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便以重庆为中心建都,四川省也由此成为国民政府的后方基地。四川的这个大后方战略地位在蒋介石眼中非常重要,四川领导人的位置也一定是由蒋介石的心腹担任。1949年10月王缵绪担任四川省主席,也正是在他任职期间,为了保住一位陆军中将,公开率领4.3万人在成都起义,为全国最后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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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后的和平之光
从1937年底南京陷落到1945年日本投降,四川是国民政府的核心地区,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迁至南京,有了先前丢失南京的惨痛教训,对四川的重视程度再一次提高。更何况在四川,自古便有“川蜀之地,可成帝业”的说法。
四川盆地多山川阻隔,地势险要,且土地肥沃,可以说占据四川退可保基业,进则可取得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所以,四川的战略地位是蒋介石极其看重的。
国共内战时期,四川省主席和西南战区军事负责人一直由蒋介石的亲信担任。194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败局已定。如果在古代,沿海地区战略地位没那么重要,那么固守四川以图进取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固守四川放弃一切沿海地区一定是自寻死路。因此,四川地区的大后方战略再重要,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放弃。
蒋介石也撤去了自己原有的亲信,任命王缵绪担任四川省主席和西南第二路游击军总司令。要知道,蒋介石授予王缵绪的是四川省所有的军政大权。这在以前,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把这种权力,尤其是军事指挥权让给四川本地的将领,一是容易壮大四川本地势力,不方便管理,二是不方便自己牢固地掌控四川,难以培植自己的势力。
当年的刘备入主益州时,也是采取重用荆州系将领压制益州系将领。可以说想要彻底在四川站稳脚跟,这种做法是最快最管用的。王缵绪作为川军派系的重号将领被授予了这种军事大权,同时也说明了一个趋势一个态度,一个四川即将脱离国民政府管控的趋势,一个蒋介石准备放弃四川的态度。
果然,不久之后解放军便西进开始入川。连国民政府的嫡系部队都打不过解放军,仅仅凭借剩下几万人的川军,又能固守多久?严酷的局势,让川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面以王陵基、盛文为首的将领坚持跟随蒋介石反抗到底;另一方面以刘文辉和潘文华为首的将领主张投降。
但四川到底是经历一场腥风血雨还是和平解放,还是由王缵绪这位新任的四川主席说了算。王缵绪本人此时正焦头烂额,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地位和权力,便要转瞬即逝。自己的亲儿子也在不久前被解放军俘虏,自己倾家荡产地扩充军备,以图守卫四川却被国民政府无情抛弃。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强敌压境的压力让王缵绪屈服了。1949年12月22日,走投无路的王缵绪率领4万余人的川军起义,自此四川大地和平解放,这和平之光终究洒向了四川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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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不大的儿子操不完的心
四川能够和平解放,王缵绪最后下了起义的决心,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王缵绪的儿子-王泽浚。王泽浚是一个典型的军阀二代子弟,早期很多川军将领对这么一个纨绔子弟并不熟悉,但王缵绪对这个儿子的教育还是下足了功夫。早在1925年,王泽浚就被安排进川军里摸爬滚打了。
起初,在有人看管的情况下,王泽浚还算是个较为优秀的军官,可随着他官职的提高和父亲的影响力的扩大,他原本的性格也愈加暴露。果然,不出两年的时间,王泽浚荒淫无度,贪图享受的军阀二代本质便暴露无遗。1926年12月,已经是上校团长的王泽浚便在刘湘军中培植心腹,建立自己的势力,这种两面三刀,有利益和好处就无所不用其极的做法与其父王缵绪如出一辙。
在军中站稳地位的王泽浚便更加放纵,吃喝嫖赌抽大烟,每一样都离不开。可光会贪财享乐就想到达他们这个地位是不可能的,还要有长远的眼光,也就是俗称的“会站队。”这不,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机敏的王泽浚一下就发现了局势的变化,迅速抱上了国民党这个大腿。凭借自己当墙头草的经验,迅速升任少将旅长,成功跻身蒋介石直属的中央军官训练团,成为了国民党骨干将领。在获得充分信任后,他凭借川军地头蛇的优势,获得了不少权力。
还别说,这样一位投机取巧、贪图享乐的军阀二代是有真本事的。在抗战中取得了不少胜利,尤其在武汉会战中更是作为将领亲临前线。但这,只是他人生中仅有的高光。抗战结束后,他的本性再次暴露无遗,在四川境内购置了大量田地和财产。
不仅如此,他还光天化日奸掠妇女,更是干出了挖出平民肝脏为其母治病的丧尽天良的事。此外他军纪极其混散,纵兵害民这种事是家常便饭,曾经对待红军也是手段狠辣。好在,如此的败类终究还是躲不掉报应。
1948年11月18日,早已荒废自身军事能力多年的王泽浚,面对身经百战的华野,将自己的部队在碾庄全部葬送,本人也被生擒活捉。这一次他连自己“会站队”的优势都没能发挥,真是既让人可笑,也让人可怜。恐怕就连王缵绪自己也没想到,自己这个亲身儿子是这么的无能让自己心力交瘁。
三、父子悲惨的后半生
王缵绪和王泽浚的前半生可以说令人非常羡慕,在军中屡屡被提拔,官场上也是平步青云。王缵绪起义成功后,让四川全境得以和平解放可以说是大功一件,也正为此,血债累累的该被处以死刑的王泽浚也免去了一死,加上王泽浚本人惯会投机,积极认罪,伏法态度良好,被判处死缓。
但二人的老油条投机取巧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注定不会在我党我军长留。先说王缵绪吧,新中国成立后,考虑王缵绪在川军中的地位,将他安排进西南军委会,可这位前四川主席,却屡屡挑战我军底线,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自己该干的事。以为自己曾经在军中官场的那套投机办法在解放军中还能奏效,完全阐释了什么叫德不配位。
1957年,他企图联合曾经的部下逃脱大陆,最终于当年11月15日,在深圳被捕,1960年,在重庆监狱绝食而亡。而王泽浚,这个死缓犯,在余生的26年间辗转于苏州、济南和秦城等多个监狱,并于1974年病逝。也许这个报应对于王泽浚来说有些轻了,即便是坐了二十多年的牢,也难以偿还他的罪孽,也难以让死在他手里的平民百姓和红军战士得到慰籍。
王缵绪为了王泽浚率4万余川军起义,让四川和平解放,让四川百姓免于战火,对全国统一和民族进步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功过分明的党纪军纪,也没有让这对投机父子继续祸害国家,为以后整顿党风党纪提供了极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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