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1956年的某一天,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爆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吵。争吵的问题很尖锐,原国民党军64军中将军长刘镇湘,因为一件小事,突然破口大骂众降将拍共产党的马屁。
一、新生园地引发争吵
争吵事件,起源于一块学习园地,当时功德林里的叫法是“新生园地”。名字含义一望可知,不多解释。
原中将军长刘镇湘性格倔强,自淮海战役被俘后,内心一直比较抵制所谓的改造,他像原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一样,自命为国民党政权的孤臣,思想改造很艰难。此时见到新生园地这几个字,自不免一顿窝火。
不过令他更窝火的事,还在后面。
新生园地,并非管理所强迫降将们办的,而是他们自发刊办的一块小园地,供大家在上面展出自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体会,以及刊发文学作品,等等。
这块新生园地看似简单,就是在墙上挂了一张双人床的白床单,也就不到4个平米,却凝聚了国军降将们的各种智慧。
国军降将里有许多文人雅士,比如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此人擅长写各种毛笔字,“新生园地”四个题字,就是庞镜塘手书的小篆。
在近代以来国共两党的墙报史上,用小篆写题头怕是破天荒头一遭。墙报是大众宣传工具,历来都是越简单越明了越好,你写小篆谁能看得懂。
不过在功德林里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除了极个别不识字的,能进战犯管理所的国军降将,哪个没有经过院校教育,看这点篆字还是不在话下的。
不光是庞镜塘贡献了书法,原国民党军统北方区负责人、少将文强,也写了“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八个字,都是漂亮的正楷,堪称名家之作。
文强是何许人也?据说和毛主席有一定亲戚关系,周恩来当年曾介绍其入党,刘少奇和他是纯老乡。但此公性格过于耿介,被俘后也比较抵制改造。和黄维、刘镇湘属于一个类型的。
现在连他都出来搞这种应景的唯上文章,刘镇湘憋了一肚子气,真是衣冠扫地、气节荡然啊!刘镇湘认为这太奴性,不够有骨气。
偏巧,学习委员会还不为已甚,在新生园地上画了一幅画。画面正中有一匹枣红色的奔马,马上端坐一名身着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战士高举红旗,迎风飘动,煞是好看。
主题画的左边是几朵红梅,这是文艺小能手文强画的。右边是几朵盛开的牡丹,乃是素有小蒋介石之称、原国民党军青年师206师中将师长邱行湘的手笔。
刘镇湘越看越气,你们一个个的平时都装的挺有本事,到这种时候个个奴性十足,丢尽了脸面。
刘镇湘有气也不好发,毕竟功德林里是不准打架的。刘镇湘脑子一转,想了个足够的恶心人的办法。
他趁着人多的时候,站在新生园地前面,伸手在画上枣红马的屁股上重重拍了几下,然后得意洋洋地站在新生园地前面,坐等有人来找他理论。
果不其然,负责新生园地编辑的几位降将登时炸了锅。
文强、邱行湘就不消说了,其他几位,理论学习专栏编辑宋希濂(原华中“剿总”中将副司令)、廖耀湘(原东北“剿总”辽西兵团中将司令),美术编辑郭一予(原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批评表扬专栏编辑徐远举(原保密局西南区负责人、少将)等人,闻讯都来质问刘镇湘,到底是何用意,为何要侮辱人。
刘镇湘破口大骂,指责众人拍马屁太明显,又说:“把你们搞墙报人都叫来,我也不怕。”
人越聚越多,大家原来在国民党军中,职务各自有别,军衔也差不多,本来就谁也不怕谁,此时在这里,都脱了国民党的军装,更是谁也不服谁。你一言我一语,闹哄哄宛如水雷炸了蛤蟆坑。
关键时刻,杜聿明过来了。
杜聿明个子不高,平时说话不多,但气场很足,一到场便厉声怒斥刘镇湘:“你再说一遍!怕不怕是小事,对不对是大事。你今天就不对嘛!大家搞新生园地小墙报,那是好意,你为什么要说这是拍马屁!”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是刘镇湘的上司,中间隔着两级,平素给他提鞋都轮不上。
刘镇湘左看看,右看看,再回头看看墙报上贴的小文章,再看看杜聿明威严犹在的眼神,终于不说话了。
功德林管理所的干部并未介入这场争吵,而是饶有兴趣地旁观了一下,干部们都为杜聿明挑大指称赞,这位国军重将不简单,即使在缧绁之中仍然是降将们的老大。
二、国军降将难过思想关
杜聿明在功德林里确然是位大佬,不管谁见了,都敬他三分。
杜聿明的军衔其实并不高,被俘时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中将军衔。但杜聿明智商极高,在军事上极具眼界与才能。他是黄埔一期生中少有的担任方面军指挥官的狠角色,1946年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1948年又到徐州剿总,名非正印长官,实际上就是全军之统帅,与华野粟裕类似。
黄埔一期同批之中,也就胡宗南能与之匹敌,但胡氏与蒋介石有同乡关系,杜聿明是陕西人,他的地位全靠过人军事才能挣来。
杜聿明还有一可贵之处。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各大战略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无一被俘,都在丧师失地、最后总崩溃的前夕逃之夭夭,如东北之卫立煌、华东之刘峙、华中华南之白崇禧、西北之胡宗南。杜聿明原本也有逃走的机会,陈官庄被围之际,蒋介石曾派飞机到重围之中接他走。
但杜聿明有古名将之风,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他不忍丢下数十万将士,拒绝坐飞机逃走,最终做了俘虏。就凭这一点,他在降将之中也能直起腰杆。
杜聿明之所以能镇得住刘镇湘,几句话就叫他服软,一方面靠他在战争中的表现,一方面也靠被俘后的表现。
国军将领被俘后,大多难过思想关。
大凡将军被俘,要么自杀尽忠,要么降顺敌人,除此别无他途。
如果中国将军被外国俘虏,大部分都选择舍生取义。但国共之争大家都是中国人,被俘了不至于放弃生命。生死问题不用管,接下来遭遇的最大难关就是思想关。
杜聿明是国军主要方略的制定者,在大决战开打前已经清晰地预判到双方走势,一度提出过反制粟裕的战法,但未被蒋介石采纳。
淮海战役国军一步步失败,杜聿明虽然有解困之法,但无奈国军顶层已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数十万国军被歼灭,杜聿明在思想上极端痛苦的。被俘之后,他并不接受这样的失败,也不甘心当解放军俘虏,被捉后一度拿砖头自残。
不过杜聿明的思想又是睿智的,不走死胡同,经过一段时间改造后,认清中共胜利的优势在于信仰、在于主义、在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后,跨过了那道阻挡视线的山梁,他便逐渐认同了共产党必胜、蒋匪政权必败的道理。
所以,在功德林里最先丢下以前的身份包袱、最先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恰恰是身份包袱最重、地位最高的杜光亭!
有两件事情令众降将们特别服气。
三、杜聿明为何仍是老大
一件是抗美援朝时杜聿明强撑病体做干粮。
杜聿明思想上不愿接受国民党军失败,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志愿军在朝鲜打出惊人战绩,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令杜聿明深为震惊。美军一贯是国民党军的大哥兼师傅,在朝鲜竟被打成这样,杜聿明对中共固有的认知发生巨大转变,开始赞同中共军队。
当时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出现了问题,无法就地解决粮草,国家号召人民群众为志愿军赶制干粮,有的做炒面,有的炒大麦、炒米。功德林的降将们也分配到一部分任务,为志愿军炒麦。
一些年纪较轻、身强力壮的战犯,被编入炒麦队,和管理处的干部战士们一起干活。洛阳战役被俘的邱行湘,一次能搬动两百斤的麦袋子,人称大力士。杜聿明身患多种疾病,一边肾脏都坏了,干不了这样的力气活儿,但也力所能及地拿着大铁锹,在炒麦锅里翻动,往里放盐、放糖,一遍遍炒制。许多不愿参与的降将,见杜聿明如此作为,纷纷为他挑大指。
另一件是杜聿明当裁缝。
战犯管理所的降将们,生活比较枯燥,除了理论学习就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许多人精神上是苦闷的,不会很好地排遣。但杜聿明就不一样,由于思想的活跃、实践能力又强,他参加了缝纫小组,并很快脱颖而出,靠精湛的缝纫技术又当上了最高长官——缝纫小组组长。
这个组长是实至名归的。缝纫小组共有九个人,负责给功德林所有降将们缝制衣物。这在以前,这些中将、少将们连看都不会看一眼,都是下贱的人干的活,现在要他们来干,都笨手笨脚,有的人还取笑报名参加的人。比如军统特务沈醉,若不是当年干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此时怎么会甘心放下身段干这种有失身份的活计。
杜聿明思想上没有任何负担,学技术学的很快,在九个人中,只有他会全套技术,裁布、缝衣、打边,最复杂的绗——也就是把棉花和布缝在一起,做棉衣、棉褥的时候用得到,他也练的炉火纯青。
甚至他还会修机器,修农具,只要他愿意干,没有干不成的。
众人无不为他这份本事折服。其可贵之处,一在于有行动能力,是实干家,这与他当年指挥辽沈战场和淮海战场千军万马的本事是相通的。二在于他能够驾驭自己的思想,即使在人生的低谷,也能克服思想上的苦闷,使自己的精神、意志、信念,有一个安身之处。
这种境界,不是人人都能有的。黄维被俘后,思想上又打了一场淮海战役,实在抵挡不住中共的理论教化与改造,但又舍不得丢下心中的固执,他选择了一种特殊的逃避方法:研制永动机。永动机的理论流传已久,早已被物理学界证伪。黄维受过高等教育,未必不知道能量守恒定律,但他依然沉浸其中,与其说是研究科学,揆诸内心,焉知这不是他以这个没有实现可能的研究,来躲避中共的继续改造?
这与杜聿明的境界相比,是多大的落差与悲哀?
杜聿明在众多降将之中,不光靠往日的长官身份保持尊严,也靠着他强大的内心,依然高视众人,隐然仍是“司令长官”。
所以,他一说话,刘镇湘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
说到刘震湘,他管理所的表现,确实也是够奇葩。
四、刘镇湘装忠臣惹众怒
刘镇湘和日本人战斗过,有过一些胜绩,这是他后来抵制改造的现实基础。
他曾在一次内部讨论上,激烈地抨击其他降将。
那是一次理论学习。管理所安排一段时间让战犯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九评”文章,有一次他们座谈讨论后,刘镇湘又指责别人说话言不由衷,有奴性,共产党说啥他们就跟着说啥,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大家听了自然不高兴,在理论学习会上对刘镇湘进行反驳,谁知越说越激烈,批出了火星子。面对大家的一致反对,刘镇湘很不服气,在会上说什么“我早就同情共产党”等粉饰自己的话。他表面上这样说,其实内心打得算盘,是在不引起管理干部警觉的情况下,为自己打败仗作辩解,证明自己多么厉害,证明自己对故主蒋介石还有一丝香火情。
做人贵在真诚。降将们被俘之后,大多都承认在军事上是彻底失败的,大家也都打过日本人,为什么就你刘镇湘这么做作呢?难道你装成忠臣,你就是忠臣了?
对刘镇湘有所了解的降将当场揭发说:“你刘镇湘在即将被解放军歼灭时,还拿着蒋介石授给你的‘中正剑’,到你亲手培植起来的那个师督战,要顽抗到底,最后你还是被俘成为人民的罪人。”
更有原七兵团的旧将指责刘镇湘,你同情共产党,那你为什么下令杀了29名解放军士兵俘虏。为什么还用毒气弹毒晕解放军战士,还用刺刀挑死他们!
刘镇湘大惊失色,连忙辩解说,用毒气弹那是上峰的命令,挑死解放军士兵那也是一线的士兵们干的,战斗之中杀死敌兵也可以理解吧!
至于杀死29名俘虏,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违法国际战争公约。对此,刘镇湘则死不认账,他说,这是黄百韬直接给64军军长黄觉下令,黄觉命令下面执行的,他并不知道此事。
这些细节,若非大家揭发指责,或许刘镇湘后来在写淮海战役亲历记的时候,都不会写此一笔。
面对众降将群起而攻之,刘镇湘恼羞成怒,不仅不认错,反而以“绝食”相对抗。
绝食一连绝了三天,和他一个监舍的徐远举见他也走不动路,说话也无气力,怕他真的饿死,赶紧向管理干部何殿奎报告。
何殿奎立即派一工作人员去伙房熬了一碗玉米面粥,接着把刘镇湘带到审讯室,在地上铺好被褥、枕头,让刘躺下,又把他双手铐好,然后把他鼻子一捏,用小勺喂他玉米粥。
刘镇湘内心死硬,其实也想找个台阶下,见人喂饭,吃了两口就说“我自己吃吧!”
何殿奎于是给他卸下手铐,刘镇湘狼吞虎咽地吃起了玉米粥。
何殿奎教育他说:“你今天表现还算不错,早就该自己吃饭,不应绝食。”又说:“今晚给你做一碗面片汤加一个鸡蛋,再吃两天病号饭,待胃好些后再同大伙一起吃饭。”
刘镇湘点点头,表示服从。
刘镇湘后来思想上也逐渐转变,据说是杜聿明的一件事,给他以极大震动。
进入功德林后,国军降将都要写一份回忆性质的《自传》,回顾在国民党军中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反省。
杜聿明也写了一份,写完后交给管理干部,没想到一位姓李的科长叫他到功德林管理处,接受询问。
杜聿明内心顿时引起一阵波动。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有什么罪过没有写进去,引起管理处的疑问?
杜聿明打仗素来光明正大,战场对垒有所杀伤在所难免,相信解放军不会在这方面找他的不是。那么还有什么事呢?淮海战场上,最后时刻突围,国民党军曾经施放过毒气弹,但那是蒋介石的命令,而且是在杜聿明被俘之后施放的。
带着满腹狐疑来到管理处,李科长一问话,才让杜聿明一颗心放回了肚子里。
原来是因为杜聿明没有把昆仑关之役写进《自传》里。
1939年11月的昆仑关之役,杜聿明时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击败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头等主力第二十一旅团,歼灭日军1万余人,其中击毙者多达5000多人,日军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毙命于此。这是抗战中少见的大胜仗,杜聿明之所以不写,大概觉得自传是交待反动罪行的,写这个倒成了夸耀功劳。
杜聿明谦虚地解释说,这种小事,不足挂齿。
谁知李科长却严肃地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接着他把昆仑关战役的大致经过,当着杜聿明的面扼要叙述了一遍。
杜聿明心潮澎湃,几乎不能自已。共产党人为天下万民苍生计的境界与心胸,他实在是低估了。
这件事后来终于传到刘镇湘的耳朵里。
论抗战的功劳,他连同为战俘的宋希濂、廖耀湘都比不上,遑论杜聿明。在中共如此宽阔的胸怀之下,还拿着那点微末之功当顽抗之资,那才是贻笑大方。后来刘镇湘的思想终于慢慢转变。但终究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即使有所转变,刘氏的态度还是比其他人顽固一些,他一直在监狱里度过26年时光,在1975年政府下令特赦剩余全部战犯时,才重新获得了自由身。
降将之中,刘镇湘虽然顽固,还不是鄙视链的底端,最底端的是保密局特务。比如徐远举、沈醉。
五、鄙视链的底端是特务
大众对军统特务的了解与仇恨,要归功于小说《红岩》。
如徐远举、沈醉、周养浩等人,都是《红岩》中的原型人物。
我们主要说说徐远举的遭遇。此人在1949年11月27日,接到毛人凤的密令,对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政治犯,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数百名中共党员还没感受到新中国朝阳的温暖,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被俘虏后,徐远举起初拒不交待多年来残杀中共革命志士的事情,直到许多被俘的保密局特务,陆续供认出屠杀罪行,徐远举才不得已慢慢吐露出杀害中共地下党员的罪行。
周养浩(同是保密局特务)还曾指认过,徐远举亲自策划了杀害杨虎城将军。徐远举无可否认。
徐远举自知过往所犯罪行太大,手段太下作,仇恨不易化解,与杜聿明、宋希濂、黄维这些战将相比,身份地位尤其低下。所以在功德林改造时特别积极,悔过特别主动,说的话也极为诚恳,刘镇湘骂他拍马屁、没骨气,也不全是空穴来风。
正是由于他杀过太多毫无寸铁的中共党员,前几次特赦的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后来特赦中止,徐远举极度悲观失望。他不像文强那样善于排解情绪,终日郁郁不乐,终于在1973年春,因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在北京复兴医院去世。
同时军统特务,沈醉后来谈起徐远举,言语中似乎对他也有一些看法,认为他太不人道。
善恶到头终有报,当1975年所有国民党降将遇赦时,回望他们的人生历程,不知当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