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安子文和刘澜涛等开国功勋,相聚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时候,回首当年他们在北京草岚子监狱从事秘密斗争的岁月。
大家想起当年的事不由感慨万千,同时也不约而同想起同一个人—牛宝正。不久后中央一份加急电报发往山东,要求山东有关方面协助查找牛宝正的下落。
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山东一所监狱中找到这位名叫“牛宝正”的人,随后牛宝正被带到北京,摇身一变成为18级干部。
那么牛宝正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何能够被中央下令寻找,并享受18级待遇呢?
辗转成为监狱看守员
牛宝正1886年出生在山东无棣县后牛村一个贫穷的家庭中,当时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许多家庭连饭都吃不上,更别说读书认字了。
牛宝正的家中也是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因此读书认字对牛宝正来说是一种奢侈。由于从小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牛宝正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
牛宝正知道只有读书认字才能出人头地,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给地主打工,只为了换取微薄的钱来上私塾。牛宝正小的时候上过几年私塾,之后实在是没有钱财支撑自己读书,便放弃了这条道路。
为了生计,20岁的牛宝正随着家人来到东关村,并在这里长久地居住下去。原本以为自己这一生就这样平平淡淡的度过,没想到1906年的时候竟机缘巧合进入警察所担任警士。
1922年6月因为牛宝正表现优越,再加上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所以担任警备队的分队长。
虽然牛宝正的知识面不广,但他也有自己的有点,比如说老实、善于察言观色,最重要的是牛宝正做事很小心且有韧性,因此格外讨上级的赏识。
牛宝正的事业刚刚有起色,但非常可惜的是没能维持很久的时间。大家都知道当时处于军阀混乱时期,而山东正是各路军阀争相抢夺的地方,山东看似固若金汤,实则内部很是混乱。
军阀们明里暗里争斗不断,再加上直鲁联军在争斗中大败而归并且损失惨重,导致社会动荡,时局不稳定,百姓的生活更是叫苦连天。
尽管牛宝正身为警察大队的分队长,但在军阀面前却只是一个小人物,别说能在他们面前说话,连见到这些军阀都是很困难的。牛宝正没有办法只好辞职回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
没有工作的牛宝正养家糊口就更加艰难了,无奈之下只好和同乡前往北京谋生,然而在北京待了两年也没有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就在牛宝正绝望的时候,同乡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原来北京草岚子监狱刚好缺一个看守的人,就这样牛宝正前往草岚子监狱工作。
结识共产党员,深受其影响
草岚子监狱是一个临时性的看守所,又被称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这里主要关押的是国民党从各个地方抓来的共产党人,牛宝正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管他们,这也是牛宝正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
被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人有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省委军委常委薄一波、省委巡视员胡锡奎和刘澜涛等人,这些共产党人因为被叛徒出卖,几经辗转来到这里。
在此前后,中共北平、天津市委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并有几十名共产党员相继被抓捕关押在草岚子监狱。
殷鉴、刘澜涛等人被关押在这里不久后,就成立了以殷鉴为支部书记的狱中党支部,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他们始终不肯透露出一丝一毫关于我党的消息,他们团结一致对抗国民党。
为了提高大家的思想理论水平,迎接更为残酷的斗争,狱中党支部提出不仅要把监狱当成斗争的战场,更要好好学习。同时为了继续和敌人作斗争,他们急需一个联络员,通过他获得监狱外的消息。
殷鉴等人通过对看守员的观察后,决定争取“OX”,小伙伴们看到这里一定非常好奇,“OX”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是支部的同志们给监狱看守管理员取的英文代号,“OX”代表的就是看守他们的班长牛宝正,同志们按照英文“牛”的发音,给他取名为“OX”。
那么支部的同志们为什么会选择牛宝正来当联络员呢?原因很简单,牛宝正和其他监狱看守管理员不同,他不像其他看守员那样凶,态度也是极其温和的,也不会随意打骂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员对牛宝正很有好感。
当支部的同志间接向牛宝正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牛宝正却装作没看见。牛宝正认为现在的生活很平淡,自己很喜欢,他不想掺进两派的争斗当中,他只想平平淡淡的生活。
然而从老家寄来的一封信却改变了他的想法,也改变了他对共产党员的认知。
当时牛宝正收到一封从老家山东家里的信件,信中说牛宝正的母亲病重,急需一笔钱救治。牛宝正看到这封信十分着急,他本想请狱中其他的看守者帮自己写一封信,但又不想他们知道自己家中的情况。
正在牛宝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将目光投向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身上,在众多共产党员中,牛宝正决定找杨献珍帮自己的忙。
杨献珍看起来脾气很好,而且像是一个文化人,随后牛宝正拿着纸和笔来到杨献珍的房间,请他代笔给家里写信。
杨献珍从牛宝正的口中得知他家中有个年迈的母亲,现在生病了急需钱救治,但他的收入也是有限的,很难满足母亲的请求,因此他内心很是煎熬。
杨献珍所在的狱中党支部本就发愁如何如何争取牛宝正,没想到现在刚好来了个机会。
杨献珍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当即向殷鉴等人汇报情况,狱中党支部了解情况后指示杨献珍,让他做好牛宝正的工作,争取在思想上开导对方,在经济上支持对方。
所以每当牛宝正值班的时候,杨献珍都会主动找他聊天,和他交朋友,除此之外杨献珍还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塞到牛宝正的手中,嘱咐他寄给母亲治病。
同时杨献珍还时不时的和牛宝正叙述自己苦闷的心情:“宝正兄弟,你也知道我平时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看看书,但现在进来这么久了,一本书也没有看过,心里郁闷极了,不知道兄弟你能不能帮我买点报纸看看,解解闷?”
牛宝正本就十分感激杨献珍将他的钱借给自己,自己才能寄给老家的母亲治病,所以当他听到杨献珍只是想看报纸的时候,当即答应下来:“杨大哥,你放心,就是几份报纸,包在我身上!”
牛宝正说完这句话后又顿了顿,继续说:“不过杨大哥,你要帮我保密,不要走漏风声,千万不能被其他人知道报纸是我给你的,不然那我和你都会有大麻烦。”
杨献珍点点头,说道:“你放心吧!”
从这以后牛宝正经常帮杨献珍买一些进步报纸和书刊,牛宝正也成为党员获取外边资料的中间人,使得她们虽然身处囹圄,但心向光明。
帮助党组织传递消息,营救共产党员
当这些共产党被敌人审讯的时候,牛宝正大多都在一旁守着,他经常看见杨献珍等人凛然不屈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答辩,久而久之牛宝正不仅对共产党员产生同情,他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大家也知道共产党人一直努力争取牛宝正,因此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他终于成为一名可信赖的、同情革命的一分子!
牛宝正心中的天平倒向共产党人后,便开始经常为杨献珍等人送情报、传信息,并利用职务之便,对共产党人给予各方面的照顾。
每月的探视日,监狱外面的地下党组织都会派人伪装成家人,然后看望殷鉴等同志,对于这种行为,牛宝正给予明着监视、暗里保护。有时候牛宝正还会利用晚上的时间,派妻子或者儿子乘车去联络点取信送信。
狱外的地下党组织也与牛宝正秘密取得了联系,并将一批秘密文件交给他带入草岚子监狱,鼓舞了狱中同志们的革命信心和斗争意志。
不久后国民党狱政机关通过获取的情报,怀疑狱中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重点怀疑对象有18人。为此国民党特调一个宪兵班进驻草岚子监狱,对共产党员进行审查和监视。
牛宝正得到消息后立刻向狱中的共产党员传递,希望他们能够早做防备。
1934年冬和1935年,牛宝正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又向狱中地下党提供了一个密报,那就是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要杀害12名骨干,这些情报使狱中地下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得以妥筹对策,从容应付,最终一次次夺取了斗争的胜利。
此外,牛宝正还冒着生命危险,积极配合狱外党组织对在押同志进行营救,他功不可没。
被监禁在草岚子监狱中的60多名共产党员,有许多在我党内担任领导职务,是我党对敌斗争的坚强骨干。
1936年4月刘少奇同志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为解决党的干部缺乏问题,认为党组织很有必要采取一些手段营救这些共产党员出来。
有关领导通过牛宝正向狱中同志传递了采取登报声明脱党、“要求狱中同志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的指示。
狱中的同志得到这一消息还是比较震惊的,同时他们难以接受用“登报脱党”的方式出狱。
后经过大家的商量,由杨献珍用外文向北方局和党中央汇报了想法:“登报脱党有背叛党组织的嫌疑,如果当组织坚持这样做的话,那么登报的责任由组织负责,我们出去后仍是党员,按正式党员分配工作。”
党组织同意这些党员的请求,并通过牛宝正传到狱中,敌人见有这么多共产党要“脱离党籍”,一时间很难分清楚到底是真是假,也不敢随便批准,因此一个月后还是没有消息。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又一次指示大家迅速出狱,对此狱中的同志经过认真分析后决定分批出狱比较安全。
1936年9月上旬,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薄一波等9名同志通过“登报脱党”的方式获得释放;9月22日赵林、冯乐等21名同志也出了狱。
就这样61名同志按照原来制定的方法顺利出狱,出狱后的同志们分散行动,在街上行走彼此都不说话,做出一副不认识对方的样子,后来大家渐渐和组织上取得联系,并接受了党的工作分配。
共产党的同志虽然被释放了,但牛宝正却被国民党给盯上了,牛宝正因为频繁接触共产党员,因此受到监狱当局的怀疑。
1936年年底的某天,牛宝正被国民党逮捕,牛宝正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他有一天会以“罪犯”的名义进监狱。尽管敌人对牛宝正实施了许多刑罚,但牛宝正始终没有透露出关于共产党的消息。
敌人见牛宝正这样十分生气,对他用了十分残酷的刑罚,就在紧急关头,北平地下党及时采取措施,将牛宝正拯救出来逃离北平。为了防止国民党用牛宝正的家人威胁他,组织上还将牛宝正的家属营救出来,并秘密护送出城。
牛宝正见到共产党来营救自己十分感动,当他见到妻子和孩子后,心中对共产党的感激更是无法言表,就这样牛宝正和妻子孩子重新回到东关居住。从这以后,牛宝正一家和中共党组织中断了联系。
寻找牛宝正,享受十八级待遇
时间一转1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当年在草岚子监狱里的安子文等同志,如今很多都成为位高权重的功勋,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没有忘记牛宝正曾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准备接对方进京,进行感谢。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安子文等人只知道牛宝正是山东人,除此之外再也不知道其他有利的信息。无奈之下安子文等人只好给山东发去一封紧急电报,请山东有关方面代为寻找牛宝正的下落,如果还在人世,希望尽快送进京。
山东省接到这份电报的时候非常重视,随后展开了查找工作。当时找人还不是很方便,不像现在有系统,有监控,不过幸好有一位原本在山东渤海抗日根据地工作过的同志认识牛宝正,他向组织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牛宝正是无棣县城关附近的人。
有了具体的地点,山东省的有关人员寻找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1950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将一份公文送到了无棣县的中共垦利地委。
垦利地委对此非常重视,立即安排专人携省委专函前往无棣县。当时的无棣县县委书记张雨村看过信函后不敢怠慢,立即批示,并将这件事交给赵延津负责。
赵延津又将这件事交给张学德负责,除此之外张雨村还安排赵延津、张学德和地委来的同志见面,共同商议查访的相关事宜。
张雨村当面向张学德交代:寻找的范围在城关,要抓紧时间寻找,如果找人牛宝正本人,并确认身份无误的话,尽快送京。
张学德从张雨村脸上的凝重和焦急得知这件事很重要,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将组织安排下的任务完成好。
张学德从张雨村的办公室走出来后,立刻着手开始安排调查,他先是向城关籍人员打听十分认识牛宝正,大家听后纷纷摇头,表示并不认识,随后张学德骑着单车直奔城关,向正在区委参加会议的乡村基层干部打听“牛宝正”这个人。
张学德本以为这次也会失望而归,没想到却有一个不小的收获。有人向张学德透露一个消息,原来在县城东关的监狱里,有一个正在接受管制的犯人就叫牛宝正。
张学德听到这里十分激动,随后立刻赶往城关公安分局,找到局长张权温。张权温告诉张学德:“牛宝正确确实实是关东人,不过这个人的历史非常复杂,曾经在本县当过警察队长,后来在国民党监狱当过看守班长。”
张学德听到这里瞬间明白牛宝正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真正原因,毕竟他当初在国民党的监狱工作过。
尽管张学德心中确认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随后又查阅了档案,然而在档案中并未发现牛宝正和我党有任何关系的记载。
张学德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这个牛宝正不是自己寻找的人,不然为何没有任何档案记录呢?为了慎重起见,也为了顺利完成组织上安排的任务,张学德决定亲自见牛宝正一面。
张学德以审查人员的名义,多次约谈牛宝正,重点了解了他的过往。牛宝正告诉他说:“我曾在北平国民党监狱里当过看守班长,也帮过中共地下党做过不少事情,还差点被国民党枪毙,不过幸好共产党营救了我。”
除此之外张学德还从牛宝正的口中得知他回到山东老家后,以做小买卖度日,全国解放后由于无棣县不了解牛宝正过去的历史,再加上他曾在国民党监狱内工作过,所以才被关押在监狱里。
听到这里张学德确认面前的牛宝正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人,随后将自己调查出来的情况汇报给张雨村等人。不过张雨村等人还要进一步确认牛宝正的身份,如果送去一个假功臣的话,那可是闹了个大笑话。
紧接着县委和公安部门经过对牛宝正邻居和家属的查访,证实他确实是在草岚子监狱担任过看守班长,下一步张学德向牛宝正提及认不认识安子文和刘澜涛的时候,牛宝正说不认识,随后说只认识“徐子文”和“刘华甫”,并说出这两人的外貌特征。
通过重重研究和比对,确认牛宝正就是当年营救过共产党的人,随后便安排牛宝正进京的相关事宜。
当张学德将当年的“徐子文、刘华甫”等人现在已是新中国重要功臣的事实告诉牛宝正时,他十分震惊,连说“想不到”。
当张学德告诉牛宝正要将他从监狱里接出来,并将他和家人接进北京的时候,他先是瞪大了双眼,随后潸然泪下,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他紧紧握着张学德的双手,一个劲的说谢谢。
然而当一切工作准备就绪的时候,牛宝正却出了一点意外,他告诉张学德自己不想进京了,张学德听到这里很是震惊,连忙问为什么。
牛宝正说:
“我不想进京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我对党没有太大的功劳,进京实在是有愧;第二是不舍得离开我的家乡;第三则是独子不在这里,我和妻子很难进京。”
张学德报告县委后,对牛宝正所提3点一一作了妥善解决,并决定采取分两步走的方法,本人先行,眷属随后。牛宝正这才同意了,并立即准备动身。
县委使用唯一的也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胶轮马车送牛宝正到地委,再由地委转送到北京。
牛宝正进京后见到了刘澜涛、杨献珍等人,自从上次一别后,他们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双方都很激动,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眼中也饱含热泪。
1950年牛宝正被安置到北京公安局草岚子监狱做预审工作,并享受干部行政十八级待遇,给他的独子牛建中安排了一份满意工作。
1954年11月牛宝正因病逝世,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