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太史小生
1937年5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南方工委的指示信中，得知中共中央已从“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的方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刻传达了进一步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并把“讨蒋”两个字从口号中去掉，将“闽西南抗日讨蒋军”改为“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各县的“抗日讨蒋游击队”改为“人民抗日义勇军”。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还签署发表了《致闽西南各界人士书》。
之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邓子恢、谢育才等赴龙岩，同国民党粤军第157师第469旅旅长练惕生及第六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张策安进行谈判。
双方谈判争论的焦点在于红军游击队集中的地点上。国民党坚持红军游击队的集中地点应由他们指定，而邓子恢惟恐出现类似“漳浦事件”的情况，坚决要求分两地集中。
双方争执不下，直至7月29日，在社会各界抗日舆论的压力下，双方才基本达成协议：闽西红军游击队分别在龙岩白沙坪和芦溪集中接受点编。
一、虽然经过三年的艰苦磨难，但红军游击队员仍保持着饱满的精神
就连参加点编的张策安在向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报告情况的电报中，也禁不住写道：红军游击队“所有官兵精神表现甚佳，军容亦极严整”，“枪械整齐，军容甚盛”。
1938年1月11日，谭震林及随员7人，前往赣南向项英汇报、请示工作。
途经瑞金县城时，谭震林在瑞金办事处召集汀瑞中心县委和抗日游击支队负责人会议。会议进行期间，叛徒黄镇中派出1个营的兵力包围办事处，将谭震林和参加会议的负责干部三十余人全部扣押，并枪杀了肖忠全。
面对这个突发事件，谭震林非常镇定。当时，红军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都极为气愤，有的拔出枪来，准备开枪自卫。
谭震林冷静而严肃地对在场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和冲进来的敌兵说：“同志们，同胞们，我们不能打内战！党中央、毛主席明确指示，所有中国人民和抗日同胞，在这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都要联合起来，团结对敌，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要消灭一切汉奸卖国贼！”
但是，敌人还是进行了搜身检查，把枪支、弹药、钱物收缴登记，扬言：“暂时收留起来。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归还。”
谭震林、张开荆和游击队其他干部、战士被非法扣押在办事处的不同房间里。第二天，从南昌新四军军部领取电台的温仰春及其所带报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返回龙岩途经瑞金时，也被黄镇中派人扣留。
与此同时，以新四军联络参谋身份前往龙岩的邓振询、李坚真，途中得知事件发生，急忙赶来瑞金，与黄镇中交涉。他们出示公文证件，要求释放谭震林和所有其他人员，但也被蛮横地软禁了起来。至此，先后被扣押的干部、战士达四十多人。
瑞金事件发生后，新四军驻大庚池江办事处和龙岩办事处分别向国民党地方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项英得到消息后，亲自到赣州同国民党赣州专员马葆珩交涉，并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出急电，抗议国民党军黄镇中部破坏合作抗日协议的阴谋活动，要求立即释放被扣人员，归还被抢去的电台、枪支和钱物。
经过斗争和再三交涉，加上迫于形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在发给瑞金当局的电报中，不得不承认这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的违法行为，下令释放被扣人员。“瑞金事件”才得到妥善解决。
二、1937年8月23日，派去延安与党中央联络的罗其南、张正坤，携带着党中央的文件与最新指示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湘鄂赣游击区
他们的到来，为已经在傅秋涛领导下同国民党开始合作谈判的湘鄂赣省委带来了明确的方针。
经过一番激烈争辩，8月26日，国共双方就释放在押政治犯，在浏阳建立红军游击队办事处，红军游击队部队集中、改番号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嗣后，刘玉堂、黄耀南赴武汉，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谈判。
双方确定，由武汉行营下令停止对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划平江长寿、嘉义为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地点，并发给给养，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番号为湘鄂赣抗日军1游击支队，武汉行营派副司令、参谋长、副官主任、军需主任、副官等6人到支队任职。双方正式签订了和平合作协议。
然而就是这项合作协议，让远在延安的毛主席极为不满，他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9月14日，张闻天、毛主席致电博古、叶剑英：“湘鄂赣边区傅秋涛等派至武汉谈判代表，承认武汉行营派军需主任、副官主任等许多人到部队中去及其他许多不利条件，完全错误，已电(林)伯渠、(董)必武，通知谈判代表停止谈判，即速回去，由傅秋涛另派代表，否认原定条件，重定办法，坚持下列各点：(一)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二)一定的军饷。(三)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
“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后来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时，他们将国民党派来的“副司令”、“参谋长”等礼送出境，维护了共产党对这支武装的绝对领导。
其他南方游击区的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如闽赣边、闽北、皖浙赣边、湘南等地，都先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分别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并在不同程度上达成停战及合作抗日协议。
昨天的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将要去共赴国难。这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大转变，而且从感情上也要有巨大的转变。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能否适应抗日战争的形势，就意味着能否跟上历史潮流前进的脚步。红军游击队要摒弃原来的工作方式、斗争方式，去摸索和适应新的斗争环境了。
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在反“清剿”的同时，直接或间接获知国内形势变化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之后，在思想上、军事上、政策上也作了一些适应性的调整。
但是，这个思想的转变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几年来，国民党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消灭红军游击队，现在遇到一个改编的新问题：有的红军游击队担心上反动军队的当，不肯下山。
一提起国共合作，有的人马上想到了三年艰难的南方游击战争，想到了反动军队残酷的“围剿”；有人还想起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那是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叛变，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一些游击区的领导人接到合作抗日的指示后，思想上一时难以转过弯来。
有的人说：“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游击队，我们怎么可能同他合作？”还有的人说：“你们看，山下就是国民党军队，我们怎么能轻易下山？”有些人甚至认为，香港《工商日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是假的。
党中央也对红军游击队内部大力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南方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在思想上逐步度过了这一战略转变的过程。
三、在这场痛苦的、激烈的思想转变斗争的过程中，南方红军游击队还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
1937年7月，项英写出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国共合作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这就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跟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奠定了思想基础。
赣粤边游击区先后在1937年年底和1938年2月编写了《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政治问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问答》(这是赣粤边区特委在游击队下山改编时编写的政治教材)，专门就一些同志提出的问题做了回答。
绝大多数南方各游击区领导人能够很快提高认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实行战略任务的转变，先后分别和当地的国民党驻军及其地方政府开始进行谈判。
然而，在这场痛苦的、激烈的思想转变斗争的过程中，南方红军游击队还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
许多在枪林弹雨中出生人死的同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反倒遭自己同志的杀害。在党内、在少数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当中，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产生了“左”或右的倾向，不仅给战略转变造成了障碍，也给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损失。
赣东北弋阳磨盘山和三县岭发生的惨剧让人心痛不已。从1937年秋到1938年春，党组织曾先后两次派四人来到这里，联系由杨文翰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而杨文翰由于长年被国民党围困，对外界形势变化一无所知，再加上又多次因叛徒出卖险遭不测，杨文翰不但拒绝下山改编，还杀害了这四名联络人员。
此后不久，杨文翰又以“反革命两面派”的罪名枪毙了上级党组织派来劝说其下山改编的余明兴。1938年4月，中共原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带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以新四军代表的身份，再次上山动员杨文翰下山改编时，杨文翰反怀疑关英已经叛变，竟下令将关英等4人枪毙。
事后，杨文翰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核实情况，办事处对杨文翰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并要来人转告杨文翰，令其迅速率部下山改编。然而，杨文翰仍坚持“不见到红军大部队，绝不下山”。
由于拒绝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拒绝下山抗日，失去了政治方向，失去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必然会遭到失败。1943年3月，杨文翰因叛徒告密被捕，不久遭到杀害，他领导的这支部队也被消灭了。
在赣东北德安、九江、瑞昌地区，活动着刘维泗所领导的一支红军游击队。1937年10月，中共湘鄂赣特委派红16师政治委员明安楼和平修铜中心县委书记林梅清，到赣东北游击区动员刘维泗率部下山改编。
但刘维泗不但拒绝下山，还把明安楼、林梅清当做叛徒杀害。脱离抗日救国的政治大方向，在政治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必然失去人民的支持，刘维泗部孤军奋斗，最后也被国民党顽固派打垮了。
作者简介：太史小生，历史领域爱好者，特别是热衷于党史、军史的阅读与写作。一直希望更清晰地去回望历史，更理性地看待历史，更流畅地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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