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明天(10月22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1936年的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成功在宁夏将台堡会师,此前的10月9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这两次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之际,小牛梳理史实发现,长征之所以将陕北作为目的地,竟与几条新闻有关……
红军长征是一场被迫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时,大部分官兵并不清楚终点在哪里。
长征落脚点在哪里,新的革命根据地就将建在哪里,这是关系红军存亡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形势的快速变化,曾使中共中央八次改变对长征目的地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最终选择长征落脚陕北,竟和报纸上的几条新闻有关。
1935年9月18日,已经艰苦行军近一年、经历无数战斗的红一方面军攻占甘肃岷县(今宕昌县)哈达铺镇。
鉴于当地敌军薄弱、物资丰富、群众条件好,中央决定在当地休整。
毛泽东找来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让他们在镇上找点“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梁兴初等人在哈达铺邮局找到了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和《西京日报》等刊物,上面记载了几条关于陕甘苏区的新闻。
1935年7月23日《大公报》刊载阎锡山7月22日晨在绥靖公署及省府纪念周报告说:
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
……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
8月1日《大公报》援引敌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话说:
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支不过万余。……
匪军军长刘子丹(即刘志丹——引者注)辖三师,……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
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陕北不但有红军,而且苏区发展态势恰如1931年的江西!
这些消息令长征途中消息闭塞的毛泽东等人眼前一亮、精神一振,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毛泽东此前在俄界会议上做出的被敌人打散的最坏设想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在新的根据地继续开辟中国革命新的阶段。
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红一、红三军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
他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几天后,党中央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了北上与陕甘苏区红军会合,长征落脚陕北的决定。
1935年10月下旬,党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宣告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纵横11省,完成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任务。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先后到达陕甘苏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标志着历时两年、长达数万公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有人说,毛泽东在哈达铺看到那几条新闻,促使红军走向陕北有很大的偶然性。
其实,利用新闻报刊了解敌情、寻找革命方向,是毛泽东的长期习惯。正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
1929年,毛泽东率领红军在赣南闽西开辟根据地,因可天天看到国民党的各种报纸,他非常高兴,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红军非常重视通过新闻报刊获取外界消息。
尽管长征途中条件艰苦,但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仍坚持利用红军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外国通讯社英文稿,经编辑油印为“参考消息”,供中央参阅。
毛泽东不仅从各种媒体了解情况,而且还反向“采访”那些对他感兴趣的外国记者。他对国际事务的熟悉,常令许多成熟的外国记者感到惊讶。
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向他询问英国工党的政策,还问到许多关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问题。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说,“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
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回忆对毛泽东的采访时也提到:“他首先询问我有关美国的情况。我发现他对许多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比我还了解。……他有计划地获取情报知识,其用心程度不下于对军事战略。……外国来访者来到延安时总要求他们介绍本国情况。”
1948年,毛泽东刚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西柏坡,就提出“凡是敌占区的报纸,不论是大报、小报都要,什么《世界日报》《益世报》《平民日报》《华北日报》《新民报》等等,能买多少,买多少,送给党中央研究”。
坚持研究与分析报纸尤其是反动派的报纸,以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正是毛泽东能屡屡克敌制胜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的报纸更多,他将报刊作为了解各行业动态的窗口或风向标,以获取信息,指导工作。
1958年,全国掀起了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运动。对于应不应该消灭麻雀,科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毛泽东知道后,要秘书把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收集起来送给他。
仔细阅读这些材料后,毛泽东在1960年3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科学界在报纸上提的意见,对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毕生都将阅读新闻报刊、搜集各方面资料视为认识世界的重要一环。“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这是延安时期流传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逄先知回忆,有几次因为没有及时将当天的报纸送阅,毛泽东批评说:“我是要看新闻,不是要看旧闻。”
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他专门指出:“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新闻传播工作尤其重视大量占有信息,以服务受众需要,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中新社曾倡导采编人员“半天研究侨报,半天写稿,投其(境外媒体客户)所好”,这种服务意识,正是对上述毛泽东新闻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毛泽东的这些新闻思想,仍值得我们品味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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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彬,涂鸣华.百年中国新闻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7.方汉奇,丁淦林,黄瑚等.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8.(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9.孟红.毛泽东的报纸情结[EB/OL].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2/0810/c85037-18717835-4.html
来源:微信公众号“庖丁解news”
作者:戴梦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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