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彬（1900～？？），1949年11月27日在涪陵被俘，被俘前职务是国民党川鄂湘边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官。12月19日，钟彬的老同学、老同事、老上级宋希濂逃至川康边的沙坪，在大渡河边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俘虏。
七十多年过去了，钟彬被俘时的情形有多种说法，而更让人关注的是他的下落，一同被俘的宋希濂随后的人生轨迹人们耳熟能详，同为战犯的钟彬，其之后的下落至今仍是个迷。
目前市面上流传着一种较普遍的说法，采用的是台湾国民党编撰的《**人物志》，其中记载钟彬于1949年秋被俘，年底在北京的景山跳崖身亡。
对于此说法，假如你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地去看，只能微微一笑——国民党又在为自己找面子。早先，国民党就曾宣扬过大量英勇战死的所谓国军英烈，比如杜聿明、黄维等，等到这些人出现在被俘名单时尴尬万分。而关于钟彬的下落，大陆方面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说法，这也是台湾关于钟彬跳崖之说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钟彬被俘有多种版本。版本一：钟彬本在宋希濂司令部开会，听到解放军进攻阵地的消息，急忙赶回部队，在途中被俘；版本二：宋希濂集团的两个兵团被我军截断，20兵团司令陈克非一溜烟跑得飞快，后来找机会做了起义将领，而钟彬一定要去追部队，结果被俘虏；版本三：这个就有点扯了，说是蒋经国汽车轮胎坏了，取走了钟彬的小汽车的备用轮胎，导致他只得走水路跑路，终至被俘。
除了这几个版本，更有信服力的版本是钟彬坐船走水路，被解放军追上而被俘。“我们的船是天刚亮时，被解放军发现的。他们封锁了江岸，两面的制高点都是解放军控制，经过短暂交火，船被击穿进水。钟司令自已走下船，向解放军高声讲：“我就是十四兵团司令钟彬。”
关于钟彬被俘过程虽然多种多样，但是一个可以确定的是其被俘日期是1949年11月27日，完全不是台湾版的1949年秋天，这是其硬伤之一。这么短的时间，在当时那种情况及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不可能迅速将其送往北京，也就更不可能给他机会跳崖了。何况，钟彬后来还干了一件流传很广的事，宋希濂、沈醉等人的回忆录都有记载，那是在1950年代，地点是重庆。
关于钟彬的下落，香港某刊物曾登载了一篇文章——《我与宋希濂同时被俘记详》，作者士心，这名一看就是笔名。该文作者称自己是宋希濂的部下，一同被俘，一同被关押于白公馆，且和钟彬有过数面之缘。该文提到钟彬的结局：“民卅九年二月间，钟彬在拘押中患了恶性疟疾，连续一星期之久，就不幸死去了。据守卫的共军说：‘钟彬死时，还在高呼：国民党万岁!校长万岁!’”对于这个，也只能呵呵了。解放军纪律严明，看守所的纪律是管教人员不得与被看守的战犯私下交谈。民国39年就是1950年，2月的时候重庆看守所还没成立。再说，就算他时间记错，可宋希濂回忆录中关于在重庆看守所的叙述中并未提到钟彬之死，他们俩的交情可比其他人铁得多。而且，钟彬如果早早死去，那他还怎么完成他的故事。
曾经在重庆看守所从事管教的一位工作人员姜昭阳所写的《西南公安部第一看守所改造国民党战犯纪实》，其中有几段写到： “1950年春夏之交白公馆看守所组建，首批收押的人犯就有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钟彬、曾扩情等”。 “陈赓于1950年6月在西南公安部部长周兴等陪同下亲临‘白公馆’看守所楼上监房，看望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宋希濂、钟彬、曾扩情、刘进等人。。。中午，他请宋、钟、曾吃了饭，用餐地点在‘梅园’预审处的会议室。饭菜是干部伙食团做的，比较丰盛。。。”
只这些内容就将台湾的、香港的关于钟彬的结局的说法彻底推翻，你若不信当事人的说法，只能说你屁股歪了。
重庆看守所的地点是国民党曾经用来关押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白公馆、渣滓洞，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这用来关押国民党战犯。
宋、钟二人被俘后，钟彬与宋希濂等一批国民党高官一起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看守所。两位好友整日下棋为乐。钟彬棋艺平平，常要求悔棋让棋，宋希濂一子不让，以至于摔棋子撕棋盘，一旁的牢友王陵基揶揄宋希濂：“兵团司令都可以让（给钟彬），还计较一盘棋”。
宋希濂和钟彬在国民党军中属于能战之将，宋更被称为蒋的“鹰犬将军”，二人长期在一起共事。人们口中所说的德械师，主要代表就是第87、88、36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87师、88师分别为国民政府警卫一师、警卫二师，是国民党的御林军。
宋、钟二人同为黄埔一期生，但是在毕业后一开始并无多少交集。钟彬一生得遇二恩人，第一个是同乡李安定，钟彬军校毕业后长期跟随李安定任职，曾在李任连长之教导第1团第1营第3连任排长；1926年3月，李推荐钟彬接任其宪兵教练所党代表一职；1927年4月钟彬随李担任了“自由”号炮舰党代表；同年7月，李推荐任海军分会特派员等职。1928年，钟彬与李安定双双考上陆军大学正则班第9期。李安定于1930年春提早毕业，出任黄埔军校办公厅主任。1934年因所谓“组织小团体”被秘密杀害，具体情形一直云里雾里，李母曾为此亲去南京找蒋理论，蒋给了一笔补偿方才了事。
钟彬遇到的第二个恩人是宋希濂，1931年9月宋希濂任国民政府警卫军第1师第2旅少将旅长，钟彬任第1师第1旅中校参谋主任（时宋家军的二号人物陈瑞河任第1团中校团附）。“一二八”事变时，第87、88师在张治中率领下驰援淞沪，与十九路军一起并肩抗击日寇。
1933年1月，钟彬升任第87师第261旅第522团上校团长，旅长正是宋希濂。8月，成立第36师，宋希濂为师长，钟彬也随之前往第36师，升任少将参谋长。
1934年9月钟彬任第108旅少将旅长，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第36师进占长汀。1935年3月，第36师进攻仍旧坚持在瑞金、长汀地区打游击的项英、陈毅，迫使该部红军分三股突围。其中由东路突围之一部红军遭到钟彬的108旅截击，被迅速歼灭。旅长钟彬在通过审讯俘虏后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瞿秋白、何叔衡等带着300余人由上杭突围。在得知这一情报后，他立即通报，使得由上杭突围的红军为福建省保安第14团截获，何叔衡跳崖，瞿秋白被俘不屈，宋希濂接蒋介石电令后将其杀害。这成为宋、钟二人一生抹不去的污点。
1935年7月24日钟彬升任第36师少将副师长兼第108旅旅长，1936年3月1日调升安庐师管区中将司令，1937年8月15日调任中央军校第十一期第2总队中将总队长。
淞沪会战期间的88师街垒阵地
“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三个德械师第87、88、36师打得很英勇，9月12日，三个师长王敬久、孙元良、宋希濂分别被军事委员会提升为第71、72、78军军长，但是所辖的依然是这三个师。在淞沪战场，这三个名义上的军伤亡都十分惨重，不断得到成团成营的补充，才勉强维持建制。比如第71军，10月12日得到两个江苏省保安团的补充，还没来得及编造名册就遇到日军进攻，匆忙投入战场，战后收容清点，两个团加一起只剩1000多人。随后，第71军又得到三次补充，待11月9日撤出淞沪战场时，全军仅5000余人。11月10日，第71军撤至镇江，得到第五次补充，兵力恢复到8000余人，五天后开赴南京，投入南京保卫战。
第71军首任军长王敬久
南京保卫战只打了三天，第71、72军在前线打得相当顽强。然而，当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达突围命令后，由于上层的司令、军长、师长们率先逃跑，使得部队失去掌握，突围演变成了溃败。撤抵江北后，第71军仅收容1800余人，第72军仅剩500余人。宋希濂的第78军虽然负责在下关督战，没有参加到阵地战中，但在溃兵的冲击下也有2000余人死亡或失踪。
南京保卫战后，第72、78军番号撤销，第88师、36师全部编入第71军，撤至洛阳整补。由于王敬久与警备司令部闹矛盾，做得过火，被蒋解除了军长职务，此时正担任荣誉一师师长的宋希濂被蒋紧急召见，任命为第71军第二任军长。
当时，第87师师长沈发藻，原第72军军长孙元良都有意接任军长，但是前者在御林军中资历尚浅，后者则在南京保卫战中名声臭了，因而，宋希濂任军长正当其时。
兰封战役时，1938年5月20日，宋希濂接蒋电话命令派一部开赴红庙（位于兰封、考城之间），从侧翼攻击日军第14师团。由于第36师还在江西整训，宋只得带第87师执行任务，留第88师守备兰封。
5月21日，第87师顺利攻下仪封，日军并未激烈抵抗，这让宋希濂和沈发藻有了不详的预感。一天后，日军第14师团主力向兰封发动进攻。此时的第88师，暂时归第27军桂永清指挥，其兵员主要来自抗战开始后组建的预备1师，军官来自汤恩伯系的13军。面对日军的进攻，桂永清率先逃跑，第88师师长龙慕韩未经激烈抵抗当晚即带队突围，后被枪毙。其虽然罪有应得，但是也成了蒋之亲信桂永清的替罪羊。
23日下午，宋希濂收容起第88师，亲自指挥该师反攻，在第87师的配合下，于27日收复兰封。兰封战役，四十万国军围攻两万余日军，却被日军击破，此为国民党军一大耻辱。
随着龙慕韩被枪毙，宋希濂趁着在许昌整补的机会，抽调大量军官前往第88师任职，全军皆以宋希濂马首是瞻，“宋家军”之名也由此传开。1938年7月2日，宋希濂辞去兼任的第88师师长，钟彬调任第88师中将师长。
1938年8月，第71军参加武汉会战，与台儿庄英雄部队第30军（西北军），第42军（西北军），第51军（东北军）联手，在富金山，沙窝，小界岭阻击日军第 13，第14，第16三大精锐师团一个多月，期间第71军曾多次发起反冲锋及肉搏战，并夺回富金山，马鞍山等阵地。
血战富沙是第71军的成名仗，也是翻身仗，此战第36师仅剩800余战斗兵，第88师则剩下1000余战斗兵，可谓倾尽全力阻击日军。
武汉会战结束后，第71军开赴襄河整补，换装苏械，成为国军6个苏械军之一，此后长驻豫、陕、晋边界地区休养生息，这使第71军错过了抗战中期的大部分重要会战。1940年7月，已经是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宋希濂辞去第71军军长兼职，并保举老部属陈瑞河（36师师长）继任军长。
陈瑞河很能打，在富金山一战亲率敢死队力退日军，成为官兵们心目中的英雄。其不出名主要原因在于他在第71军军长任内只是率部在晋南打了半年的游击，之后在第9军也未有什么可称道的战绩，再然后任一战区高参，直至抗战胜利。
钟彬还是第71军副军长时，就在宋希濂的运动下于1941年12月接到第10军军长任命。但是钟彬仔细权衡后认为，自己与第10军毫无渊源，且前任军长李玉堂在该军威信很高，被撤职实属冤案，因而以各种理由迟迟不去就任。等到日军发动第三次围攻长沙时，李玉堂被重新重用，并率部取得大功。
钟彬当上第71军第四任军长的第二个月，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败撤回国内，日军第56师团则紧追不放，连占畹町、龙陵。5月5日，日军逼近惠通桥，并抢渡怒江。钟彬此时接到出援令，他连夜征集卡车运送第36师106团出发，另安排第88师向保山输送。
第106团在紧急到达惠通桥时，化装成难民的日军前锋正在发起冲锋妄图夺桥，106团与日军激战时，工兵引爆了早已埋设好的炸药将桥炸断，日军后续主力被挡在怒江对岸。之后，钟彬调集部队用了三天时间，将已经乘橡皮舟艇强渡过江的日军小部队予以歼灭。此后两年多的时间，中日隔怒江对峙。如若钟彬所部未能及时赶至怒江前线，后果不堪设想，钟彬当立一大功。
1944年5月，第71军在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指挥下参加滇西攻势，此时第36师已经从71军调集团军直辖，顶替的是由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撤回国内的66军残部缩编的新28师。
第一阶段作战，第71军先是作为防守部队，固守怒江、保山各点，另抽调第88师一个加强团配合第20集团军作战。在第二阶段作战中，第71军主力作为第11集团军右翼部队，在渡过怒江后向龙陵发起进攻，新编第28师则参加对松山日军的围攻。从6月8日至7月28日，71军猛攻龙陵，终于将日军外围据点扫清，但是担任主攻的第87师伤亡惨重，无力续攻。
龙陵前线接受检阅的第87师
钟彬遂申请将新28师调回，接替第87师的战斗任务。经过休整后，8月14日，钟彬集中了所有火炮，在中美联合空军的支援下，指挥第88师，新28师及新39师一部向龙陵发起攻击。日军防守坚决，工事坚固，火力猛烈，虽然官兵们前赴后继地冲锋，终因伤亡过大不得不停止进攻重新整补，第88师则跟87师一样撤出战场至后方整补。
10月29日，钟彬指挥新28师，以及新配属的第36师、第200师、荣誉第1师等部在重迫击炮营配合下再次发起进攻。经过五日激战，日军再也支撑不住，被迫突围。11月6日，第71军及配合作战的友军各部终于以惨胜的方式光复了龙陵。
12月，正当钟彬准备率重新整补完毕的第71军继续进攻时，接到调任青年军203师师长的任命。国民党的青年军被蒋寄予厚望，军官实行的是高职低配。钟彬匆匆将指挥权交予副军长陈明仁即离开了第71军，后任青年军第9军军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整编26师师长、第109军军长。此时，宋希濂由于被后方小人构陷，正带职在陆军大学上课，失去了对第71军的人事控制。
陈明仁代理后，率71军连续取得了三台山、襄佐寺、回龙山等战斗的胜利，他作为出身非御林军系统的一员终于在71军站稳了脚跟。1945年1月，陈明仁率71军攻入缅甸，在畹町与驻印军胜利会师。之后，第71军撤回云南沾益整训，新28师因人员不足被撤编，新编入第91师。1945年6月，陈明仁扶正，成为第71军第五任军长。
日本投降后，第71军移驻上海，后进入东北，辽沈战役时，第71军编入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整个兵团在辽西被解放军歼灭。
抗战胜利后，宋希濂于1946年调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新疆警备总司令。1948年调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主力被歼灭，蒋令其心腹爱将宋希濂将所部扩编为六个军约20万之众，给了两个兵团的番号，宋兼任十四兵团司令。此时，钟彬远在云南当军长，接宋希濂的邀请赴任绥靖公署副主任，宋希濂并把自己担任的十四兵团司令一职交给钟彬，使钟握有掌兵实权。
1949年8月宜昌战役后，宋希濂率第2军，79军、15军、118军、122军、124军，进入鄂西，驻防鄂西北。11月，国民党军西南防线崩溃，被老蒋寄予厚望的宋希濂集团被歼灭。
正因为宋希濂将第十四兵团司令官让给了钟彬，因而在重庆看守所被王陵基揶揄。而两人都担任过司令官的第十四兵团，则被戏称为蒋介石的“送终（宋钟）兵团”。
在《西南公安部第一看守所改造国民党战犯纪实》的记载中，并未交代钟彬的最后下落，只笼统的说了一句“钟彬于1953年上半年转押他处，宋希濂于1954年春转押北京功德林战管所”。
宋希濂随后的事迹大家都知道，而关于钟彬再无相关文史资料记载，就此成迷。钟彬家乡的文史办曾派人专门调查过钟的下落，最后也没有得到结论，只在介绍钟彬时笼统地说“重庆解放后，在改造营中病故”（兴宁文史第9辑，《原国民党将领钟彬简介》。
国内有人为解开钟彬下落之谜努力过，曾经联系了远在美国的钟彬之女，但得到的答案是她几次返回国内寻找父亲下落，皆无果。她也询问过移居美国的宋希濂，问起钟的下落，宋希濂回复是“我也不清楚”。最接近真相的是，该人寻访到一位曾经在武汉从事管教工作的老人，根据他的回忆，1953年的时候确有一位叫“zhong bin”的中将从西南转过来，至于是不是钟彬，没法确定。这位老人还说，这个中将在1955年农历新年前夕因病去世。
钟彬有文化，战争时期还知道交待部下保护文物，他的军旅生涯大部分是跟随宋希濂。此二人虽然在围剿红军时有人生的污点，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国家民族大义，英勇抗击日寇，立下了功勋。
从钟彬拒任第10军军长到其不当军长去当青年军的师长，可看出他并不是贪恋权位之人，更非不识大势者。他最后糊里糊涂地去接最后一棒，做蒋家王朝殉葬品，并不是出于对校长的党国的忠，大概还是更看重袍泽情谊。
1959年宋希濂在第一批被特赦，除了积极改造外，大概抗战时的功绩有很大的加分。钟彬此时如果还活着，应该也会追随老长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