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4日早上,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传遍了国民党高层,跟了蒋介石21年的“首席侍从”、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舆论领袖”、素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自杀身亡!
陈布雷自1927年5月开始追随蒋介石,负责蒋介石文告、演讲辞的撰写,蒋介石署名的书籍,几乎全由陈布雷执笔。
他还是舆论宣传的总负责人,无论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各山头军阀,皆出自陈布雷的布局,可以说,陈布雷就是蒋介石的影子,如影随形地服侍蒋介石。
陈布雷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可以说是位高权重,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呢?
有传言说,辽沈战役战败以后,镇守华北的傅作义与共产党接触日渐频繁,陈布雷深感国民党政府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于是他犯颜直谏,希望蒋介石能放下身段,与共产党谈判,争取划江而治。
蒋介石恼羞成怒,打了陈布雷一个耳光,大骂道:“陈布雷,你糊涂透顶,谈判是保不住半壁江山的.....你教子无方,自己的女儿、女婿都是共产党,当然想求和!”
蒋介石的一记耳光和这些尖锐的话语,让忠心耿耿的陈布雷更加绝望了,他对时局和前途的迷茫,对女儿革命选择的无能为力,以及蒋介石的无情羞辱,使陈布雷心灰意冷,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陈琏是周恩来副主席安排在陈布雷身边的一颗暗棋,希望她利用机会影响陈布雷,让他在抗战中多做有益于国家的事情。然而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熙涉嫌共产党身份的不慎暴露,则成为压倒陈布雷的最后一颗稻草。
1909年,19岁的陈训恩(后改名为陈布雷)与恩师杨逊斋的女儿成亲,两人虽然是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婚,却恩爱有佳。妻子杨宏农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十年间,杨宏农为陈布雷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
1919年10月13日,陈布雷的第5个孩子降生在浙江慈溪县官桥陈家,她就是陈琏。然而陈琏自出生那一天起,迎接的不是父母的呵护,而是多灾多难的人生。
这一年,作为茶商的爷爷已经去世,陈布雷这个“大少爷”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不会做生意,不过参加了多场革命运动的陈布雷,写文章倒是一把好手。
“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他进入《天铎报》做编辑,以“布雷”的笔名书写辛辣的文字,直指社会的深层矛盾,深受读者喜爱。
然而写文章是他的强项,在名利场中就有些格格不入,他在《天铎报》倍受同僚排挤,还要想方设法另谋出路,家里几十口人生活的巨大压力,让陈布雷变得暴躁易怒。
此时,更让他手足无措的事情发生了,五女儿出生后,妻子杨宏农因产褥热医治不当,不幸离开了人世。工作、生活的压力,加上妻子的骤然离世,让陈布雷暴躁至极,他把一切的原因都怨到五女儿身上。
这时女儿可能是饿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陈布雷也不知怎么地就昏了头,他认为五女儿是个不祥之人,是她克死了自己深爱的妻子,暴怒之下来到床边,抱起女儿就往痰盂里塞,他要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
正在这个时候,孩子外婆听到哭声赶了过来,陈布雷听到门口的脚步声,又疯狂的抱着女儿走到窗户前,双手使劲把女儿扔了下去。
孩子外婆进门的那一刻,看到陈布雷的举动都快吓傻了,她赶紧往楼下跑,这时从半空中传来“哇哇”的哭声,天见可怜,这个女娃娃大难不死,竟然被楼下的藤架顶棚给接住了。
陈布雷歇斯底里地大喊着:“谁也不准救她,这个扫把星,是她害死了她的母亲!”孩子外婆赶紧让人把孩子抱了下来,搂在怀里再也不敢松手。
外婆面对这个险之又险、奇迹生还的孩子,再也不敢让她跟着父亲陈布雷生活,于是把她带回了老家慈溪抚养,还给她起了一个无比心酸的名字——“怜儿”(陈琏)。
外婆非常宠爱这个从小就失去母亲的外孙女,对她是千依百顺,呵护有加。在陈琏的记忆里,小时候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
在和表兄弟姐妹们的玩耍中,陈琏无忧无虑地长到了6岁。有一天,外婆把她叫身前,说道:“外婆年龄大了,再也不能陪你了,你回上海父亲身边吧!”
小陈琏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上海是哪里,懵懵懂懂的她,就随着姑姑来到了上海,回到了父亲陈布雷的身边。
陈琏遗传了她妈妈杨宏农的容貌,陈布雷看着五女儿感慨万千,他俯身将陈琏抱起,想起当年自己的冲动,内心感慨不已:“差点亲手杀了这个可怜的女儿。”
可是陈琏对这个陌生的父亲有些无措,睁大双眼看着陈布雷,即使姑姑如何催她,她也不喊爸爸。她幼小的心灵仿佛存有记忆,对这个父亲充满了提防。
陈布雷愧疚的抱着女儿,哽咽地说道:“唉,孩子太小,长大些就好了。”
1927年,已是《商报》编辑主任的陈布雷,在表哥陈屺的推荐下,进入了蒋介石的视线。
陈布雷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写了一篇动员演讲稿《告黄埔同学书》,蒋介石对这个新闻界的大V非常的满意,以“先生”之名称之,陈布雷最终掉进了“礼贤下士”的甜蜜陷井中。
跟随蒋介石之后,陈布雷的笔下再无针砭时弊的犀利文章,他成了蒋介石对外宣传的吹鼓手,国民党高层中的新贵。从此世间少了革命者陈训恩,而多了一位蒋介石的“影子”。
这时是国共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蒋介石对共产党大开杀戒,陈布雷作为舆论的负责人,带领一些无良文人写了许多抹黑共产党和美化蒋介石的文章。
周恩来当时曾经专门给陈布雷写信:“布雷先生,你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你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
陈布雷看到后羞愧难当,可是已经悔之晚矣。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陈琏跟随父亲生活后,陈布雷后娶的夫人王允默发现,陈琏虽然看似柔弱,却有着异常倔强的性格,别的孩子听从管教,可是她却坚持自己的看法,常常和继母争辩。
每当这个时候,陈布雷总是劝王允默:“琏儿这些年受苦了,随她去吧!”
而王允默则妥协苦笑道:“你还是太惯着她了,这样对她不好!”
陈布雷作为生活在封建时代末期的男人,重男轻女的意识仍然深入骨髓,他让自己的几个儿子接受高等教育,却不允许自己的女儿们受到太多的教育。
可是陈琏却偏偏违背父亲的意思,自作主张考进了杭州高等学堂。王允默告诉陈琏:“你父亲廉洁清正,是个穷书生,没有其他收入,家里无法供这么多孩子上高价学校。”
陈琏却不松口,她说:“我可以考公费,不让家出钱。”陈布雷见事已至此,只好无奈地同意了。
1936年,陈琏通过自己努力,考上了杭州高等学堂的公费生。这让陈布雷既感到女大不由爹,又有一丝丝的骄傲,女儿还是很有才气的。
在杭高的日子里,陈琏接触到了大量的先进革命思想。“七七”事变后,陈琏和许多同学一起,参与到宣传抗日的热潮中,她还给《战时生活》撰写稿件,同时受共产党员骆耕漠等人的影响,对她的思想改变极大。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沦陷,陈琏虽然想留在浙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是在家人的强烈劝阻下,还是和一家老小跟着父亲来到了重庆。
南京沦陷后,重庆也不断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冤死了许多无辜的百姓。身在大后方的热血青年无不愤慨,抗日救国成了年轻人心中最热切的希望。
这一年,住在北碚实验区的陈琏考入了北碚国立二中,她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国运动。然而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让陈琏既气愤国民党的无能,又为国民党卖命的父亲不值。同学们与她这样的官二代之间的隔阂,也让陈琏倍感失落。
在这样的环境下,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的陈布雷以徐道临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日关系”的文章。
此时的蒋介石既怕日本的强大军力,又害怕共产党借机壮大,他授意陈布雷按他的要求发文,文章的核心意思是让国民和日本政府理解他的苦衷,想换取中日之间的合作。
陈琏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的气愤,她不知道这篇文章出自父亲之手,但是她知道这篇文章狗屁不通,就是汉奸卖国文章。因此她在报纸上用笔名接连写了几篇文章进行反驳,父女俩成了舆论战线上的对手,可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陈琏的做法,被学校内的一名老师钱澄宇(共产党员)发现了,他想发展陈琏入党,同时也感到不可思议,以陈布雷这样国民党内顶级高官的家庭,竟然有一名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接触,他发现陈琏是一个充满爱国之心的好姑娘,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同志,钱澄宇决定向党组织汇报,介绍陈琏入党。
陈琏在与钱澄宇接触的过程中,多次利用自己父亲的特殊身份,向中共北碚中心县委传递有关国民党的内部情报。
1939年7月,陈琏经中共北碚中心县委批准秘密加入共产党。没过多久,陈琏就收到了西南联大的录取通知书,临走前,陈琏与父亲道别,陈布雷此时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女儿竟然选择了与他截然相反的道路。
加入共产党之后,陈琏的出身立即引起了中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关注,陈琏的身份太特殊,他能接触到国民党核心人员和消息。
陈琏和众多爱国青年一样,都向往革命的圣地延安,与父亲道别后,并没有并往西南联大,而是踏上了北去的火车。车还没出发,陈琏就被邓颖超拦了下来。
邓颖超说:“现在是中共合作时期,如果你现在去了延安,你父亲打听到这个消息,问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你要以国共合作的大局为重,还是留在大后方更合适,这里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陈琏听从了邓大姐的劝阻,又悄悄地返回家中,收拾好行装,到昆明西南联大去报到。在这里,她碰到了一生的挚爱——共产党员袁永熙。
袁永熙是党组织给她安排的秘密上线,袁永熙的身份也很特殊,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大姑父是“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子,二姑夫是徐世昌之子,姐夫是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是名副其实的“公子哥”。
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人在西南联大一起为党工作,秘密潜伏下来,成为在隐蔽战线里的亲密同志。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云南特务头子康泽拿着名单到西南联大去抓人。接到党组织通知的陈琏和袁永熙,跑到了云南农村躲藏起来。
临走之前,陈琏给自己的姐姐写了一封信,上面写道:“姐姐,再会了,我去的地方是山区,这辈子也许都见不着了......”
姐姐很害怕,把这封信拿给了陈布雷。陈布雷虽然不知道陈琏加入了共产党,但他知道陈琏平时“不安分”,经常跟进步学生来往,还参加一些革命运动,他以为山区就是延安,顿时有些六神无主。
这样的事情可不能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他思来想去,最终想到请五妹夫翁祖望。翁祖望的儿子翁泽永是郭沫若的秘书,由他请郭沫若帮忙,委托共产党打听陈琏的下落。
有一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来到郭沫若家拜访,正事谈论结束后,郭沫若让翁泽永将陈布雷的请求讲了出来,周恩来欣然决定帮忙。
周恩来先后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处查询陈琏的下落,均无此人。周恩来断定,陈琏可能是藏了起来或者被特务抓了,事情果然如此。
1942年初,袁永熙到重庆八办汇报工作,将陈琏的事情告诉了钱瑛。邓颖超知道这个消息后,指示袁永熙将陈琏带回重庆,让她回到父亲身边,希望陈琏的进步思想,能影响、改造陈布雷。
不久之后,陈琏回到了家中。时隔一年未见,陈布雷拉着女儿的手,不舍得放下。当听说周恩来亲自帮忙寻找女儿的下落,陈布雷激动地说:“真是太感谢周公了!”
回到家后,陈琏在父亲的安排下,转入中央大学上学。可是陈琏与陈布雷在政见上分歧很大,常常因对时局的看法发生争吵,心情很不好。
陈琏大骂四大家族任人唯亲,大发国难财,国民党高层纸醉金迷,误国害民,陈布雷被说得哑口无言,他比陈琏更清楚国民党内的肮脏、龌龊,心里也有些迷茫。
没过多久,陈琏听说有一批进步青年要去延安,她也下定决心一起去。可是她的行踪再次被党组织得知,陈琏这一次又没有去成,被带到了重庆八办。
这一次,周恩来亲自接见了她,希望她放弃去延安的念头,在重庆完成学业,并借机影响陈布雷,多做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
陈琏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回到父亲身边生活。她没有忘记周恩来的嘱托,经常把革命书籍装作无意放在陈布雷的卧室和书房,希望父亲能有所转变。
1946年秋,经党组织批准,陈琏和袁永熙准备到北平开展学生运动。临行之前,陈琏与父亲深谈了一次,她知道父亲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于是对父亲说:“爸爸,我绝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我一定会保持清白的家风,希望你也不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
陈琏的话刺痛了陈布雷内心深处的坚持,陈琏走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与琏儿谈思想甚详,父女之间的见解始终不能一致!”
在北平工作期间,心灵相通的袁永熙向陈琏表达了想结成革命伴侣的想法,陈琏幸福的同意了。
在经过党组织批复和报告陈布雷后,1947年8月10日上午,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举行婚礼。
陈琏和袁永熙作为国民党官二代,陈布雷等长辈的身份,让在北平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趋之若鹜,这些人只知道两人是陈布雷的女儿和女婿,却不知两个人都是共产党。两人出入于国民党的各种场所,为党做秘密工作。
此时毛泽东主席正在指挥全党全军对国民党进行全面战略反攻,而陈布雷则被蒋介石牢牢地拴在南京,无法参加女儿的婚礼,陈布雷深感遗憾。
然而两人结婚后仅仅1个月,由于北平地下党的叛徒出卖,袁永熙经常出入的地下党活动地点被特务监控。有一天,袁永熙正和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陈彰远等人在家里商量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强行带走。
随后,陈琏也被捕了,两人被送往南京保密局关押。在狱中, 虽然没有被捕经验,可是两人坚信共产主义信仰,决不向特务低头。
特务们将两人分开提审,袁永熙被三次用刑,有了身孕的陈琏更是晕倒了几次,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也没有泄露党的秘密。
特务们在他们口中没有得到有用的情报,又因两人身份特殊,只好向蒋介石汇报,然后将两人转送到看守所关押。
蒋介石得知陈布雷的女儿、女婿竟然是共产党的嫌疑犯,十分的震惊,因为国民党许多机密电文都是陈布雷整理好了之后再交蒋审阅,如果陈琏是共产党,那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只是因为叛徒身上有一张袁永熙的照片,才被怀疑是共产党,蒋介石这才松了一口气。
政敌利用职权将陈布雷的女儿关押起来,又见诸报端公然的羞辱陈布雷,这让一向标榜“效忠党国”的屈辱至极。
陈布雷在女儿被捕后,他并没有马上去营救,沉默一段时间之后,他专门找到蒋介石汇报,大意是:“女儿陈琏该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全然不用考虑我。”他再次向蒋介石表忠心。
其实陈布雷心中明白,他不相信女儿会干不法之事,但女儿、女婿在政治上倾向于共产党,这一点他也毫不怀疑。
蒋介石虽然没有从手下那里得到陈琏二人是共产党的证据,但疑心已起,没有证据,也不能和陈布雷翻脸!陈布雷找他时,他说:“我派人查了,你的女婿是民青成员(民主青年联盟),不是共产党。”
蒋介石的话让陈布雷松了一口气,凭着跟随蒋介石多年的经验,他从蒋的话中听出了有放他女儿、女婿一马的意思,诚惶诚恐的拜谢回家。
回来之后,陈布雷马上请好友李唯果想办法营救自己的女儿。1948年1月底,陈琏出狱了。又过了54天之后,袁永熙也被保释出来。
陈琏被陈布雷接回家,看着陈布雷过度劳累的神情,陈琏难过得不知说什么。陈布雷老泪纵横:“唉,为了你们,多少人在攻击我呀!你们几个也都消停点,我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陈琏回家后被陈布雷禁足了,袁永熙出狱后也被送到陈布雷处,岳父、女婿两人就在这样尴尬的场景下第一次见面。后来,陈琏二人被送到慈溪老家“生活”,她在狱中受了惊吓,孩子也没有保住,心情十分的压抑。
到了1948年7月,陈琏身体逐渐恢复,她被安排到南京国立翻译馆当资料员,而袁永熙则被安排到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敌伪产业处理科当了科长。两人利用工作之便,为党组织搜集了大量的情报。
1948年10月中旬,陈布雷突然让陈琏夫妇陪他到中山陵祭拜孙中山,三人在孙中山陵前行鞠躬礼之后,陈布雷则怀着沉重的心情往回走。陈琏两人看着父亲疲惫的身影,竟无言劝说。
陈琏不知道父亲怎么了,但她知道现在全国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在东北被林彪打得烟消云散。父亲的沉默,也许和国家的形势有关。
事实正是这样,随着国民党军在国内战场上的全面败退,陈布雷深知国民政府的末日就要到来,他即无力回天,又觉得对不起重用自己蒋介石,变得彻夜难眠,开始有些绝望。
淮海战役爆发后,陈布雷向蒋介石进谏,让他跟共产党和谈,也许划江而治是最好的结果。他还痛斥国民党高层的贪污腐败行为,要求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散尽家财,救党国于水火。
陈布雷的话彻底激怒了蒋介石,蒋介石一巴掌打在了陈布雷的脸上。这一巴掌让陈布雷面容呆滞,也让他二十多年忠心耿耿地追随成了个笑话。
不仅如此,蒋介石在主持国民党高层会议上还大骂“和谈派”:“我们党内有些人没有骨气,只知道一味求和,我是绝不会求和的,我要战斗到底......”
陈布雷在会场阴着脸没有说话,他也许在想,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彻底离开吧!
11月13日上午,陈布雷突然打电话把袁永熙叫来,翁婿俩人在一起聊了很多,陈布雷问了女儿的身体情况,让他好好照顾陈琏。陈布雷说:“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对政治却一无所知,我已被蒋先生拴在手中,无法脱身了......”
袁永熙见他状态不好,就告辞离开了,他没想到这一走,竟然是和陈布雷的最后一面。
当天晚上,陈布雷写了数封遗书,服安眠药自杀身亡,终年58岁。
第二天上午,陈布雷自杀被秘书发现。陈琏得到这个消息后,即悲痛又为父亲感到不值。她尽管与父亲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尽管父亲小时候曾想把她摔死,但后来始终是爱她的,这让陈琏心中悲伤不已。
陈布雷的死,也让陈琏对南京的家再无一点念想。
11月15日,是陈布雷大殓之日,陈琏的表妹翁郁文(中共地下党员)专程到南京,带来了组织上对陈琏的关心,并告诉她们可以安排回解放区工作。
1949年1月,陈琏和袁永熙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被秘密送出上海,来到了西柏坡。很快,他们又被周恩来安排加入了解放北平的革命队伍。
北平“和平解放”后第三天,陈琏、袁永熙被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工作,这里可以直接看到六国饭店,陈琏兴奋地对丈夫说:“一年多前我们在那里举行婚礼,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现在,我们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工作了!”
建国以后,周恩来总理请陈琏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谈谈父亲陈布雷,陈琏这样说过:“父亲一生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愿,不仅没有实现初衷,反而做了旧社会的殉葬品。是错误的意识使他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她还说,虽然我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地,但是我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
谨以此文向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陈琏夫妇以及无数地下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