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我军在江苏境内俘获了一支国民党部队。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支国军部队的少将师长，竟说自己是我党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特工。
当时正值渡江战役即将打响的紧要关头，万事都要慎重。他虽然硬说自己的真实身份是自己人，但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我军工作人员实在没有办法相信他的话，只能暂时将他关押在狱中。
不过巧的是，在关押期间，这位国军少将见到了时任我军88师补充训练团团长的钱申夫。虽然多年未见，但这位国军少将还是从钱申夫的面貌轮廓，认出了对方是自己的老同学。他当即激动地跟钱申夫说：“我是李唯平呀！老同学，抗大四期三大队的，在延安时我们还同住过一个窑洞呢，想起来了吧？”
钱申夫突然听到这番话还有些惊讶，但是当他仔细端详这位国军少将的面容，发现对方并没有说谎，还真是曾经在抗大时期的老同学。
只是钱申夫不理解，当初从抗大毕业后同学们都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当中，李唯平更是被派往华北前线，为什么再次相见，对方的身份会摇身一变成为国军少将呢？
这样的不解也让钱申夫难以判断李唯平的喊冤到底是真是假。虽然作为老同学，钱申夫倾向于相信李唯平。但在我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背叛革命的人。所以钱申夫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此事。
李唯平看出了钱申夫的为难，也知道自己的情况特殊，在我党内部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屈指可数。于是他只能对钱申夫说：“关于我的情况，现在和你说你肯定也不会相信。请你向中央打电报，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等中央回电，我的身份你就明白。”
原本对于李唯平的说法，钱申夫确实是将信将疑。但是看到对方言辞如此笃定，钱申夫也不由在心里泛起嘀咕：莫非他还真是自己人？于是他当即给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将实际情况做了汇报。
当时渡江战役已经打响，按理来说军委各部门应该都很忙。但让钱申夫没想到的是，电报发出去两天后，中央军委就发来了急电：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
那么这个国军高官到底有何特殊身份，竟然需要致电中央军委才能确认他的真实身份？他又为什么会有李唯平、黎强这样不同的名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段少为人知的历史。
黎强，原名李碧光，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他出生的时候，正值这个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乱象中，为了给这个国家一个美好的未来，无数有志之士都在积极探索救国救亡道路，革命思想开始觉醒。
黎强的表哥姚仲蜀曾就读于黄埔军校，还是共产党员，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这也让黎强小小年纪就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对于我党有了初步了解，开始跟着表哥给我党的革命活动站岗放哨。
1935年夏天，黎强从安岳县高中毕业，考入了成都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对于我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他还和同学一起积极参加进步团体，领导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
这一时期，他也认识了两位对他未来影响颇深的人。
一位名叫车耀先，表面身份是师范学校的教员，但真实身份却是中共川西特委会军委直属特别小组的工作人员。在对方的影响下，黎强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另一位名叫周俊烈，是我党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之前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是一位妥妥的情报高手，此时在四川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周俊烈也是安岳人，和黎强是老乡，所以两人接触比较多。在接触中，周俊烈发现了黎强追求进步的决心，也发现了他对共产主义和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于是周俊烈就开始引导黎强做一些地下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黎强的革命决心和忠诚，都得到了成都地下党组织的认可。于是在1938年夏天，黎强毕业以后，我党秘密安排他去了延安，进行深造和学习。
那时候，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有志青年，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改名换姓。之所以有这样的习惯，主要是不希望敌人通过姓名查到家里，给家人带去危险。所以黎强也就“入乡随俗”，给自己换了个名字“李唯平”。这也是为什么本文开头他被俘以后，遇到老同学钱申夫会说自己是“李唯平”的原因。
学期期满之后，组织安排黎强返回大西南。当时延安到西南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到位于重庆的中共南方局报道，然后由南方局安排具体工作。
到了南方局以后，黎强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凯丰的接见。对方也向黎强强调了工作的危险性，因为这里虽然属于抗战的大后方，但同时也是地下工作的“前线”，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本营所在。
不过黎强对此早就有思想准备，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中就再没有后退二字。
毕竟是地下工作，所以组织也向黎强强调了一些注意事项，其中有一条就是他不能再用在延安时的化名“李唯平”，只能使用以前的名字。而和党组织联系的时候，他在内部也有一个特定的名字“黎强”，这个名字是董必武专门帮他起的，谐音“力强”，意思是能力和战斗力强。
可以说，这个名字就是对黎强能力的认可。不过这个名字当时更像是他在组织内部的代号，并没有广泛使用。即便是家里人也不知道黎强这个名字，只有中共南方局的少数领导才知道。而这主要也是因为黎强工作的特殊性，需要绝对保密。
就这样，到南方局报道后，黎强便返回了老家开始了自己的宣传工作。因为读过师范学校，所以他就在县立高小担任教务主任。
在黎强的领导下，安岳县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不仅带着老百姓在大街上一起张贴抗日海报，而且还组织抗日剧目的排练演出。那段时间，安岳县街头经常能够看到抗日救亡的剧目，老百姓的抗日热情也变得极为高昂。
宣传工作做到位了，但是这也引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他们目睹了黎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忌惮。如果这些活动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么无疑将让他们“后院起火”。于是国民党反动派想方设法都要将黎强赶出安岳县城，为此还扬言如果他不走就要“干掉他”。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在迫害地下党人员，白色恐怖笼罩着西南地区。虽然黎强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但是在那种局面下，他的宣传工作已经没有办法顺利开展。无奈之余，他产生了到成都开展地下工作的想法。
最终，在前辈周俊烈的帮助下，黎强从安岳老家来到了省城成都。而这也拉开了他传奇的潜伏生涯。
当时成都地区的反共活动十分猖獗，白色恐怖笼罩着这座城市。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中统组织的特务，肆无忌惮地对我党在西南地区的地下组织开展针对性破坏。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必须安排一个我党特工打入中统内部，及时发现并传递敌人的行动。这样不仅可以让我党在西南地区的组织免于破坏，而且更能保护我方人员。最终，这个任务交到了黎强手中。
之所以会选择他，组织上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首先，黎强属于“生面孔”。虽然此前他在成都读书，但和当地的地下组织没有交集，而且他的身份只有南方局少数领导知道，这就让黎强的真实身份很难被敌人探查到。
其次，黎强还有着先天的背景优势。他的父亲是蜀中帮派的“袍哥”，当时很多成都的国民党军官其实也和帮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让黎强能够更快接触到国军将领，有利于他开展工作。
最后，黎强去抗大系统学习过，而且之前的工作情况也证明了他的能力。
为了让黎强接受并重视这个任务，周俊烈还专门找他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
打进国民党最反动的特务机关里去工作，是革命的需要，其作用比一般的大得多……前些时候我们有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就因为事先不知道特务的动向……
就这样，黎强接受了这个堪称“九死一生”的任务。而怎么接触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怎样和他们拉关系并加入他们，也成了黎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思来想去，黎强还真找到了一个之前没注意到的突破口。当时他借住在同乡翟自湘的公馆里，翟自湘有两个朋友经常来家中做客，其中有一位叫周壁成，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训处组织科当科长。
黎强本就擅长交际应酬，在他的有意接触下，周壁成也成了他的好友。在交往中，他屡屡表现出对周壁成的羡慕，也表露出希望能和对方一样威风的想法。周壁成得意之余，也对黎强这个“好兄弟”越来越上心，开始帮着留意是否有机会顺水推舟帮帮忙。
而不久之后，这个机会就来了。1940年6月的一天，周壁成岁黎强说：“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即将开班……将来加强川康部队和各县国民兵团的政治情报工作……要是愿意去的话，兄弟我一定想法帮忙。”
黎强听到这一消息，内心激动不已。不过他心里也在打鼓，进国民党中央军校，肯定不会那么简单，以自己的条件这事能不能成还是两说。所以他装作担心地向周壁成打听：“读这个政治研究班，还需要些什么条件？”
周壁成本就抱着和黎强打好关系的想法说起这事，所以对于需要的条件，他自己基本就能搞定。唯一需要黎强操心的，就是找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写推荐信，这对于黎强来说也不是难事，他有这个社会关系。
但有一个条件，虽然周壁成能帮着解决，但黎强内心还是不太愿意，这个条件就是报班的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此时的黎强虽然还没有加入我党，但也算是我党的准成员，让他先一步加入国民党，他是真的不想也不愿。
于是黎强只能找自己单线联系的上级刘文哲商量，刘文哲听完黎强的顾虑，劝慰道：“这是工作需要，为了要打入国民党，你就必须得加入国民党，这事你放心，组织上是同意的。”
就这样，在周壁成和黎强自己的运作下，他成功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期政治研究班。跨出了打入敌人内部的第一步。
1940年9月，政治研究班结业，黎强被分配到川军潘文华部队政训室担任中尉干事。
10月24日，刘文哲和周俊烈秘密约见了黎强。周俊烈这一次是作为黎强的入党介绍人出现，刘文哲则是代表党组织正式批准黎强加入我党。同时，刘文哲也专门向黎强下达了组织的指示：
为了让你扩大社会接触面，在身份上要社会化和合法化，以便能了解更多的情况和深入国民党机关内部，组织上允许你三教九流、袍哥帮会等都可以参加，但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有了上级下达的工作指示，黎强对于自己的任务也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为了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他故意虚报了自己的年龄，通过父亲在袍哥圈子里的地位，他也混成了袍哥圈里的大爷，地位不低。
不过黎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重点是打进中统，于是平时他就有意和从政研班结业后到中统任职的同学寥震华混迹在一起。通过对方的关系，他顺利进入了中统训练班学习。
虽然中统和军统都是国民党特务机构，但彼此之间都看对方不顺眼，一直都有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甚至还会向对方机构安插“卧底”。黎强知道自己虽然初步进入了中统，也认识一些人，但是想要得到中统的信任和青睐，自己必须做出“功绩”才行。
所以在训练班的时候，黎强细心观察，竟然还真让他发现有位学员是军统的人。于是他当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班主任，这也让他得到了班主任的赏识。而他的“付出”也确实起到了作用，训练班结业后，他直接就被安排在成都中统试验区担任区长助理。
而在这一期间，黎强单线联系的上级刘文哲由于工作调动，暂时离开了成都。组织重新安排了陈于彤和他联系。
到了区长助理任上，黎强很快又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区长助理这个职位听着很“玄乎”，但实际上它在中统内部只是一个低级职位，很难接触到什么重要情报。这样显然不足以完成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于是黎强就开始想办法，看能不能找机会升职，接触到重要的核心情报。
而在不久之后，一个机会就出现了黎强的面前。当时中统川调室出了一个大案：中统本部下达的一份关于侦察中国青年党的电报在成都地区泄露了。
中国青年党是依附于国民党反动派，为虎作伥的一个党派，按理来说他们应该属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盟友”。但是现在国民党特务直接开始调查这个“盟友”，这直接让青年党主席曾琦恼羞成怒，拿着电报就去找蒋介石对质。
这种事本就是私下进行，一旦摆在台面上，是真的不好解释。蒋介石被搞得十分狼狈，恼怒之余，直接责令让中统川调室10天内查清泄密者。
中统本来就是专门搞情报的机构，但现在他们自己的情报倒是先泄露了，而且还被蒋介石问责。这无疑是让中统川调室的特务们惶恐不已，急切想要破案。
然而不管他们怎么查，就是查不出个所以然。眼看10天期限将至，特务头子一个个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旦查不出来，说不定背锅的就是他们。
在别人惶然无措之时，黎强却是稳坐钓鱼台，因为他手里掌握着一条重要线索。试验区负责外勤的曾庆高，之前曾经找过黎强，向他索要侦察青年党的电报原件。当时黎强不知道情况，就将电报给了对方，对方几天后才送回来。现在出了这档子事，那么肯定和曾庆高脱不了干系。
于是黎强当机立断抓住这个机会，将这件事向特务头子孙云峰做了汇报。孙云峰本就急得不行，一听这一情况，当即就命人将曾庆高逮捕严加审讯。而结果也正如黎强所料，情报确实是曾庆高泄露的。
可以说，这一次孙云峰能够保住乌纱帽，全靠黎强。这也让他对黎强青眼有加，忍不住夸奖道：“此人忠诚可靠，精明能干。”
靠着这次破案有功，受到孙云峰赏识，黎强当即趁热打铁，找孙云峰说了一件事。
黎强在中统训练班的时候，有位同学叫张嘉诚，毕业后被分到了一个名为“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的机关。这个机关是国民党在四川省的最高特务联合机关，主要负责全省的统一情报、统一布置、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工作。可以说，如果能到这个机关工作，那么就能接触到国民党的机密情报。
正好张嘉诚不想在成都待了，想调回重庆，于是黎强就在孙云峰面前替张嘉诚各种说情。黎强刚给自己解决大麻烦，孙云峰自然是咋看咋顺眼，所以不仅同意了黎强的说情，还直接让黎强接替了张嘉诚的职位。
这一下，黎强是直接打入了四川中统的核心机关，组织上得知后，当即让上线陈于彤嘱咐黎强：“……你占领的阵地是很能发扬火力的阵地，一定要坚守、死守，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轻易撤出，要做长期打算……”
就这样，黎强凭借自己在中统核心机关工作的优势，一次次截获敌人的机密情报。这些情报，最后都通过秘密交通线传回了组织，不仅保护了我党在西南地区的组织免于破坏，也保护了我方很多人员。
进入了核心机关后，黎强对于中统川调室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发现，在川调室有一个神秘的部门：党派科。党派科的科长是一个叫叶申之的人，他以前是我党成员，但是后来叛变了。叶申之成为党派科科长之后，一手建立起了一批“特情”材料。
所谓的“特情”，其实就是一些叛变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地址和联系方式等资料。中统在抓到我党成员和进步人士后，会采用各种方式威逼利诱，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会受不了叛变。中统就会将这些人悄悄放回去，让他们定期向中统汇报情况。
所以，这些“特情”资料，就是中统特务安插在我党内部的一颗颗“定时炸弹”。获取它们，对于我党来说势在必行！
于是黎强便开始有意结交叶申之。叶申之喜欢吃喝玩乐，黎强就把家里的东西送进当铺，换钱请叶申之玩乐，两人之间很快就建立起了“深厚的交情”。而叶申之也了解到，黎强在社会上路子很广。
于是某次两人见面，叶申之就开始对黎强“掏心窝”，说自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以后可能很危险，现在的职位也没啥油水，想调到田粮部门去。让黎强帮帮自己。
黎强本就要找机会从叶申之手里套资料，对于他的请求自然不会拒绝，于是便假装答应。
不久之后，黎强就以事情有眉目了为由，邀请叶申之喝酒。叶申之一听这话，开心得不行，觉得自己终于要离开危险的行当到田粮部门去捞钱了。为了答谢黎强，叶申之就拉着他开怀畅饮，喝到兴起还嚷嚷着：“苟富贵，勿相忘……”
没多久，叶申之就喝得酩酊大醉，黎强就说扶他回去休息。于是，两人相互搀扶着，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叶申之的办公室。
此时的叶申之已然彻底喝多，只以为自己很快就会离开党派科，所以面对黎强也没有了什么戒备，直接从保险柜拿出“特情档案”，炫耀道：“……我到田粮部门后，要移交的最重要的材料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这次我能去田粮部门，我一定向孙云峰推荐你来当三科科长。”
只是，话还没有说完，叶申之就醉倒在了沙发上呼呼大睡。
黎强一看这情况，赶忙从叶申之手中接过“特情”档案，并迅速将叛徒的名单牢牢记在心里。记完后他又马上摇醒叶申之，假装关心道：“这东西我不看，你不是要移交吗？快放好锁上，等我接收以后再看。”
等回去之后，黎强迅速联系到陈于彤，让他将这份特情档案汇报给了组织。组织当即切断了和那些叛徒的联系，同时也让那些叛徒认识的我党成员和进步人士都撤离了成都，避免了一次“天大”的危机。
之后，黎强就一直潜伏在省特会，源源不断地向我党输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机密情报。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我党在重庆的代表团也撤离，黎强的直接上线陈于彤也因为工作需要即将离开成都。
在临走之前，陈于彤跟黎强约定了暗号，如果黎强以后和党组织失联，可以向党中央发送“我党有无黎强同志？”到时候党中央会证明他的身份。这也是本文开头黎强让钱申夫帮忙致电党中央的内容。
1948年底，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是强弩之末，为了固守南京，蒋介石从四川调部队前去增援。黎强也在这个时候被调往了南京，并于1949年初被任命为国民党45军312师副师长，少将军衔。
渡江战役打响之前，黎强奉命带着312师行军，谁知在江苏境内被我军俘虏。于是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下达以后，黎强很快就被送往了北平，而他终于在潜伏10年后，再次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不久之后，组织上又将他派往了武汉，加入到了解放大西南的队伍中。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年地下工作经验，黎强先后担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位，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继续努力工作。
1999年3月，黎强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3岁。因为一生的突出贡献，他被埋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此时距离他1949年重回党组织怀抱，已经过去了50年。
或许对于黎强这个名字，很多读者并不熟悉。但是《潜伏》这部谍战剧相信很多人都曾看过，其中男主角余则成的原型人物之一就是黎强，很多剧情都是根据黎强的真实故事改编。
对于这些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革命志士，我们不应忘记。谨以此文，纪念传奇特工黎强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