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开始对我中华大地露出爪牙,国家与民族再次遇到了倾覆之灾,国人与国运皆前途渺茫。
这时候,有很多义士效仿岳飞,行那忠义为国之举,哪怕殒身魂灭也在所不惜,他们是杨靖宇、赵登禹、张自忠等。
同样,有很多小人学那秦桧,行那通敌卖国、祸害同族之事,当了日本人的狗,骑在国人的头上狐假虎威,还自以为是的觉得已然功成名就,他们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
历史再一次重演,中华民族每遇艰危,总有数之不尽的忠良猛将出世,带领无数儿郎驱除鞑虏,日寇侵我中华同样不能例外。历经八年血雨厮杀,这些侵略分子被我们彻底打出了国门。
这下,那些曾经骑在人们头上的大汉奸,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了。
作为“汉奸头子”的汪精卫,他自然是人们的第一讨伐对象。
然而,1944年11月,这个大汉奸就死在了日本名古屋,国人自然无法再对他进行审判,满腔的怒火似无处发泄,国民政府作为抗战胜利后中华的“正统”势力,自然需要去对此进行疏导。
于是乎,坐落在南京梅花山的汪精卫墓,就成了国人的发泄之处,蒋介石顺应民意,派遣何应钦把此墓给彻底炸开,把汪精卫的棺木和遗骨彻底火葬,让其从人间彻底消失。
说来,国人对于汪精卫的痛恨由来已久,1935年在汪精卫批准了通敌卖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后,引来了国人的义愤填膺。
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有心除奸,遂派遣义士孙凤鸣,寻找到机会枪杀汪精卫。汪精卫虽侥幸逃过一死,可留在脊椎里的子弹却让他饱受痛苦,并由此而引发了后来的多发性脊骨瘤肿,让汪贼就此失去性命。
1940年初,在重庆成立过一个“重庆各界声讨汪逆罪行委员会”,著名抗日将领冯玉祥担任委员长,该机构当时做出了这样一个计划:发动社会各界力量,集资修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碑前塑造汪贼夫妇的跪像,让他们如千年前的秦桧夫妇般,千代万世受人唾骂。
然而,这个计划在实施时,却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原因是汪精卫曾担任国民党的副总裁,如果真把汪精卫跪像塑出,对于国民党的形象有很大损坏,这个塑像计划一度无法实施。
可是,冯玉祥将军却坚持成就此事,无法获得国民党官方的支持,他就通过售卖字画以及家产来筹款,同时也得到了各界的一些支持,这才最终在嘉陵江畔的古镇磁器口,把塑成的汪精卫夫妇跪像,正式安放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
不过,1940年代后期修路的时候,这个雕像被推倒掩埋了,一直到20世初,重庆市沙坪坝政府找到了当年的设计稿,重新制作了跪像,置于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让新时代的人们有所警示。
2005年,汪精卫的小儿子汪文悌,在香港桥梁建筑界已然是风声水起的大人物,他专门回来祭拜父母,历经一番周折,没有找到父母的坟墓,却发现一处父母跪像,这让作为人子的他,一时间有些承受,回想起过往种种,不禁满眼湿润、脸色木然。
这一年,汪文悌已然77岁高龄,在如此高龄才回乡祭祖,大抵是早年无颜见家乡父老,而今自知大限将至,希望在生命最后的一段,全一全身为人子之孝!
然而,当他看到父母的跪像后,却久久愣怔无言,能做的只有默默流泪。
父母背离民族大义,与日寇同流合污时,彼时汪悌文年纪尚小,根本无法知晓父母在干什么。直到后来,父母相继出事,他们汪家成为了“汉奸家族”,大陆已无立身之地,他这才真正意识到了父母的“糊涂”!
他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让父母投入到了日本人的怀抱,与同胞们站到了对立面,甚至于一错到底、死不悔改!如今作为人子,他发现什么也改变不了,父母的罪恶已经与历史同在,他们以遗像之姿永久地跪着,这或许也是一种赎罪吧!
祭拜之后良久,他稍稍缓和了情绪之后,说了这样一番深明大义的话语,让人敬佩:
“做错事就要惩罚!我知道我的父亲犯了很大的罪,他是民族和历史的罪人,这是他应该承受的惩罚,不需要辩解。”
汪文悌在说完这番话后,擦拭掉了眼角氤氲的泪水,对着乡亲父老们深深一躬,起身后匆匆离开,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大陆。父母当年的所做所为,已然注定了他们汪家人在未来中国的人人唾弃。
这个经历了半生荣辱起伏的老人,在看到父母跪像的那一刻,想必心中是有些怨恨与愤怒的,这是人之常情,这是比指着脊梁骨骂,更让人所难以承受的巨大耻辱,偏偏这耻辱还是自找的。
汪文悌的心胸还是很开阔的,他没有选择一味的偏袒父母,而是站在一个相对公正的角度,对父母当年的行为给予了“民族和历史的罪人”这样不留情面的评价。对于生他养他的父母而言,这是大大的不孝,可对整个国家来说,他的所言所行却无愧于良心与大义。
“民族与历史的罪人”,这样苛刻的评价,也算是再次给汪精卫定性。
像汪精卫这样的卖国求荣者,古往今来有很多,可每一个下场都不好,赵高为此留下永久骂名,秦桧为此跪了千年,吴三桂也由英雄人物成为反面素材……
与这些古人相比,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更没有底线,似乎不论如何惩治他本人,都不会显得过分。
青年时期的汪精卫,还是一个学富五车、勇略过人的一代才俊,他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反帝事业出过大力,比较著名的有:参与刺杀摄政王载沣、担任《中兴日报》的主笔等。
刺杀事件暴露后,汪精卫被逮捕,在狱中自以为此生再无重见天日的希望,可心中却有着滔天英雄气,这从其当时所作的诗中便可看出:“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幸运的是,不久后辛亥革命就爆发了,袁世凯从狱中把汪精卫释放了出来。
本来面临绝境,汪精卫能向死而生,而今重见天日一切尚有可为,汪精卫反而迷惑了。他开始变得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在袁世凯的说服下,竟然为其奔走,背离了大革命的初衷。
在此后的十年里,汪精卫随着时势动荡周折流转,帮助过袁世凯,追随过孙中山,参加过第三次护法运动与国民党改组,并一度极得孙中山看重,在先生临终之际,便是由汪精卫记录先生的遗嘱。
1925年,汪精卫凭借资历与绸缪,一步步攫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号召广州十万军民进行北伐,一时风头无两,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山舰事件的爆发,汪精卫应对得很是不当,被蒋介石逼迫得辞职,并且远去了法国。
1927年的时候,汪精卫经过一定的准备,途经苏联回到中国,与蒋介石再次争锋,他在苏联的时候还得到了斯大林的专门接见。
汪精卫归来后,在武汉另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然而此时大势已然不在,加之汪精卫的性格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很快便被蒋介石给斗倒了,只得再次远避法国。
在法国的这段时间,他们夫妇生下了幼子汪文悌。1929年国内“反蒋”呼声再起,汪精卫不甘心就此沉落,派陈公博回国打理好一些事情后,与妻子陈璧君一道踏上回国之路,至于汪文悌与其他孩子,则暂时留在法国。
这次,汪精卫顺应大势、吸取教训,在广州重新树起大旗,凭借着不凡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于1931年5月28日再次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对南京方面的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性给予否认,一时让蒋介石极为被动。
这一时期的汪精卫,确实重新成为了中国的重心人物之一。然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蒋介石抛来的橄榄枝,以及国内的众多呼声,汪精卫再次妥协了。
他撤销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并入到南京国民政府,以此换来了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先后的众多要职,颇为风生水起。可在当时的很多人眼里,没有了广州国民政府这个后台,汪精卫已然不具备了真正的威慑力!
1932年7月,率领东北军入关的张学良,对于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下达的进军热河的命令,拒不听命不说,还给予了严正的反驳。
原来,同年5月的时候,汪精卫与蒋介石一道,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这让张学良心中很是不愤,他一直想要收复东北,可汪、蒋二人的行为实在是令人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