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振岭，是3万转业官兵支援石油大会战中的一员。说起从军和来到油田的经历，他说自己是被“耽误”到油田来的。
义务兵服役3年，他却一待就是5年。因为带兵的排长上了朝鲜前线，芦振岭他们只好在新兵连等了整整2年，直到这位排长凯旋，这批“新兵”才上了海岛，成了炮兵。
芦振岭转业时，也是一波三折。
领章、帽徽已经依依不舍地取下，出岛的船票已拿到手，离别的酒也喝了，可在码头的旅店里睡到半夜，一道命令下来：退掉船票，就地待命。这一等就是几个月，好不容易第一批去支边海南的名单下来了，没有芦振岭的名字。又等，终于等来了消息，芦振岭奉命前往大庆油田。
误陷泥浆池
1960年3月，闷罐列车咣当咣当地在铁道上奔驰，此时的江南，已经春意盎然，可是坐在车厢一角的芦振岭，却越来越感到阵阵寒风正从列车缝隙钻进来……
“我们驻在南方的部队，棉衣比北方的军装、军被轻薄得多。而且，当时江浙一带已经很暖和了，解放单鞋都已换上了。临来时，虽然部队首长和我们交代了东北冷，但在我心里，完全对冷没有具体概念。直到列车到达长春，闷罐门一开，片片的葱绿，已被白雪代替。我裹紧棉衣，不住地跺脚，但从前到后，从下到上扑来的冷风，一下子就穿透了我薄薄的衣裤。当列车停靠终点安达站时，我已经冻得双腿僵直，无法下车了。”芦老笑着说。
“当地的老乡一看我这穿着，直着急，告诉我这可不行啊，得赶紧买副‘棉乌拉’。一打听，才知道，‘棉乌拉’是当地人穿的大厚棉鞋，因为这之前，东北棉花缺，过冬的鞋里常絮上东北常见的有保暖作用的乌拉草而得名。鞋有了，狗皮帽子、棉工作服也发了下来，身上总算有点热乎气了。
“因为在部队搞通讯，我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在大同高台子的3个钻井队架设直通大队的电话线。大家都看过一些战斗故事片，电话兵背着缠满电线的线拐子，在战火中奔跑，把爆断的电话线接上。我的工作和他们差不多，不同的是没有战火，但也不是没有危险。一次，我正在架设通往一口井上的电线，光顾着往前走，没注意井场上冻了薄薄一层，颜色同周围相似的泥浆池。走着走着，咔嚓一声，整个人一沉，陷入泥浆池中。井队的人把我从泥浆池里拔出来后，很快，我浑身上下就冻上了一层冰铠甲。
“钻井队的领导拉我去屋里暖和，但那时候谁都是一身衣服，没有多余棉衣给我换，他们劝我马上回队部换衣服，怕我冻坏了。可是，大老远地走到这儿，没有完成交办的任务，哪能放下就走呢。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冲洗干净沾了泥浆的电线，把电话安装畅通后，才穿着这身硬邦邦的棉服回到大队部复命。”
生产“人造肉”
在对多位老会战的采访中，他们都不约而同、无数次地提及会战初期粮食紧张，职工出现浮肿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寻找代食品充饥，度过饥饿难关的故事。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能填饱肚子，大家想尽办法，甚至把传言也信以为真，以至于适得其反……
芦老说：“粮食最困难的时期，我刚21岁，因为干的是铆工，粮食定量是37斤，比一般职工要高。但我在单位是出了名的能吃，2两的馒头，我一气能吃15个，肚子还不饱。我的饭盆比二大碗大，一顿高梁米饭，不但要盛满，还要冒尖，就这还是吃不饱，经常因为大师傅手抖，给少了点饭，与人家吵架。领导犯愁啊，就这么吃，还算半饱的话，你就别挑工种了，去器材站当个搬运工吧，定量54斤，但愿能让你吃个饱。
“读者要问了，你咋这么能吃呀?那时，我负责带车从四个不同的地点往当时正在建设中的东油库拉砖。那时候，附近能拉到砖的都是小砖窑，为节省人员开支，不雇装车的工人，谁拉谁自己装。装一次两次还行，一天七八次，常常是干到半夜才收工。活累加上我本身特别能吃，这点定量吃不饱，就在情理之中了。
“饿的不仅是我，就是饭量少的也饿。虽然我的定量加了23斤，还是饿的得了严重的浮肿病。住进了大队专门负责治疗浮肿病的‘特护病房’。这儿的待遇在当时来说极高，饭管够吃，还有当时奇缺的维生素吃，有时还能吃上点肉。
“治好浮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增加营养。食堂的管理员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个‘人造肉’偏方。而所谓的人造肉，就是白菜发霉长出的毛，据说这个毛营养丰富。那时候为了把营养搞上去，听风就是雨呀，所有入窖的白菜，全摆在架子上等着长毛，结果毛没长成，全都烂了，弄得全队一冬天无菜可吃，干嚼主食。但大家谁也没有抱怨，毕竟初衷是好的。”
加入党组织
会战初期，为了克服会议多、制度多、报表多、手续多等弊端，更好地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使油田有限的车辆、吊装等设备进行合理、科学的调配，会战工委领导借鉴人民军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在油田成立了总调度室。
总调度室就像军队的司令部作战室，统一发号施令、统一安排部署、统一组织调配力量，上传下达，协调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芦振岭也是当时总调度室的一员。
芦老说：“要了解生产单位的需求，总调度室的人员必须靠前指挥、靠前协调各单位急需解决的难题。我记得，最初油田上只有一台5吨的解放吊车，为了不耽误钻井生产，让钻井队完钻后，短时间内搬往下一个井位投入钻井生产，我骑着一辆摩托车，奔波于战区的各个井队之间，得到第一手的统计数字，把井队的搬迁时间有序合理地编排调配，有效地解决了井队等吊车、吊车又无事可做的混乱情况。因为工作努力，协调有序，成绩突出，我连续多年被评为战区的‘红旗手’，我这个培养多年的入党积极分子，盼到了加入党组织的那一天。
“那一时刻，让我终生难忘。我是那批发展的唯一一位党员。那是1968年7月1日，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党旗下光荣宣誓，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夜未眠，脑海中一遍遍出现入党宣誓的一幕，暗下决心，不辜负党组织的期望，一定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出骄人的成绩。
“我们这代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对党的感情特别深，把加入党组织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
红色传承：父亲的信条
讲述人：芦兴伟(芦老的儿子)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今年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53年前的这个日子，我的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虽然退休多年，但一直坚持读报、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大政方针。特别是去年抗击新冠疫情时，他积极响应号召，在小区封闭期间，不仅帮助社区劝解居民安心待在家中，不给党和政府添乱，还主动向党组织交纳特殊党费，并坚信，在党中央和习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一定能渡过这一难关。
他常对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能勇敢地闯过去。”他说，这是他毕生的坚定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