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上海某殡仪内,正在为一位“普通”老人举行追悼会,犹记得那天,天气阴沉,外面还下着小雨,气氛十分沉重。就在悼词快要念完的时候,最后几句话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是这样说的:“一生为党,功勋卓著,我们送别了一位传奇……”
这位离世的老人叫做范纪曼,生前是一所学校的老师,平时生活过得很简单,人也很好相处。但是,让大家不明白的是,这位平凡的老人,身上到底有何丰功伟绩?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一切都要追溯回老人年轻时……
传奇特工——范纪曼
范纪曼,1906年生于四川梁山县,本名范贤才,范纪曼是他后来使用的笔名。生在书香世家,家境殷实,因此他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启蒙。直到中学阶段,范纪曼都是在梁山县度过的,后来四川军阀混战,导致许多学堂都纷纷关门,他也因此辍学在家。
不过,范纪曼并没有因此放弃学习的机会,他选择到外求学。1925年,19岁的范纪曼决定前往武汉,后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考进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后来的黄埔军校分校。当时,还处于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合办了这所学校。
那时,该校由蒋介石任校长,代理校长有两位,一位是国民党高官邓演达,另一位则是我党人员恽(yùn)代英。在范纪曼就读期间,他接触到了革命的先进思想,同时也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个个都心怀远志,对革命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次年,范纪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之后北伐战争爆发,他在叶挺独立团担任排长一职。在汀泗桥战役中,他因为受了伤,只能离开前线,去到后方医院进行治疗。就在范纪曼休养的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不再隐藏自己的野心,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
这场政变让国共两党彻底撕破脸,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下令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一时间,上海陷入了白色恐怖中,大革命运动开始寸步难行,随着我党人员牺牲越来越多,党组织也相继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不少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他们不知道究竟该何去何从?是继续跟随革命,还是加入国民党,甚至一些意志不坚的人,都纷纷打起了退堂鼓。
在这种情况下,范纪曼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坚信革命最终一定会成功。在他的伤好了差不多时,党组织让他回到四川老家开展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就这样,范纪曼走上了没有硝烟、没有战火的新战场。在往后的一年里,他在当地积极发展党员,组建了一支20余名的部队。
虽然希望很渺茫,但也不是毫无机会,范纪曼为了发展更多的党员,在当地四处奔波,为的就是宣传革命思想。在他的努力下,宣传起了一定的效果,与此同时,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向他逼近,不仅仅是针对他,就连他身后的人,此时也被牵连进来。
在当时那种紧张的局势下,开展革命活动十分不易,范纪曼也因为频繁组织革命运动,被当地军阀所察觉。当地军阀认为,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制止,否则他们也不好向上头交代。于是,他们多次派人上门,对范纪曼实施抓捕行动,可次次都被他成功逃脱。
遭遇了几次滑铁卢的敌人,心里自然是憋了一口气,使得范纪曼的家人受到了牵连。好在家里人都是理解他的,并没有因此对他心生不满,反而非常支持他进行革命活动。
1929年,上级指示范纪曼前往西南美专、重庆高中等学校,在学校里从事学生运动,传播革命思想和革命火种。过了几个月后,范纪曼又接到了新的任务,这一次他将远赴上海。
这也就意味着,自己即将离开家乡,此次离开,还不知道何时能归家,他想和家人做个告别。在临走前的晚上,范纪曼专门回了一趟家,站在家门口,他竟然连进去的勇气都没有,他不喜欢离别的场面,担心自己的情绪会控制不住,更担心自己会受到影响,不愿离开。
夜晚的气温很低,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的身体已经变得十分冰冷,最终他下定了决心,推开门走了进去。发现家中还有人在等他回家,那是他的妻子,顿时他心中涌出些许愧疚,真的是难为她了。自从两人成婚后,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她遭遇了许多次危险。
她每天都担惊受怕地生活,自己也成天在外,不能给予她保护,更不能给她一个稳定的家,他心下不由歉然,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看着妻子说道:“这几年,你跟着我受苦了,今后我还是要从事革命工作的,我无法承诺你一个稳定的生活,你继续跟着我肯定会受苦。”
妻子听着他的话,大概猜到了什么,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范纪曼从怀中缓缓拿出了一张纸。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份解除婚姻的声明,他将它递给了妻子,意思非常明确,范纪曼担心妻子以后跟着他会受苦,也不想耽误妻子的未来,只好放妻子离开,找一个更好的人家过日子。
担心妻子会误解,他解释道:“你现在拿着它,也就解脱了,可以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有人因为我,去找你的麻烦,你就把这个拿出来,他们一定不会为难你。”妻子虽然没有说话,但也收下了这份解除婚姻的声明,她已经做好决定了。
随后,范纪曼找到了父亲,简单聊天过后,他双眼通红,对着父亲说:“一旦革命成功了,我就会立即回家!”父亲把难过全部写在了脸上,还是勉强露出一丝笑容,点了点头。可是,谁也没料到,经此一别,范纪曼一生都没有回到这里!
在四川省委书记的委派下,范纪曼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初到上海,眼前繁华的一切,对于他来说,充满了陌生感,一种无措感涌上心头。很快,范纪曼就收拾好了情绪,并在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眼前所有困难,组织交代的任务必须完成。
安顿好了以后,范纪曼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被编入法租界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担任交通联络员。期间,他已经弄清楚上海的基本情况,用两个字形容就是——复杂。暗地里的斗争无处不在,特务无孔不入,使得我党的行动,几度陷入寸步难行的地步。
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清剿共产党就成了反动派的重任,他们想尽办法逮捕共产党,甚至连一些有志之士也不放过。因此,我党组织的每一次活动,都充满了极大的风险,导致经常有同志暴露,惨一点就是被逮捕入狱了,监狱中将遭遇的一切,我们心里有数。
监狱也相当于是一种考验,如果遇到吃软怕硬、意志不坚定的人,那投敌叛变就是家常便饭。很不幸的是,被逮捕的党员,无论职务高低,总有那么几个软骨头,因承受不住酷刑,竟将组织背叛得很彻底。而得到情报的特务,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对我党穷追不舍。
如果遇到那种懂得隐藏自己身份的叛徒,那可就是大大的不妙了,像范纪曼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面对这种全新的“模式”,他还是差点火候的。那时候,范纪曼因为表现出色,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加入了中共中央特科第三科——行动科。
北平寻党,打入敌内
1930年5月20日至23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此次参加的代表共有57人,范纪曼就是其中一个。在这次会议之后,范纪曼就迎来了属于他的“考验”,会议期间,他接触了不少同志,导致他无形中增加了自己的危险,特别是在有心人的情况下,他被人背叛了,从而导致他身份暴露,被敌人逮捕入狱。
一路上,范纪曼都十分冷静,心里在想,这个背叛者究竟是谁?如果此人不被揪出来,恐怕不止自己会遭此大难,还会有其他的同志被害。此刻,他已经被带到了监狱,他心里明白,等待他的要来了,特务为了能立功领赏,将希望都寄托在范纪曼的身上。因为只要他说出有用的线索,一切都将水到渠成。
为了让范纪曼说出更多有价值的情报,特务没有一上来就执行酷刑,而是好声好气地跟范纪曼打商量,但范纪曼坚决不说一个字,对特务的示好也懒得理会。这一举动,无疑激怒了残忍的特务,种种酷刑都用在他身上。
在此期间,范纪曼宁死不屈,别说是一个字了,就连半个字也不曾说过,唯一说过的话就是,极力否认自己的身份。但特务并不相信,还是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他身上没有一块好的地方。与此同时,监狱外的组织,也没有放弃营救,他终于在8月份被保释出狱。
出狱之后的范纪曼,十分迷茫,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当年,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党组织之前的关系被撤销了。加上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使得范纪曼联系不到组织,起初他还抱有希望,可时间一长,他无法继续自欺欺人,试过了许多方法,可始终没有头绪。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得知了党组织在北平的消息,于是他决定去北平,寻找党组织并取得联系。来到北平后,范纪曼也不敢明目张胆找党组织,只能在暗地里寻找,期间他先后就读艺术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还精通了日文、俄文以及德文。
除此之外,范纪曼还进入了戏剧系,并得到了大师的器重。当时,党组织因为各种原因被破坏得很严重,导致一时查不到范纪曼在上海的一切工作,只能告知让他安心等待。等待期间,范纪曼也没有闲着,经常会做一些翻译的工作,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有正事忙了。
一天,范纪曼突然收到同乡曹策托人送来的消息,他觉得很不对劲,平时有事情都是亲自来说,随后他才知道,同乡被军阀逮捕了,此次是来向他求助的。范纪曼心里一紧,此人不仅是他的同乡,还是组织里的重要人员,他必须要将其救出来。
就这样,他开始为了救曹策四处奔波,终于让他找到了突破口——陈恭澍(shù)!此人同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之前有过几面之缘,现如今在国民党机构负责秘密活动,在北平也算是混得不错,是有点权力的人物。
可求人不如求己,在范纪曼找到他,并表明来意,需要他帮助后,陈恭澍很爽快地答应了。范纪曼原本以为这一次妥了,同乡或许不日就能够出来。一天,三天,五天,许多天过去了,直到他的耐心用尽,再一次找到了陈恭澍,才明白他根本就没有按照约定帮忙。
陈恭澍当场对范纪曼提了一个条件,如果答应的话,他立即就放人。他说:“你要那人,我可以帮助你保释,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手中这份杂志缺少文章,美国公使馆有些外文材料又急着用,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扰。”
接着他又说:“你也是知道的,我们从军校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大老粗,哪里还懂得外文啊!我知道你懂,所以才想找你帮忙,你需要帮我去抄录一些,然后翻译给我,你要的那个人,我遵守约定放人,你看怎么样?”这对于范纪曼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便答应了。
就这样,范纪曼暂时担任起了翻译工作,在帮助陈恭澍翻译期间,他发现了一个重要消息,必须立即将此消息告知党组织。通过地下党员的帮助,在他的不断请求下,上级领导终于答应和他见面。一见面他就将情报告知,领导看后脸色大变,原来上面都是军事和外交情报。
党组织对此十分重视,希望范纪曼能够多打听一些情报。于是,范纪曼开始一边翻译材料,一边将重要情报传递给党组织。这个过程十分不易,稍有不慎可能会连累自己,甚至牵连到身边的人,他小心小心再小心,几次下来都没有出现过失误。
等帮陈恭澍把资料翻译好后,他也按照约定,将曹策保释了出来。经过这一次合作,陈恭澍非常看好范纪曼,便有意拉拢,直言希望他能够进入特务机构,给自己工作。范纪曼知道机会难得,但也没有第一时间答应,说要回家考虑考虑。
事关重大,范纪曼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组织,组织和范纪曼想法一样,机会稍纵即逝,必须要把握住。经过上级的批准,范纪曼加入了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也就是军统前身,同时他也是我党最早打入敌人内部的人员。给了陈恭澍答复后,范纪曼很快就得到了重用。
陈恭澍经常会将一些重要材料交给他,让他负责翻译。范纪曼在翻译的时候,往往会整成两份,一份交给陈恭澍,另一份则送到我党这边。当时,党组织鉴于情报的重要性,以及范纪曼身份的问题,经过商量过后,派出地下党冀丕扬负责和范纪曼接头。
原本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意外总是先到来,冀丕扬被特务逮捕了,他也算是资历较深的党员了,能力也不错,但可惜的是,此人骨头还是太软,其意志也不够坚定,最后他为了能够少受点罪,竟直接将范纪曼供了出去,毫无旧情可言。
另一边的范纪曼,还不知道自己被背叛的事情,想着如何将此人救出,这就是一片真心错付了。得到了情报的特务,立即对范纪曼进行了抓捕,因没有设防,导致他第二次入狱了。这一次,外面的同志为了救他,找了好几个黄埔军校的同学帮忙,最终他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他变得很闲,陈恭澍那边也不敢用自己了,虽然自己现在出狱了,但保不齐暗处有特务盯着呢!他也不联系上级,干脆就闲着,后来为了生活,他来到了一所中学担任教师。
时间来到1933年,人在家中坐的范纪曼,突然有一个人找到了他,此人叫做刘逸樵,是上海《大晚报》特约记者的人。实际上,真实身份是中央派下来主持北平工作,并负责收集情报的人员,这次找到范纪曼,也是过来指导他工作的,而翻译就是他的长项。
当时,刘逸樵为了方便范纪曼工作,特地给了他一个假身份,甚至还专门为他租了房子。在国民党内部“安顿”下来后,在往后几年时间里,他每天都需要阅读各种报纸,并将他认为有利的消息,全部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其中,他最注意的就是日文报上“人物来往”这一栏。
他能够清楚地知道日方那边的举动,因为这个习惯,他还立下了一个大功。1935年6月,日军华北驻屯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突然来到了北平,并与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见面。这次见面后,二人达成了协议,让日本夺取我国河北、察哈尔两大省。
当时,范纪曼察觉不对劲,将这件事情告知了刘逸樵,我党提前知道了这件事情,并做出了相对的解决方案,才最大化避免损失,这都多亏了范纪曼。
与此同时,陈恭澍因为出了事,担心会被追究责任,匆匆逃离了北平。碰巧的是,他的职务由范纪曼接任。说起来还蛮有意思的,范纪曼现在的级别,比毛人凤都要高,是他的上级领导。后来,刘逸樵需要执行一个任务,自此范纪曼和他就断了联系。
谍战上海,营救重要党员
1937年,局势愈发紧张,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张纪恩找到了他,希望范纪曼能够留在上海,帮助他们收集情报,后来他身边的人,一个个都离开了,只有他一人还在坚持着。在收集情报期间,他多次提供重要情报,让敌军遭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与此同时,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情报工作,他开了一个生活用品店,正对面就是华盛顿公寓。收集情报的工作,他一做就是几年的时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局势变得愈发不稳定,他的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工作需要,范纪曼盘下了一个店面,开了一个书店,书店的位置选得也很隐蔽,遇到不测时方便撤退。在当时,这是中共在上海最隐秘的联络点之一,许多重要领导人都来过这里,比如潘汉年等人。可是国内时局越发糟糕,范纪曼的书店也不安全了,只能借住在朋友家里。
而用来联系的电台,现在还在日军的占领地,再加上管制非常严格,要想将电台成功带出来,需要费一番功夫。执行任务时,范纪曼的心情也变得紧张起来,这次行动他没有十足的把握,秉着有一点机会都不能放过的原则,最终,他们有惊无险地将电台运了出来。
1945年8月,范纪曼接到上级命令,营救两名我党重要人员,他们一位是抗日联军副总指挥杨树田,一位是地下党员李一鸣。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但他还是接下了。当时,正处于日本投降阶段,国民党军也还没有驻扎上海。
二人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内,外面还有重兵把守,靠他一人之力,难啊!想过许多办法后,都觉得不太妥,危险性也是未知,正当他火烧眉毛之际,想起了自己的老同学李时雨,他现在是国民党干部,刚好又和监狱的狱长有些交情,通过他的帮助,或许有一线生机。
两人经过一番商量后,很快就有了对策,李时雨帮范纪曼弄来了一套国民党少将官服,还别说,往身上那么一套,还真像回事,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来到监狱后,李时雨连忙为他开道,对他十分恭敬,狱长看着这阵势,顿时就没了底气,整个人吓得汗如雨下。
范纪曼二话没说,直接对他就是一通痛骂,指责他们抓错了人,命令他赶紧放人。狱长也被唬住了,立即带他去查看,结果李一鸣被日军带走了,只有杨树田一人。范纪曼担心会出事故,便将杨树田带走了。第二天,国民党军就到达了上海,并接管上海提篮桥监狱。
在这之后,范纪曼又潜伏进了国民党内部,帮助我党收集各种情报,也为全国解放出了不少力。比如,蒋介石要携带黄金退守台湾,撤退路线,沿途兵力等情报,他都摸得一清二楚,帮了我党大忙。上文有提到过的陈恭澍,曾经几次想要策反范纪曼,但他都不予回应。
功成身退
可是,敌人很快就意识到内部出了问题,开始秘密进行调查,最终查到了范纪曼头上,他又一次被捕入狱了,还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面对敌人的审问,他头脑清醒,非常理智,敌人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又碍于范纪曼的官职,只好以礼相待。
1949年4月,范纪曼预感自己死期将近,便打算逃出去。他先是假装肚子疼,将看守支走,拿出一块偷来的木板,搭在篱笆上越狱了。好在当时看守不严,这才得以出逃成功,最终上海迎来解放,他长达19年的潜伏生涯终于结束了。
因为种种原因,导致范纪曼无法恢复党籍,这一直是他心中的遗憾。
直到1984年12月,范纪曼终于恢复了党籍,他此生终于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