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地下党策划的上海起义为何失利？

摘要： 张权将军1949年初的一天，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中将视察员张权，率检查团一行人乘军车从芜湖出发，沿江堤西行，对江防前沿阵地、兵力部署、炮位等进行检查。其实，张权名为国民党的中将巡视员...

张权将军

1949年初的一天，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中将视察员张权，率检查团一行人乘军车从芜湖出发，沿江堤西行，对江防前沿阵地、兵力部署、炮位等进行检查。

其实，张权名为国民党的中将巡视员，实为中共地下工作者，这次巡查江防，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中共地下党组织交给的一项任务，了解长江沿线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以便于解放军制定精确的作战计划。

张权1899年9月出生于河北武强县张家庄。1917年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为该校第8期学员。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第13期攻读炮科。北伐战争开始时，张权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9师少将副师长。部队前进至江西，师长胡荣殉难，张权遂晋升为师长。当时，中共党员林伯渠是第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常到第19师检查工作，和张权接触密切，对张权的影响很深。

1941年夏，张权率战车防御炮总队驻四川璧山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通过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介绍，将中共党员王亚文推荐到张权部工作，被张权委任为上校秘书。

当时，在推荐王亚文给张权时，张治中坦率地言明，此人为中共方面周恩来所荐。张权高兴地说：“周恩来先生介绍的人，好！非常欢迎！”

从此，张权应周恩来所邀，经常到重庆曾家岩50号作客，与周恩来、董必武保持密切接触，并阅读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思想上有了重大转变，遂向王亚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王亚文将张权的要求及时向董必武作了报告。

董必武与周恩来进行了磋商后，对王亚文说：“你转告张权将军，共产党是了解他的！基于他目前的情况，暂时不加入共产党组织所起的作用，比他加入共产党组织的作用更大。只要为国家、民族做了工作，我党和人民是永远会记得的。”

张权听了王亚文转告的董必武的话，尽管为不能加入共产党深感遗憾，但他还是愉快地服从了党的这一决定。

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的亲信陈诚执掌国民党军政权。陈诚出任国防部参谋长，重用私人，排除异己，张权被扣以亲苏的帽子。陈诚将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番号取消，将各机械化炮兵团（团长少将衔，相当于师）裁撤分配给各战区，将张权安排到国防部当部员，实际上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差使。

1947年3月，根据中共上海局指示，王亚文从长沙来到上海，重新与张权取得联系。

一天晚上，在上海老自鸣钟附近葛仲平（地下工作者）家里，经王亚文引荐，中共中央上海局统战部部长沙文汉（化名张登）和张权首次会面。

沙文汉紧紧地握着张权的手，拉他一起在长椅上坐下，说：“张将军，虽然你没有加入共产党组织，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们从来都是把你当作自己的同志一样对待！眼前的战局你也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军队是节节败退，蒋介石企图以长江天堑来阻挡我们解放军的进攻，那是不可能的。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打过长江来，因此，希望你能否利用在国民党军中的中将地位，到长江沿线作一次视察，特别是江阴要塞防区，帮我们了解一下江防的兵力部署和装备设施？”

张权思考了一下，爽朗地说：“行！这一点能办到。”

第二天，张权请准以后勤总司令部的中将视察员名义，往前线担任战时各兵种的军用调拨和军需补给的任务，得到郭忏的准允以后，张权遂到沿江各线察看。

张权从长江沿线视察返沪后，躲在上海东体育会路20号王亚文的家中，连续工作3天3夜没有休息，绘制出国民党军队沿江一线兵力、工事、炮火布防图，并建议解放军先头部队从安徽采石矶出击，在当涂、铜陵、繁昌一带突破，然后集中兵力挥师东下，直捣国民党首府南京。

王亚文接过张权花费巨大心血绘制出的“江防图”，看着他那双因熬夜劳累而布满血丝的眼睛，激动地说：“张将军，谢谢你！有了这张图，可使我解放军先头部队多少战士免于流血牺牲啊！”

1949年4月20日晚8时，由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的中突击集团第一梯队，正是按照张权的建议，首先突破鲁港至铜陵段国民党军防线，在对岸建立了滩头阵地，接着向敌纵深发展进攻，于次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然后挥戈东下，直逼南京。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胜利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占领南京。4月22日，蒋介石在杭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上海防线。根据会议部署，国民党集结了9个军、24个师、6个交警总队于上海，另加特种兵，共约23万部队，构筑了各种坚固的防御工事，碉堡、地雷、电网、壕沟星罗棋布，狂妄叫嚣要在上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

此时，张权的许多故旧也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纷纷拥到上海。为了利用张权过去的地位和影响，开展对敌军的策反工作，经中共中央上海局批准，秘密成立了上海起义军司令部，任命张权为上海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委，郑振华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上海虬江路仓库是国民党的重要军用仓库，库存有6000多吨从美国进口的武器、弹药、通讯器材及医药物资。张权了解这一重要情报之后，心想，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仓库控制住，待解放军打进上海后，将仓库里的军用物资交给党和人民。

于是，张权利用与国民党后勤总司令郭忏的私交，设法将他的侄女婿秦然轩从台湾调回大陆，任上海港口少校服勤官兼虬江路仓库主任。

秦然轩曾是张权主持步兵学校时的学生，是他的贴心人。1946年，秦然轩随国民党军整编第21师独立团调往台湾。他被调回上海后，张权征得王亚文同意，秘密任命秦然轩为起义军司令部交通科长，控制虬江路仓库，压缩出库物资，保证物资安全。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张权的策反工作卓有成效。在他的劝说下，驻扎上海的许多国民党军队将领，表示愿意参加起义，走一条光明之路。

那些将领中有原第9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部的第1纵队少将司令李锡佑，第51军军长王秉铖，第182师师长王挽危，青年军第230师师长方懋楷。张权利用各种机会与他们接触，晓以大义，动以私谊，分析当时的战局形势，讲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促使他们转变思想，同意参加战场起义。

就在张权策反工作取得重大实效，举行起义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又一次亲自来到上海，检查防御备战事宜。

5月1日，蒋介石又在复旦大学礼堂召开驻沪的团以上军官会议，除亲自训话外，又让汤恩伯在会上宣布了《战令十条》，一连说了10个“杀”字，使在座军官心惊胆颤，头皮发麻。会后，蒋介石下令将团以上军官的家眷送往台湾，名为“保护”，实质是做人质，迫使军官们不得不为他拼死卖命。

蒋介石的这一招果然奏效，原先答应张权愿意起义的一些将领动摇了。182师师长王挽危给张权送来了一张条子，上面只有四句诗：

羡公勇攀列宁山，古柏参天耐霜寒。

惆怅不堪附骥尾，各行其志勿相残。

诗意不言自明：他钦羡张权，又慨叹自己不能追随张之骥尾，而要各行其志，改弦易辙了。青年军230师师长方懋锴，也因家眷要去台湾不干了。

两个起义的主力师师长中途变卦，推翻原先的诺言，给酝酿中的起义计划影响甚大。张权又气又急，立即向地下党作了汇报。张权说，要稳定王挽危的思想，最好让其家属帮助一起做工作。王亚文同意张权亲自上门做工作，但叮嘱他小心谨慎，防止特务破坏或被人出卖。

张权冒着风险赶到182师师部，径直来到师长王挽危家中。张权平时对王挽危的家属甚好，在一块时如一家人一样，什么话都谈。他估摸王挽危这天不会立刻回杨舍营家中，便立刻赶了过去。果然如张权所料，王挽危没有回家，家中只有他的妻子和儿子。张权对她们分析时局，鼓励她们去做王挽危的工作。

几天后，蒋介石突然下令在沪的团级以上军官的家属一律乘专轮运往台湾。王挽危的妻子和儿子都不愿去台湾，在张权的鼓励下，她们出面帮助劝说王挽危。

这时，王亚文也化名为张华忠，代表中共党组织去做王挽危的工作。在几方面的努力下，王挽危终于打消了顾虑，表示愿意配合行动，参与起义。并以家属尚未来沪为借口，搪塞了上司要其家属运往台湾的命令。

就在刚刚把王挽危波动的思想稳定下来时，张权听说驻扎浦东的国民党青年军第230师师长方懋楷，准备将家属送往去台湾的专轮。于是，他立刻赶去方懋楷家劝阻。

方懋楷曾是张权的学生，张权便以师者的身份劝道：“懋楷，我念你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才来再进忠言！你怎么就一点也辨不清形势？非要一条道走到黑？真是枉费我一番心血！”

方懋楷感到十分愧疚，脸上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说：“你是我的老师，我也对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不是我不识时务，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啊！我的儿女多，我老婆是中央大学毕业的，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陆定一的夫人同学，国民党内很多人都知道这事，中统、军统特务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不把她们送去台湾，特务们肯定会怀疑的，如果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向上司说清楚，会很危险的。再者，我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是蒋经国先生一手提拔的，马上举着枪杆子去打国民党，岂不成了忘恩负义之人吗？我一下子也做不到啊！”

张权有些生气了，质问道：“那么，你的枪口是要对准我了？”

“学生不敢！”方懋楷想了想，说，“你可以转告中共方面，在解放军攻打上海的时候，只要部队进抵浦东我所驻守的阵地，我一定令部队举起白旗开个缺口，让解放军长驱直入。我自己则解甲归田，做一个好农民。”

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还能要求他什么呢？张权叹息一声，说：“但愿你信守诺言！”

后来在解放军向浦东方面进军时，方懋楷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立刻派其参谋长刘昌泰前往解放军驻地接洽，放下武器，为解放军打开了进攻上海的缺口，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精心组织和张权的积极努力下，起义工作已准备就绪。

1949年5月12日，上海吉祥路121号。

初夏时节，海风微微吹来，爽身益人。此刻，在一间普通的民房里，沙文汉、张权、王亚文、郑振华等人正围坐在一起，商议着起义大计。

沙文汉代表地下党组织，宣布了经中共上海局批准的起义决定：

第一，定于5月16日上午10时举行起义，司令部设在吉祥路121号，以四川北路底施高塔大楼为基地。

第二，作战部署为：以第51团刘仲权的部队，沿西体育会路向蕴藻浜、张华浜打出去迎接解放军入城，配合解放军卡住吴淞口，夹击月浦、杨行一线之敌；驻浦东前线的方懋楷师，当解放军进攻该阵地时，即竖起白旗，向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47军投诚，开出缺口，让第47军长驱直入，第51军王秉铖部和驻市区的钟勉机械化团及时响应，配合出击；原李延年兵团暂编第1纵队司令李锡佑部，控制驻扎在复旦大学的第132师，进行接应；其他部队见机行事；各部队所需枪支弹药由虬江路仓库主任秦然轩负责供应。

第三，与张权单线联系，从青岛开来的一艘军舰，开至吴淞口狭隘处沉舰设障，使国民党军舰不能驶出吴淞口。

第四，由起义军副政委郑振华组织力量破坏飞机场，使国民党飞机不能起飞。

第五，由张权亲自率精兵一部，强攻北四川路警备司令部，并配合解放大军，活捉当时在复兴岛指挥防御作战的蒋介石。

第六，由郑振华及其妻子伍正怡（地下党员）负责收录新华社电讯稿，油印成传单，投寄到国民党军政人员家中，进一步分化瓦解敌军，促其投诚。

为使起义部队在打响之前行动方便，张权还通过旧友关系，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设法弄来了6张“战时特别通行证”，分发给各起义队伍，确保队伍行动时能畅通无阻。

至此，起义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箭在弦上，只等战斗打响的那一时刻到来。

1949年5月13日晚上8点钟，秦然轩按照规定见面时间来到张权的住处，向他汇报虬江路仓库的动态。

张权叮嘱秦然轩：“仓库里存放着几千吨军需物资，只要控制在我们手中，就能卡住国民党军队。你的任务可不轻啊！关键是要牢牢地将守卫仓库的警卫排掌握住。”

秦然轩回答：“警卫排已不成问题，现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了。”

“嗯，这样很好！”张权很满意。他拿出一封信交给秦然轩，说，“这是李延年兵团暂编第1纵队少将司令李锡佑写给驻复旦大学的第132师情报科长张贤的亲笔信，你明早给张贤送去，并约他明天下午6点钟到李锡佑将军家中，有时相商。”

秦然轩知道事关起义机密，便穿上军官服，佩戴少校军衔，一路顺利来到132师师部，把密信交给了张贤。张贤看完信以后，显得很热情，询问怎样和李锡佑联系。秦然轩告之翌日上午由自己驱车来接张贤。两人就这样约定了。

5月14日下午6点钟，张贤如约来到李锡佑家中。

张贤和李锡佑原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第15期的同学，又都是江苏省赣榆县人。张贤一度穷困潦倒，沦落街头，李锡佑多次对他予以接济。1948年初，李锡佑任安徽阜阳第14绥靖区司令部第4处少将处长时，张贤已失业，李锡佑便将他安排到部下当中校参谋。之后，李锡佑利用种种关系，将张贤安排到第132师情报科任中校科长。对于李锡佑的多次提携，张贤感恩戴德，五体投地，开口“大哥”，闭口“司令”，唯唯诺诺，无以复加。

当张权约李锡佑参加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筹划的武装起义时，考虑到第132师驻防的江湾处于起义计划的中心地位，需要布置内应，于是，李锡佑便举荐吸收张贤参加，并说可以通过张贤来策反第132师。

两人见面后，李锡佑也不绕弯子，便直奔主题，问张贤第132师部队的情况。

张贤回道：“现在师里仅有师政治处处长梅玉藻原来带过的那个团是原建制的，其它两个团都是刚从第21军编入的，相互间不很熟，也不摸底，恐怕难以策反，估计能够说服参加起义的，也就是梅玉藻处长原来带过的那个团了。”

李锡佑说：“能够争取一个团加入起义也是好的，你去多做做梅玉藻的工作。”他想了想，又说，“这样吧，你约梅玉藻明天中午12点到北四川路凯福饭店来，我同他谈谈。”

“行！那我走了。”张贤说着，起身告辞。

5月15日上午8时许，张权与王亚文按约在外滩公园见面，进一步商议次日10时起义的有关事情。两人一直谈到中午时分，便在一家小西餐馆草草地吃了午餐。饭后，他们一起步行到苏联驻沪领事馆门前才分手。

下午4时，张权回到原住所麦加里38号。他刚走进弄堂，几名便衣特务便如狼似虎地猛扑过来，将他紧紧扭住，推进旁边等候的一辆吉普车里带走了。

原来是张贤告了密。

5月14日下午6点多钟，张贤离开李锡佑的家后，觉得这是一个令自己升官的好机会。于是，他串通梅玉藻将李锡佑策反起义的事情向第132师师长邓朝彦作了报告。邓朝彦闻讯大惊，当即打电话给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向总司令汤恩伯报告了情况。

接着，邓朝彦又派专车把张贤、梅玉藻送到北四川路的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向他们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将张贤、梅玉藻二人暂时留宿在司令部里，然后立即调兵遣将，部署抓捕李锡佑和张权。

5月15日清晨，4名特务在情报处处长王步云的带领下，由叛徒张贤引路，乘坐一辆吉普车直扑溧阳路麦加里34号的李锡佑家。

秦然轩与张权分手后，正准备再赴第132师去会见张贤。这时天色已经大亮，张贤认出了秦然轩。他一声招呼，特务们一拥而上，先行抓捕了秦然轩，立刻用吉普车押送到警备司令部审讯。

随后，特务们再次驱车来到麦加里34号。约摸等候了半个小时，李锡佑提着一口小皮箱从家里出来，便被张贤带领的特务抓捕了。

汤恩伯抓捕张权、李锡佑、秦然轩之后，立即将张权等人策划武装起义的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听后极为震惊，不敢再呆在上海，于当日下午带了蒋经国、蒋纬国、毛森等人，匆匆乘飞机逃往台湾去了。直到上海解放，他再未敢踏进上海一步。

5月16日上午8时，王亚文、郑振华等人按照原定计划来到吉祥路121号起义军司令部，却未见张权按时到来。他们等了半个小时，仍不见张权到来。

上午10点钟，约定起义的时间到了，仍然未见张权到来。王亚文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和郑振华商议决定，由自己到张权家去一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他人暂时留在原地等候。

王亚文独自来到张权原住所麦加里38号。他走进弄堂口，便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四周一片寂静，没有了往日的喧哗。平日里在弄堂里玩耍追逐的小孩没有了。几名身穿便衣的身材高大的男子，似进非进、似出非出地在弄堂里走着，一个个紧绷着脸，目光游蛇一般朝四周滑动。

王亚文一副漫不经意的神情，信步朝弄堂里走去。路过张权家门口时，他很随意地朝张权家的晒台上扫了一眼，只见晒台上挂着一件红色的内衣。

王亚文心中猛地一紧：不好！张权出事了？那是他们事先约定的信号：如果在张权家晒台上挂出红色衣物之类的东西，那就是出了事，让王亚文千万不要进屋去。

王亚文用眼睛的余光朝四周一瞟，见那几个穿便衣的汉子正在暗暗向他这里靠拢。他沉住气，继续往前走去，在另一户人家的门前停了片刻，立刻回头，沿着右面一排同样的院墙边走出弄堂。

王亚文急速赶回吉祥路121号，同郑振华商议，决定推迟起义时间，大家立即撤离起义军临时司令部。在事情未弄清楚之前，与原来的策反对象之间的联络暂时一律中断，以防发生意外。

撤离起义军临时司令部后，王亚文来到山阴路的好友梁闺放家里，给张权夫人的亲戚家打了一个电话。恰好是张权夫人胡雪影接的电话。

胡雪影听出了王亚文的声音，立刻说：“不好了！张权出事了！”嗓子哑哑的，带着哭腔。

王亚文急切地问：“到底怎么回事？”

“他被抓走了！就在昨天下午！不知为什么。”电话那头传来的胡雪影的声音很悲凉。停了停，她又说，“我正在托他以前的朋友设法救他。”

张权被捕后，被关押在上海福州路国民党警察总局4楼3号房间，与秦然轩同牢。从被捕的当天晚上12时起，国民党特务便不分昼夜地对张权进行审讯。他正气凛然，对起义之事矢口否认。

5月16日下午2时，国民党特务又一次提审张权，直至深夜才将他押回牢中。

特务问：“你与李锡佑是什么关系？”

张权镇定自若地回答：“李锡佑和我是朋友。”

“你们策反党国将领准备投共是怎样进行的？”

张权轻蔑地笑笑：“谁策反谁投共了？我不知道！”

特务见他矢口否认，便取出张贤的书面揭发材料和李锡佑的供词，扔到张权面前，恶狠狠地说：“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原来，国民党特务将李锡佑抓进上海警察总局之后，立即对李锡佑进行突击审讯。李锡佑坚口不说，国民党特务便对他严刑拷打。他的手臂和腿都被全部打断了，瘫在地上爬不起来，但他仍未吐露起义的半个字。

特务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将张贤和梅玉藻带来当面对质。李锡佑这才知道是被自己视为最可靠的张贤告了密。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无论承认与否，都已于事无补，李锡佑只得把张权策反他参与起义的经过写了出来。

张权看过张贤的揭发材料和李锡佑的供词，在心底冷冷地骂了一句：“张贤这个可耻的叛徒！”然后抬起头来，锐利的目光逼视着审讯他的特务，激昂地说：“不错！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特务见张权松了口，以为有机可乘，立即追问：“你与共产党是怎样联系的？你们策划投共的总领导人是谁？”

“哈哈哈！”张权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高声说，“我与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策划举行武装起义的总领导人就是我！我是受上海广大劳苦大众之所托，担负起这个使命。他们不要内战。他们需要求得解放，不要再受国民党的压迫！我只恨这次密事不举，没能成功，否则现在接受审讯的就不是我，而是你们这些反动派！既然落在了你们手里，要杀要剐就看着办吧！不要再费口舌，我要说的都已说了，你们休想再得到其他半点情况！”

国民党特务见从张权口中得不到一丝有用的口供，于是对他严刑拷打。几次把他折磨得昏死过去，然后又用冷水浇醒。但张权仍是紧咬钢牙，坚贞不屈，未曾吐露其他半字。特务们一直将张权折磨到深夜，自己也累了，仍然得不到有价值的口供，只得垂头丧气地收兵，把张权拖回牢房。

次日清晨，张权才从昏迷中醒来。他对同样也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秦然轩说：“我认错了人，不应该让李锡佑与张贤联系！我死倒不要紧，只是让你和李锡佑也跟着受苦，甚至搭上性命，真是于心难忍啊！都怪我没有听他（指王亚文）的话，经验不足，虑事不周，用人失察，以招致今日之祸，连累你等，还毁了中共起义之大业，心实不甘啊！”

说到这里，他这个流血不流泪的坚强汉子，眼眶变得湿润了，两行热泪从眼窝中涌流下来。

秦然轩劝慰道：“事亦至此，您也不必过分自责！俗话说‘世事难料’，张贤那叛徒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谁知他内心里竟是如此肮脏！李锡佑将军有恩于他，竟然也被他出卖了。谁能未卜先知，料到他是如此卑鄙之人呢？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难画骨’啊！”

张权沉默有顷，又说：“文天祥在狱中写了《正气歌》。史书上也记载了历代许多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人物，那种‘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精神，给后人以极大的教益。可叹我现在无笔无纸，无法表达自己的心声。但有一点你须谨记，只要活着，就要紧跟共产党走。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劳苦大众，才能拯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秦然轩语气坚定地表示：“请您放心！我的意志已坚，跟着共产党这条道我是走定了！”

上海地下党组织得知张权将军被捕的消息后，曾多方想法营救。但由于国民党内和张权交情较深的且有一定资历的将官都已去台湾，加之蒋介石极为恼怒，亲自下令枪决张权，致使营救未成。

1949年5月21日上午10点钟，国民党特务对张权进行了最后一次提审，依然是徒劳无功。于是，穷凶极恶的国民党特务在“名籍簿”上张权的名字后面写上“除名”二字，准备对他下毒手了。

是日下午6时，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下令上海市全城戒严，南京路、西藏路两侧，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四周弥漫着一片恐怖的气氛。国民党特务将张权、李锡佑五花大绑，押解到西藏路口。为欺骗舆论，遮人耳目，以“扰乱金融、破坏治安”的罪名将他们杀害了。

上海解放后，经中共上海党组织多方打听，四处寻找，最后在普善山庄找到了张权的遗体。1949年7月30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出具公函证明，追认张权将军为革命烈士，并由人民政府对其家属进行优抚。8月17日，刚刚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为表彰忠烈，寄托哀思，成立了治丧委员会，8月24日，经陈毅批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授予张权革命烈士称号，并于当日下午1时在华山路江苏路口的万安殡仪馆，举行了隆重追悼张权将军大会。

追悼会后，张权将军的灵柩被葬于虹桥公墓，后又移葬于上海市烈士陵园。

出卖张权、李锡佑的叛徒张贤，当时受到了汤恩伯的赏识，奖赏5000块银元，并将他从中校科长提升为上校参谋处长，代理第132师参谋长，支少将衔薪金。

1949年5月25日，第132师调往黄浦码头至复兴岛一带驻防。在解放军发起进攻时，第132师很快被歼灭。张贤化装潜逃，在上海四处匿居，一夕数惊，无法藏身，俨然一条丧家之犬。1949年底，张贤潜逃至杭州，改名张斯屏，用出卖烈士受赏的奖金做生意，胆颤心惊地过着肮脏的日子。

1953年1月10日晚，张贤这个曾经穷困潦倒、沦落街头时而被李锡佑好心援救过，如今又沦落街头的无耻叛徒，正在一家小菜馆里与人密谋逃往香港的计划时，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1957年1月，张贤这个出卖朋友、破坏上海地下党策反工作的可耻叛徒，被政法机关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从而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