要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苏联还对我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援助，除了大量图书资料交换的途径，还派出数千名技术人员跟随项目进行技术指导，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使我们这个千百年来的农业大国在短时间内就发展起来自己的轻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新中国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