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将成生育三孩主力
根据《第一财经》，由于生三孩的基础是已生育二孩的人群，而在生育二孩的人群中，80后是主力人群。因此，如果生育三孩，80后将成为生育三孩的主力。
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80后是各地生育二孩的主力人群。比如新华网2018年12月报道，一项由青年报社《生活周刊》受上海市妇女儿童服务指导中心（巾帼园）委托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二孩妈妈的主要群体为80后，且一半拥有本科学历；而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属性的双独家庭生育二孩的比例最高。“一个孩子太孤单”则是二孩家庭选择生育二孩的最主要原因，有75%的受访者选择，增加家庭乐趣（48%）和父母支持（34%）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那么，80后群体规模有多大？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梳理发现，整个上世纪80年代，总共出生人口高达22090万人，虽然比60后少了1819万人，但比70后多了423.7万人。
表：60后-00后各年龄段人口分布
（单位：万人。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梳理）
80后有多大比例已经生育了二孩？生育二孩的群体中，有多少比例愿意生三孩？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生二孩以后，生三孩的意愿可能会明显衰减。“很多人生二孩后，觉得孩子不再是独生子女了。所以心理上没有那种紧迫感了。而且三孩对经济、住房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压力。因此从心理来讲，三孩政策所产生的出生人口增加的效果不会有二孩那么明显。”
山东有望成三孩大省
从区域分布来看，第一财经记者通过梳理2019年各省份的人口出生率发现，生育率较高的省份主要来自西北、西南以及华南地区。未来这些地区生育三孩的比例也会比较多。
除了西部外，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的生育率比较高。
彭澎分析，对一些传统生育文化较浓的地区来说，三孩政策是一大利好。“本来就想超生的，刚好政策来了，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生，而且可以释放一批公务员等体制内的人生育三孩，比如潮汕等地。”
彭澎分析，农村地区的养育成本比较低，“2个孩子和3个孩子都是养，相对来说多1个孩子压力不是那么大。同时，很多农村现在经济发展不错，生育意愿也比较高。比如福建、广东的农村地区，有生育文化，又有一定经济实力，三孩的生育比例也会比较大。”
“相对来说，在大中城市里，受房价、经济生活压力等影响，生三孩的意愿可能就不是很强了。比如，广东虽然生育率较高，但区域差异也大，珠三角地区尤其是广深生育三孩的意愿会比较低。”彭澎说。
此外，从过去全面放开二孩的实践来看，山东、河南这两个人口大省的增长较为显著。比如，第三经济大省山东生育意愿较强，但受计划生育的影响比较明显。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全年山东出生人口177.06万人，相当于全国的1/10，比上年多出生53.48万人；其中二孩出生占比更超过六成，达到63.3%，远超一孩。山东也成为全国最“敢”生二孩的省份。在三孩政策实施后，山东也有望成为“三孩大省”。
如何提高生育意愿？
根据《新京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翠玲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已经进入人口低速增长、老龄化加速以及低生育率时代。过去10年，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了0.04个百分点；同时，2010年~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
此外，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十四五”时期可能出现极低生育水平。国内外研究结果显示，西班牙大流感、SARS、埃博拉等死亡率较高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生育的短期影响均是负面的。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年轻群体的就业、收入状况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婚育安排可能会进一步延后或取消，2021年总和生育率可能降至1.2~1.3。
“从国际经验来看，扭转低生育水平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北欧高福利国家，生育率也在逐年走低。”张翠玲表示，我国一直强调人口要长期均衡发展，目前来看，老龄化程度加深、低生育率的问题解决的紧迫性更强，这或许也是此次政府优化生育政策的主要原因。
不过，张翠玲强调，即便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对老龄化程度加深的缓解作用依然非常有限，更多应该期待出台综合性的社会配套政策，帮助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克服困难，顺利生育。
确实，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到了比较全面的配套措施，比如，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等。
此外，还提到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张翠玲表示，我国每年有900万的人工流产数量，对育龄群体的身心伤害及未来生育力的损害是巨大的，因此，应全面加强生育力保护，提供规范优质的诊治服务，探索利用成熟的辅助生殖技术满足群众生育需求，并通过医疗保险制度降低此类家庭医疗负担和妊娠成本。
在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方面，张翠玲建议继续加大家庭税收减免力度，将子女教育费用定额减免扩大至3岁以下婴幼儿。
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也非常重要。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结果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刻画。从家庭层面看，无论城乡，平均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均占家庭人均收入的一半以上，而瑞典、法国、奥地利等发达国家0~24岁子女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仅约5%，这一水平差距是巨大的。
因此，张翠玲建议加大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支出，抵消家庭资源在教育支出方面的预算约束，同时做好公共教育服务的精准供给，尤其是加大对婴幼儿和早期教育的财政投入，以补贴教育需方的教育投入，让民众感知到财政教育支出对生育成本的降低作用，提高人们生育意愿。
来源：第一财经、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