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阅的红旗-9B远程地空导弹和红旗-22中远程地空导弹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能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拦截多种空袭兵器。”
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地空导弹方队驶过天安门广场时，电视直播解说员曾如此介绍中国“红旗”家族的年轻成员。
每次听到“地空导弹”“红旗”这些字眼儿，李国林的思绪就会游回60年前的那片大漠戈壁，那个梦想开始的地方。
上世纪50年代，受制于国外武器装备形势，中国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导弹武器，经勘测，地空导弹试验基地选在了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一片戈壁滩上。1959年，经过专业技术的层层筛选考量，李国林等第一批技术干部来到了建设尚不足一年的基地，“眼前空旷荒凉，但心里揣着希望”。
难生草木之地，却是绝佳的地空导弹试验靶场
技术干部们的首个目的地是基地的导弹发射阵地，下了车，李国林第一次见识了戈壁滩的样子。
他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唐代文学家李华写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鸟飞不下，兽铤亡群。”李国林向远处望，目之所及只有辽阔无边的荒漠旷野，望不见人影和飞鸟。在蒙古语里，“戈壁”意为“难生草木之地”。
比李国林晚一年，王英是随北京一所国防军校的同学们一起西迁基地的。坐在基地车站的小房子里，年轻学生盯着望不到头的戈壁沙滩和点缀其间的大小沙丘，泪水禁不住往外涌，很快又被拍到脸上、钻进脖子的扬沙盖住。宿舍楼还未完工，男生们当晚住进了帐篷。
“对人们生活来说，这里环境恶劣，但对导弹试验来说，这是一处极好的靶场。”李国林说。
地属温带大陆性沙漠气候，巴丹吉林沙漠常年干燥少雨，晴天多、云量小、日照时间长，这为导弹发射观测提供了良好的视野条件。在基地技术人员的记忆里，一年365天，万里无云适合发射试验的日子至少有300天。
此外，沙漠戈壁地势平坦且人烟稀少，保证了导弹发射不会对周边带来危害。地势平到什么程度呢？基地里的人经常互相开玩笑：咱们这儿的司机开车不怕打瞌睡，即使闭着眼开，至少30分钟之内相当安全。
“只要别在铺了水泥板子的路上开。”王英说。
戈壁滩上，夏季和冬季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季节。王英曾把温度表放在室外，测得最热时候有50多摄氏度，最冷可以达到零下40多摄氏度。基地用水泥板拼接铺设了部分地面，冬天冷缩，路面中间裂开很大的缝，夏天热胀，拼接处又向上高高地翘起来，汽车稍不注意就会从上面颠出去。工程兵只好不断把翘起的水泥板敲碎，再填上沙子铺平。
与新生的中国地空导弹试验基地的初见，人人心里存着震撼，但见了面，便没人退缩。来基地之前，李国林曾亲眼看到外国飞机盘旋在中国领土上空，中国飞机由于性能不够，缺乏高空作战能力。“古战场荒凉，但想到这块地方将是保卫国家的新战场，心里就又有了希望。”
极热、极寒的工作考验
在军事圈，人们常用“神箭”来称呼地空导弹，李国林所在的基地被称为“神箭摇篮”，因为这里奠定了中国地空导弹发展的基础。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受阅的新型地空导弹，正是踏着李国林和战友们参与试验研发的红旗1号、红旗2号地空导弹的步伐走来的。
新型号地空导弹从研发到列装部队需要经历多个阶段，对导弹性能进行周密测试即是其中一项。测试打靶不仅需要在正常温度条件下进行，还要经历夏天极热和冬天极寒的考验。
很多个冬天清晨，李国林和同事守在靶场上，把全身缩进毛手套、皮大衣和大头鞋里，几个小时的时间还没到，身体已经提前僵硬失去知觉。李国林不觉得自己苦，技术人员可以带着毛手套保暖，他敬佩那些技术操作战士，发射前的装配调试需要裸手完成。
导弹发射后，技术人员利用光遥测采集到的数据，对发射情况展开分析，必要时还要跟随回收弹片残骸，进一步分析明确发射成败原因。茫茫沙漠，风沙频繁来袭，回收残骸的难度堪比沙地寻宝，为此，基地专门设立了一个搜索连。
邓广杰记得1969年7月的一次搜索任务。当时他作为技术人员正好被下派到搜索连，连里接到任务，要回收一发落到巴丹吉林沙漠里的导弹残骸，迅速选派了包括邓广杰在内的8名战士，连同汽车连的8名战士，在搜索连连长的带领下乘4辆越野车深入沙漠。
“很多地段是软沙，没有路，平常不能走汽车，我们一行人带上给养、水和帐篷，改骑骆驼。沙漠的中午酷热，急救包里的体温计已经冲到头，袜子被晒焦缩成了一团，就这样又走了2天，终于接近了落弹点。”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邓广杰来到基地。所有新来基地的大学生，要先沉下心找资料、看资料，准确掌握地空导弹的每处设计原理。每天晚饭后，办公区总是灯火通明，技术人员们又都回到了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后。
“资料晚上看不完，要先还回资料室，第二天再来借，绝对不能带回住处，这是基地的纪律。”邓广杰说。
对技术人员、实操战士来说，“保密课”是走进戈壁滩上的第一堂课，《保密守则》上关于不能透露基地生活和工作的相关要求，人人必须牢记在心。
家人朋友们手里握着一张“兰州市某信箱”的通信地址，到了地址却打听不到人，因为这仅是基地和外界信件联系的第一处接收地，此后还要经过数次中转。随着中转地靠近，火车铁轨开始发生变化，外面火车被截在一处，无法继续深入，信件便要转乘基地的火车进入。
“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每个人都明白守住这份秘密的意义，基地生活的酸甜苦辣，每个人只藏在自己心里。
向戈壁要菜、要粮
直到现在，王英出门，哪怕什么东西都不带，也要带上一壶水。
水是基地里最宝贵的资源。王英进场时，基地方圆几公里只有一口浅水井，井水含碱量大，“大家喝了腹胀、腹痛，你听吧，每个人肚子里都咕噜咕噜的”。洗漱冲身，每人每天只有一盆水的限额。没人敢轻易朝着沙漠里走，“会渴死的”。
基地建设初期，恰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很多人患上了夜盲症，原因除了营养不良之外，还有戈壁滩的强光刺激，一到傍晚，眼前就是一团黑红的光。”王英回忆说，“最麻烦的是晚上去厕所，由于住处还没完工，要去工程队搭建的临时厕所，大家一个拉一个，摸黑走完将近400米的沙路。”
戈壁滩上吃什么，同样是问题。李国林随着第一批技术人员到达时，只有高粱米、青稞等粗粮，粮食袋子送过来，标注着重量70公斤，实际蜕壳一上秤只有45公斤。没有蔬菜，冲一碗粗盐水往饭上一浇，就是一顿饭。
为了减少饥饿，技术人员们在保证学习、工作任务的同时，开始向戈壁要菜、要粮，大家挖水库、修水渠，种菜种庄稼，还承担了大礼堂、服务社、医院等厂区建设任务。一次挖水渠时天气突变，大风卷着黄沙刮来，等到风停下来已经是半夜，一些帐篷被刮倒了，人被压在了帐篷下面。
1965年方珍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基地的时候，情况已有很大改善，房子建起来了，食堂建起来了，还通了自来水，“我没有经历过老同志刚进场时的那些艰苦岁月”。
只是副食依然处于短缺状态。方珍记得食堂里早饭的咸菜总是腌了一年的胡萝卜，偶尔吃上一次黄豆就是改善生活。每年临近冬季，基地会迎来一年一次的运煤专列。“只有卸完煤，才能烧一次水，洗一次澡。”
“戈壁滩上的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虽然艰苦，但为国家的地空导弹梦想奋斗，没人喊累退缩。”李国林说。每次有了新的发射任务，李国林、王英、邓广杰、方珍以及数不清的基地技术人员，都会时刻不离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监测、分析、撰写报告，不管多晚不离开。
如今，当年的筑梦者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每当看到或者谈起中国地空导弹发展的新变化、新成就，每个人的眼里都燃起了光，好像回到了60年前初到大漠的时候，一眼便是一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冯雅君 编辑 沙雪良 校对 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