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5日，一支国军轰炸机中队（四架V-11型轰炸机）从成都起飞，对日军在山西运城的基地发动了一次突袭。

因为行动隐蔽，这次空袭取得了炸毁敌机20架的战果。但自身也损失一架、迫降一架，牺牲三人（带队长官座机坠毁），仅有两架安全返回成都。

空袭运城出奇不易，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但也暴露出中国空军很多缺陷，比如组织管理水平落后、保养维护能力低下等。尤其是带队大队长刘福洪的牺牲，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这次行动在当时和60年后都引发过争论，堪称一场“罗生门事件”，参战飞行员各执一词，互有指责之意。让我们参照当时的任务报告和飞行员回忆录，将这次轰炸行动进行一次复盘。

中国装备的Vultee V-11轰炸机

战后报告

参加这次轰炸行动的分队长马俭进，在任务结束后第二天向上级作出一份书面报告，下边摘录其中一部。原文为文言，摘录时做了口语化翻译。

“本次任务的行动计划，在行动日前三四天就拟定完毕。但因为天气和其他原因，并没有按拟定好的作战计划执行。一直到昨天早晨才临时决定出击。”

“命令虽然已经下达，但轰炸总队长却不在部队驻地。我们一直等到中午12点才起飞。这时从成都飞往运城已经太晚，我们起飞后为了赶时间，领队长机（刘福洪）加大油门，速度比平时快。”

“编队飞到南郑附近时，分队长李承训通过无线电报告，“跟不上编队速度，不能按时赶到目标上空。”

“经过南郊以后，我已经看不到李承训的座机。（事后得知该机自行返回成都，因迷航迫降于甘肃甘谷附近，机上三人均受轻伤。）

“当编队到达运城时只剩三架飞机，此时我们的高度大约是3100米。从空中发现日军机场内有单发飞机26架，沿着跑道两侧停放。地面并没有高射武器抵抗。

轰炸运城

我们编队从东向西北进入机场，瞄准敌机一齐投弹，当时看见烟火四起、尘土飞扬。但刘俊座机因炸弹架失灵，未能将全部炸弹投下。只投下6枚，其余14枚带回。”

“返航到永济上空时，我看见带队长机（刘福洪）投弹，因此可知长机炸弹也没有完全投下。在运城机场上空，我们大约共投弹40枚，摧毁敌机20架左右。

当返航到距西安200公里时，见领队长机内有一人跳伞。不到10分钟，就看见长机在空中爆炸并坠毁，大概是因为发动机温度过高所致。”

“我（马俭进）和刘俊二机于17:40在西安降落。第二天早晨，因为空袭警报响起，两机再次起飞。起飞前我曾叮嘱刘俊到南郑降落，但到南郑近郊时，刘俊不顾命令径直飞回成都，我则驾机降落于南郑。”（红字部分内容，飞行员刘俊有截然不同的陈述）。

V-11 轰炸机

三十年后的回忆

马俭进报告中提到的飞行员刘俊，于30年后的1967年10月，也用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了这次行动。

“当天中午传令兵通知，携飞行衣装去机场。到了机场请示任务，接到指示“跟着飞”。沿途机内机外都保持无线电静默，等看见领队长机（刘福洪）打开弹仓投弹后，我机也随之开弹仓投弹。”

“返航时，只有我一架飞机追随领队长机之后。过了不久，看见领队长机突然急速下坠，触地尘土飞扬，此时见一降落伞张开。

“我此时在空中焦急，不知是否应该紧急迫降实施救援，忽然看到一架友机V-11从我的左面上空掠过。当时天色已晚，我盘旋两周没有在地面发现长机残骸，于是追踪刚才这架友机一路向西飞去。”

不久，在空中看见一座城市，地面万家灯火，我和所跟随之友机一同降落于此地附近机场。记得当时我问同机组人员，‘这是什么机场？’射击士陈雄飞回答：‘西安。’

我反复确认：‘必须确信这里是西安，否则我宁愿迫降，也不愿成为战俘。’

陈雄飞回答：‘这里确实是西安’。

等我们安全降落后才知道，我一直跟随的那架飞机是分队长马俭进机组。”

中国订购的V-11在加州进行测试

“第2天拂晓，空袭警报响起。我们立即赶到机场登机、开车。机场人员频频打旗语催促我们起飞，我机组马上滑行起飞，但一起飞即进入云中。

由于我没有受过云中飞行训练，几经艰险才飞出云海，这时高度约七八千英尺。”

“因有敌机警报，我们不敢在附近空域久留，于是向成都飞行，因为航路略有偏差，先到了宜宾，之后降落、加油，再次起飞才返回成都。当天成都能见度甚低，还下着绵绵阴雨，但我对成都周围地形非常熟识，因此安全在凤凰山基地降落。”

从刘俊的回忆录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次轰炸的组织混乱和随意，而且刘俊的回忆和马俭进的报告已有不一致之处，尤其是结束任务后回撤路上的情形。关于这一点，刘俊后来还特意强调了一些细节：

”这次出征，因为我在航校中驾驶V-11型轰炸机的成绩较好，所以全体同学中仅有我一人被选中参战，内心非常荣幸。

但是在出任务时，目标在哪？航路如何？返航目标在何处？应当如何临时处置情况？这些情况我一概不得而知，起飞前仅有三字命令：“跟着飞”。

我军计划的轰炸运城航线图

“在领队长机遇难后，我机盘旋多时。如果没有看到另一架飞机飞过，真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第二天凌晨空袭警报来临，我们分队长（马俭进）也没有给我任何指示。没有告知中途在哪里降落，在何处待命，我只能听从机场的信号行动。”

“当时，两架飞机都各自忙于开车。分队长马俭进根本无暇顾及我机。我们起飞后，也不知分队长能否顺利起飞？起飞后飞往何处。”

从这段回忆中，似乎可以看出，刘俊机组担任僚机任务，但他对飞行所需的很多关键信息并不掌握。

从两位飞行员时隔30年的叙述中，能看出不少互相矛盾之处，隐隐含有互相指责之意。当年空中真实情况只有当事人知道，究竟真相如何今天已不能复核。

不过，从双方陈述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次出击的指挥之混乱，管理之无序。

长官的批评

时任国民政府第一军区司令官的沈德燮在战后的报告中也给予参战部队严厉批评，他毫不客气的在报告中指出：指挥官缺乏合作意识、地勤人员业务无能、执行队员缺乏服从精神。

下边摘录部分沈德燮报告内容。

“指挥官怠于公务。根据马队长的报告，轰炸运城的命令5号上午8点前已经下达到部队，原定10点左右出发，但因为总队长迟迟未到队，没有长官负责。直到中午12:00，许总队长归队后才匆匆起飞。”

“领队人员对飞机性能欠研究，统驭不力；战斗人员忽视命令、欠缺服从心；地勤机械人员对武器系统检查欠周密。一共同时起飞4架飞机，却有一架不能跟上队伍。究其原因，肯定是因为机械性能不如其它三架飞机所致。”

刘福洪

“另外三架飞机中，仅有一架将全部炸弹投下。其余两机仅投下2/3或1/4。这是炸弹架故障导致，而机械人员竟毫无察觉。

“刘俊于西安降落后，既不向机场声明炸弹未投完，西安机场机械人员也不进行检查。直到第二天凌晨即将起飞时，才匆忙将炸弹引信去掉。”

原本可以避免的损失

从以上这些当事人记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空军号称精英部队，竟接连出现各种低级错误：指挥官怠于公务，战斗人员忽视命令，机械人员疏于检查。随便哪一个环节出现如此状况，都可能导致任务失败。

甚至在这次任务中牺牲的刘福洪队长，如果对V-11轰炸机机械故障处置得当，悲剧本也不至于发生。首先，必须承认V-11并不是一种适合轰炸的机型，中国空军采购的V-11具有天生缺陷。

V-11攻击机是美国伏尔提飞机公司研制的单引擎水平轰炸机。其原始设计是单发动机的V-1客机，但由于美国相关法律规定单发飞机不能作为客机，故而改为军用攻击机。

V-11客机原型

V-11攻击机出售给中国、巴西、土耳其和苏联，只有中国将其用于实战。出口到中国的V-11原本应安装1176.8千瓦发动机，美方报价十万美元一架。负责这项采购的是孔祥熙的侄女孔令俊，她虽不懂任何航空技术，但将美方报价从10万美元压到了8万美元。

压价后，美方将绝大部分发动机换成了625.17千瓦的缩水版。这一致命的改动，导致动力严重不足，验收时中方却无人指出。

“小马拉大车”的V-11在装备空军后，负载过大的发动机经常会发生超温现象。刘福洪座机的爆炸，直接诱因就是发动机超温导致油路起火。

后来中方向厂家追诉，美方拿出合同，指出合同里明确标注V-11为应为教练机，自然不能按照轰炸机的标准起飞。既不懂飞行更不懂技术的孔二小姐，让中国空军吃了个哑巴亏。

土耳其采购的V-11

不过，虽然V-11发动机容易超温，但并非一出现超温就一定会发生爆炸，只要正确处置，平安降落的问题不大。刘福洪座机空中爆炸，可见他并不知道排除超温故障的方法，当然，也有可能是地勤保障部门没有把正确处置方法通知到位。

除了这些技术问题，导致刘福洪座机超温的根本原因应是指挥不力。

以V-11的巡航速度，从成都起飞到运城需要4个小时，返航时还需4个小时。2月初的成都日落时间为18:43，天黑时刻为19:08。当时中国空军远距离飞行只能靠地标导航，一旦天黑则难以观测地标，迷航可能性极大。

这也是为何要将出击时间定在10点的原因：如果12点之后起飞，返航时就已经日落，要冒很大的安全风险。但出击当日轰炸部队最高长官竟然不在一线，现场无人负责，只得坐等。直到12点长官赶到，各机才在仓促间起飞。

刘福洪为了赶时间，才不得不保持高速飞行，引起发动机超温诱发油路起火。

飞行途中僚机曾以无线电报告，提醒刘的速度过快，但他并没有做出回应。可见他对V-11的机械故障危险性认识不足，对僚机的顾虑和提醒也没太在意。

空军地勤人员的素养也明显不足，这次出任务可以看出，他们对飞机的保养能力并不很强。2月5日当天4机同时起飞，而其中一架却跟不上编队，很大概率是机械工作不正常，而这和地勤日常维护检查有直接关系。

当编队成功突入敌方机场后，仅有分队长马俭进把所有20枚炸弹投下，另外两机都因炸弹架失灵而未能全部投放，再一次暴露出后勤保障的缺失。

由此次轰炸运城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空军飞行员的训练水平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像陈纳德这样的资深航空战术军官，在中国空军决策层里极度缺乏。刘福洪英勇作战无愧于烈士英名，但如果部队技术支持更到位，他本不至于在任务完成后返航途中牺牲。

V-11外销成绩良好，但只有中国采购后真正参加了实战

在空军当时出现的各种状况中，有一件事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我战斗机打不中敌机，原因竟迟迟无法查明。

早在兰州空战之前，中国空军每次和日军交手都很少有击落战绩。飞行员们反映，虽然在空中有大量射击，但总打不中敌机。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空军的击落成绩少到令人难以置信。有时飞行员们拼死冲入敌轰炸机群内近距离开火，却总不能击落敌机。

很多飞行员误以为是自己射击技术太差，或是日军飞机异常坚固。直到后来在陈纳德的指导下，航空委员会对所有作战飞机进行地面校射，才发现是机枪出了大问题。

进行校射是在陈纳德指挥下进行的，工作人员把飞机在地面固定好，保持稳定，然后在200米外的预定弹道交汇点设置靶标，再用飞机机枪向标靶射击，用来验证弹道。射击结束后发现：机枪子弹无一命中，大多击中标靶前的地面。

经过检查，原来是机枪膛线出了问题：很多机枪膛线磨损过重，初速度严重不足，导致射击距离偏近，飞行员们此时才恍然大悟，懊恼不已。

德国空军在进行枪炮校射

其实，这个问题西方国家空军早已发现：飞行过载会导致机枪紧固件松动，并且机枪在长期使用后膛线也会磨损。这些都可能导致机载武器的弹道偏离原始瞄准线。因此，西方国家空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校正机枪，并把这项工作写进了操作规程，列为必做科目。

但在国民党空军里，技术人员缺乏专业和敬业精神，人浮于事，如此重要的技术检查竟长期无人问津。由此可见，国军空军长期处在“既无理论也无实践”的荒诞运行中。

后记：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从表面看起来飞机数量较多，但装备技术水平却很落后。中国从各国采购的飞机型号繁杂、数量不均，给后勤带来巨大压力，无法支持长期作战。

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撑中国空军作战的并不是科学的计划和缜密的行动，而是血气之勇。飞行员们仅凭自己的勇敢和一腔热血与敌军作战，但支撑作战的其他分系统却缺乏专业人才，鲜有科学管理，装备也缺乏妥善的维护。

指挥员没有良好的组织协调和能力，飞行员之间缺乏配合、各自为战，地勤机务维护水平不高，这些都导致中国新飞行员战损率极大，平均作战半年即陨落长空。

仔细分析后可知，抗战期间中国年轻飞行员快速凋谢的真正原因是国民政府的腐朽。官僚作风之下，军机采购任人唯亲，国民政府官员对空军作战理解匮乏、对空军建设认知浅薄，高层对如何保持空军战斗力束手无策。

这才是这支军队打不了胜仗的真正原因。（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