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结束,国内满目疮痍,大好河山惨遭践踏,中华大地死伤无数、百废待兴。抗战14年间,军队、平民伤亡高达2100万人,战争之惨烈,令无数家庭家破人亡……
但从乐观的角度来看 ,内忧外患的时刻已经过去,目前所需要的就是抓紧恢复经济生产,巩固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这是全国人民在战争之后的心愿。
然而蒋介石处心积虑,想将国共抗战胜利果实收为己有,一方面布局重庆谈判,看似一心求和,后来却把美帝主义当靠山,撕毁协定,发动全面进攻。
人民解放战争一打又是四年——蒋介石政府节节败退,已无再调动大批兵力,进行大规模城市战役的可能,终于撤逃至台湾。未曾料想,蒋介石在大陆留下了大批特务,妄图集结残兵败将,连同当地土匪恶霸,实行所谓“游击计划 ”,颠覆新生的新中国政权。
中国幅员辽阔,地势复杂,难免有匪帮盘踞一方,称王称霸……仅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1月至10月间就发生了八百多起武装暴动。
在中南军区,以广西宜山地区为例,武装暴动控制区就已经占了一半以上,不少党员惨遭杀害。要想恢复和平稳定,剿匪势在必行——建国初期的剿匪战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浩浩荡荡地拉开了帷幕。
而在我国西北地区,曾有过一场混乱而残酷的剿匪战争,率领剿匪部队的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王震,而被剿灭的,就是建国初期盘踞新疆的匪徒乌斯满·巴图尔。
当时土匪残害我军副师长,王震出动41辆坦克:用大炮和他们讲道理。
王震
局势动乱,匪徒横行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新疆的局势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状态。民国前期,新疆被杨增新为首的军阀势力控制,临时革命政府实力软弱,无法维持和控制地方势力。
军阀的插足使新疆地区的文化经济停滞不前——统治者依旧以愚民政策和封建思想牢牢控制着人民,宛若一个自我封闭的独立城邦,愚昧和困苦笼罩着这片土地,人民难以喘息,更滋生了匪患……
加上苏联对新疆北部的长期觊觎,有意在新疆北部扶持亲苏政权,使得边境地区冲突不断——种种环境造就了乌斯满·巴图尔成为匪帮的契机。
乌斯满原为阿尔泰哈萨克牧民领袖,牧民结成松散的组织,以游牧部落的方式生活在新疆北部,阿尔泰山脉附近。
远离中央政府管束,长期处于边远地区的他,很难拥有本国民族认同感,身为部落首领和牧民领袖,使用习惯法评判纠纷和冲突成了他的习惯,他逐渐开始有发动哈萨克民族独立的想法。
一九四一年六月,第二次可可托海暴动发生,乌斯满一家卷入其中,其本人更是大张旗鼓地参与其中。
当时,号称“新疆王”的盛世才,实际控制了新疆的军阀势力,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控制,拒绝悬挂中国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是悬挂盛氏政权的“六角星旗”。
他不容许有其他势力与他瓜分新疆 ,于是将乌斯满家人监禁。1943年12月,完全失去理智的乌斯满建立“阿勒泰哈萨克复兴委员会”,企图策动民族叛乱。
盛世才
1944年3月,苏联军援乌斯满在阿山区起义,反抗国民政府统治,外蒙古乔巴山也给予乌斯满枪械、通讯、参谋上的全力支援,随后他联合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吉木乃游击队等反华组织,占据了新疆青河县、吉木乃、可可托海、布鲁尔托海县。
11月12日,在苏联领导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区域建立,作为加盟国并入苏联。此时盛世才势力不再,蒋介石得知其独立企图,将其调离新疆。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政不久,乌斯满及其亲信获知苏联镇压宗教人士、打压哈萨克族、企图消灭宗教信仰后,许多乌斯满下属向国民政府表达归顺之意。
1946年5月,苏联采钨队伍进入新疆根据地可可托海,擅自开发资源引起乌斯满·巴图尔反感,这时的乌斯满明白自己已被苏联政治利用,才又归附国民政府。
1946年1月,中苏签定《十一条和平条款》,苏联都承诺不再介入新疆事务,存在仅一年多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就此瓦解。
1949年9月25、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时中华民国国军驻疆部队、新疆省当局相继正式通电归顺,是谓新疆和平解放。
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彭德怀所部的第一野战军之王震一兵团二、六军到达迪化(现乌鲁木齐),并与三区民族军会师,12月,成立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
匪患冒头,战争打响
1949年9月20日,当解放军重兵集结于河西重镇酒泉时,美国前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离开新疆首府迪化,潜入奇台和乌斯满密谋策划。乌斯满借机发动独立,反对新疆省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充当反动派,在新疆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1950年3月,蒋介石委任乌斯满为新疆反共复国军总司令。乌斯满等纠集人员,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武装暴动。4月,他们开始向人民解放军驻守哈密东北地区沁城、小堡、南山口、伊吾等地发动攻击,并大肆烧杀抢劫。
乌斯满
2个月内发生抢劫案300余起,烧毁民房30余间,打死打伤群众130余人。他们以奇台南山大、小红柳峡一带作为根据地,东向巴里坤取包围态势,伺机夺取哈密,截断新疆与关内交通。又以主力由奇台沿公路向西企图攻占迪化。
解放军总部指示新疆军区组织剿匪指挥部,王震担任总指挥,张希钦任参谋长,第六军军长罗元发任北疆剿匪前线指挥官。解放军第16师在哈密,第17师及第5军第40团、第6军骑兵团、第22兵团骑兵第7师一部在迪化至奇台一线。
王震将胡鉴指挥的战车团调归第六军指挥。部队主要任务是肃清乌斯满、尧乐博斯和骑兵第7师部分叛军,保卫迪化。
3月25日,新疆军区第16师、17师、第6军骑兵团、第5军第40团、骑兵第7师一部、第27师第81团等2.5万多人,出动了飞机和坦克,西线指挥程悦长、东线指挥吴宗先,在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战斗。
噩耗传来,全军震怒
1950年4月1日早晨,注定是难以忘怀的一天。
第16师副师长罗少伟率机要秘书、参谋、报务员、警卫员等6人,乘小吉普车一辆,亲赴七角井前线侦察,途中,于七角井以东车古泉山地隘路,被40余人伏击,罗副师长当机立断指挥汽车往前冲撞,但汽车被子弹击中,失去行驶能力,悍匪包围了汽车。
众人没有屈服,决定杀出一条血路,但终于迫于人数差异而突围失败……罗少伟副师长、机要秘书李玉庆、参谋马玉章、警卫员杨状元、报务员宋万成等五人当场牺牲,司机被俘。
罗少伟
消息传开,全军上下无不愤恨、震怒,誓要将匪敌撕成残肢。4月2日,遗体被送回军营,面对各级官兵纷纷请战,王震将军强压怒火和悲痛——他要将愤怒释放到战场上。
4月11日,作战指令正式下达。4月14日,解放军兵分两路,取道深山密林、雪原戈壁,四十多台装甲车和坦克群化作钢铁洪流,日夜兼程,向大、小红柳峡奔袭,出其不意,击溃新疆反共复国军,反共复国军大量伤亡,仅乌斯满和少数领导侥幸逃脱。
乌拉孜拜(哈萨克族),以天山高峰天格尔大坂为根据地,在绥来、景化、昌吉等地,裹胁1万多牧民暴动。乌斯满向北塔山地区逃亡被解放军阻击后,企图通过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逃天格尔大坂,与乌拉孜拜汇合、反扑。
解放军剿匪部队追击封锁,又到天格尔大坂击败乌拉孜拜,乌拉孜拜带20余骑南逃。乌斯满、哈力伯克等匪在我新疆部队的积极进剿之下,无处立足,遂相继逃聚以尕斯为中心之青新边境地区,现已临严冬,粮食全无,处境极为困窘。
枪决匪徒,大快人心
1950年12月7日,西北军区制定青海一军、河西之三军与新疆焉耆之一兵团二军六师合同,兵分两路清剿铁木里克的军事进剿计划。
东路以三军驼兵团、27团和骑兵大队,从敦煌出发越祁连山突袭海子地区乌斯满部,并命青海第一军派出一个骑兵团进占马海,堵截乌斯满东逃路线;西路以二军六师骑兵团和一个步兵营从若羌出发,沿青新公路向米兰、铁木里克进剿哈力伯克部。
1951年1月29日,西路二军六师部队共1331人,佩附战车7辆,山炮1门,82炮4门及运输汽车129辆,在三军军长黄新廷的统一指挥下,前出到若羌。
黄新廷
2月7日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铁木里克前进,当日下午4点左路与反共复国军接触,部队连续追击10多个小时,于深夜占领了铁木里克,然而乌斯满却不在其中,已然逃走……
终于,在1951年2月14日,前线传来消息。
据行军电台汇报,西北安南坝方向,抓获了一个叫沙发阿里的人,供出乌斯满骑着白马就在前面。
彼时,青海三军骑兵团已在敦煌集结完毕,昆仑山方向有近400公里的亚巴尔戈壁,唯一的通道已经被解放军驼兵团第二连占领,乌斯满及其匪帮已无路可逃。各将领进行战前动员,设立嘉奖,不惜一切代价活捉乌斯满,战士们斗志昂扬,奋勇当先。
部队追击几个小时后,跟随乌斯满的最后约50人全部做了俘虏。乌斯满沿着海子南岸向安南坝方向狂奔。终究不敌解放军部队的闪电追击,最终被俘。
海子一战,全歼乌斯满、哈巴斯、加纳布里、沙拉黑坦、木沙巴等五个部落。
俘虏乌斯满、哈巴斯以下263人,毙加纳布里以下39人,俘虏家属11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19芝,短枪8支,冲锋枪1支,各种子弹6874发,马5710匹,骆驼533峰,牛20头,羊8300只,并争取了其他三个部落向解放军投降。
安西一带,经新疆、甘肃部队联合清剿,于11月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3月14日,乌斯满被押解到迪化。4月29日,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枪声在行刑场回荡,这个十恶不赦的匪徒,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动者,终于倒在冰冷的枪口下。
年仅32岁的罗少伟,经历了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也在解放战争后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然而,他的离去,仿佛是新中国诞生所经历的阵痛,令人潸然泪下……人们追念他英勇战斗的一生,乌斯满的死,让他能安心归去。
1951年12月24日,一座纪念碑在哈密城东落成,纪念在解放战争和新疆剿匪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王震前来送别他的战友。他的英勇奉献,令无数新疆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人民不会忘记这位舍身为民的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