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全盘推翻陈诚部署，众将皆惊，陈诚却夸赞：还真有两把刷子

摘要： 图片来自网络在一般人眼中，对郭汝瑰的认知往往是停留在他是一位著名的“红色特工”，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有殊勋的一位人物。但是，如果仅仅把对郭汝瑰的认知停留在这个层面，那可就太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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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眼中，对郭汝瑰的认知往往是停留在他是一位著名的“红色特工”，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有殊勋的一位人物。

但是，如果仅仅把对郭汝瑰的认知停留在这个层面，那可就太低估郭汝瑰的才华了。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红色特工”，而且还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战略家，尤其擅长战役谋划。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会战中，正是由于郭汝瑰的犯颜直谏，促使蒋介石和陈诚改变了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使得武汉会战既歼灭了大量的日军，又保存了中国军队的精华，为接下来的相持阶段提供了保障。

郭汝瑰也由此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被视为“全能将校”进入了国民政府的军事核心，为日后成为著名的“红色特工”奠定了基础。

1938年5月19日清晨，徐州。

就在日军侦察机飞临徐州上空的时候，已经在徐州坚守2月之久的第五战区长官部在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率领下已经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远在徐州百里之外了。

事后，李宗仁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我百万大军离心退却，如入无人之境，无一师被歼灭。

同时，在徐州前线指导作战的日本军部各位观察员们也向大本营报告：徐州之战，战果微乎其微。

以我中华地域之广大，日军就算是再怎么样集结兵力，充其量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只要是我前线指挥官们抱定坚定的信念，不被日寇所吓倒，待到冲过敌军的一两道封锁线之后，就会如入无人之境，日军根本没有充足的兵力来进行拦截。这也是徐州会战后期，中国军队在战局不利的局面下能够安全突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徐州突围后，李宗仁在接见记者们时非常严肃地指出：

八方烽火会武汉，武汉将是下一阶段中日战争的新焦点。

得中原者得天下。这个道理中国人懂，惦记了中国几乎一个世纪的日本人也懂。

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北部和东部的国土陆续沦陷，随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落入日寇之手，当时中国的大城市中仅有位于长江和京汉铁路之中的武汉了。

1937年12月，随着日寇占领南京，其信心一度爆棚，他们认为，屡败屡战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丢失了首都之后，下一步最可能的就是向日本乞和，为此，他们甚至已经拟好了乞和条件。可现实却大出日本预料，南京国民政府是大打大陪，小打小陪，丝毫没有向日本乞和的意思。为此，自觉丢了面子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悍然宣布：

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蒋介石听到日本的声明后，顿觉大受刺激，在他看来，日本明着说是‘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其实不就是不以我蒋介石为对手吗？

痛定思痛之下，蒋介石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那就是辞去所有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从此之后专心率军和日本打仗。

既然下定决心要彻底打垮国民政府，那么军事行动随即就要展开，日本把目光盯在了当时中国硕果仅存的大城市武汉身上。

李宗仁 图片来自网络

可要攻占武汉，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徐州问题。不然，从北方南下的部队根本无法靠近武汉，更无法与从南线向武汉发动进攻的日军南北呼应。如果能够在徐州歼灭中国军队主力，那日军主力就可以利用平汉铁路南下与南线日军会攻武汉。

因此说，徐州会战其实是武汉会战的一次前哨战。

可令日军没想到的是，第五战区在李宗仁的率领下奋起抵抗，在台儿庄战役中大破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和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使日军损失2万余人。为此，报复心强烈的日军随即增兵，要在徐州地区彻底歼灭第五战区主力，以报一箭之仇。

而蒋介石受到台儿庄胜利的鼓舞，也想再打几次像台儿庄这样的胜仗，因此也调集几乎所有的主力部队向徐州方向集结。到了1938年的3月，集结在徐州地区的双方兵力已经超过了百万，大战异常惨烈。

客观地说，蒋介石此时调动大兵进入徐州地区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误，因为徐州地区是平原地带，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发挥，而国民政府的部队一部分是所谓的杂牌军，另一部分是从南京突围而出的部队，虽然都有着强烈的抗日御侮的信念，但从战力上讲是不如日军的。如果这个重兵集团在徐州遭到日军沉重打击，那将对日后的抗战极为不利。

好在蒋介石发热的头脑及时清醒过来，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第五战区及时撤兵徐州的一幕。

按照日本的想法：通过武汉作战，可以做到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是控制了武汉，即可控制中原，进而从实质上支配中国。

因此，日本军方认为，攻占武汉很有可能成为中国乞和的下一个契机。他们的判断依据是，此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屡战屡败，但蒋介石手中仍然握有近200万左右的兵力，只有在武汉彻底消灭这支中国军队，使蒋介石失去赖以抵抗日本的本钱，他才能乖乖坐到谈判桌前，接受日本的条件。

可事实证明，日本人确实想多了。从他们占领武汉那一日起，才是真正陷入到了战争泥潭的开始。

1938年5月底，日本下达了实施武汉作战的命令，并在国内紧急动员40万兵力用于中国战场，同时停止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部队回国的调动。

不过，随后的一幕却暴露出了日军底气的不足。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日军狂妄不已，四处宣扬所谓的“三个月内结束战争”。可是战事一开，战局却大出日军预料，不仅三个月没有结束战争，连半年也没有结束战争。现在离开战已经接近一年的时间了，日军仍然没有在中国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此次发动武汉会战，日军大本营就显得底气不足。

1938年6月15日，日本政府和军部高官们来到皇宫召开御前会议，准备就武汉会战问题回答天皇的提问。

发问：集中国力实施武汉作战，能够达到结束事变之目的？

面对天皇的询问，时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倒是很想慷慨激昂一番，可是，作为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心里很清楚，要想在短期内依靠发动一两次战役就能解决中国问题，那纯属痴人说梦。可他又不敢把这个问题挑明了说，在思量了好长时间后，板垣只得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陆军方面期待，通过此次会战捕捉结束事变的机会。

好在日本天皇没有过多难为板垣，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此次作战，动员国力之大前所未有，切盼不至变为虚掷。

就在日本在为武汉会战增兵添将，摩拳擦掌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也没闲着。就在日本召开御前会议的几乎同期，蒋介石也和他的德国顾问们就如何防守武汉问题交换了意见。

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 图片来自网络

客观地说，别看此时德国和日本之间眉来眼去打得火热，但是对于德国顾团来说，他们对于顾问的职责还是尽心尽力的。

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在淞沪战场、南京战场、徐州战场都活跃着德国顾问们的身影，以至于日本向德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认为正是德国顾问们的存在，才使得日本在中国的战事久拖不决。其实，这些都是日本军方在为自己在中国战事不顺利强拉来的遮羞布，这更加暴露出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的无能。德国顾问们是在抗战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绝不是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全体中国军民的奋起抵抗，哪里会有武汉会战前的战略态势？

德国顾问们虽然尽心尽力，但是在抗战中的实战效果中却不尽人意。

要论德国顾问们在南京政府的整军方面确实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们的指导下，国民政府树立了新的整军思想，并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创建了像36师、87师、88师等德械师，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立下了殊勋。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顾问们提出的建议不存在问题。

无论是德国也好，日本也罢，他们的军事战略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囿于国土面积所限，他们严重缺乏进行大范围战略迂回穿插的机会。

就以日本为例，南北长东西短，毫无战略纵深可言，日军想要组织一场大范围的战略迂回穿插演练都不可得。即使在地图上进行推演，但这种在地图上进行的演练即使再完美，可在实战面前又能有发挥出多大的效力呢？

要论日军，在具体的战术运用上可谓是抠到了极致，可是在大战略面前的水平却委实不能令人恭维，这也是日本为什么出不了战略家的根本原因。

德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其国土面积不过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国土纵深情况虽比日本稍好，但是具体的地形地貌却远没有中国这么复杂。因此，单纯地把在一战中行之有效的防御战术照本宣科地用在中国，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南京保卫战之所以败得这么惨、这么快，损失这么大，固然有唐生智指挥失误的问题，但不能否认的是，德国顾问团在战前给设计的防御部署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战前，按照德国顾问们的设计，南京外围共设置了两道国防永久工事，南京内线也设置了外围和复廓两道阵地，可谓是坚不可摧。按照军事常识，如果一场战役分为内外两线的时候，如果外线我方兵力稀疏，敌人的兵力自然也不会过于集中，我方的活动就会显得自由；当我方兵力密集的时候，敌方兵力自然也会集中，我方的活动就会严重受限。南京保卫战就是内外两线作战，可是绝大多数兵力都集中在内线，日军自然也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内线方向。而中国军队经过了淞沪会战，战力大损，几个委以重任的德械师更是伤亡过半，面对着具有绝对武器优势的日军势必不能持久。而且，南京周边河网密布，如果战败，想要撤出南京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种防御部署，日军只要是突破了一点，就可以迅速扩大突破口，而中国内线军队在缺少了外线的有力配合时，要么战死，要么被俘，连一条退路都没有。

蒋介石与陈诚 图片来自网络

经过实践证明，德国顾问们给南京设计的防御计划是不可行的，如果武汉三镇的防御部署仍然按照这个计划来实施，真的是后果难料。以武汉周边的地理形势来看，如果武汉的防御被日军突破，中国军队面临的结局恐怕比南京还要惨。

可德国顾问们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仍然按照他们的设计认真负责地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中国官兵们如何构建阵地，如何伪装，如何完成交叉火力网设置、如何不留射击死角等等。

要从德国顾问们的工作态度来看，绝对没得挑。
可是，时任武汉卫戍区总司令的陈诚却总感觉到事情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不仅是陈诚，很多参加过南京保卫战后突围而出的国军将领们也认为这种打法好像不对头。可是，由于德国顾问们深受蒋介石器重和倚重，军中诸将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批评德国顾问们的战法。

直到有一天，实在按捺不住自己担忧的54军参谋长郭汝瑰找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郭忏，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武汉保卫战搞得又是一个环形背水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几十个师放在环形线上，一旦一点被突破，几十个师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歼灭的危险。

面对郭汝瑰的担忧，郭忏让他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更为合适的方案，然后直接向陈诚反映。

不久，陈诚召开军事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听取对武汉会战的不同意见。可此时郭汝瑰虽然有想法，但是并没有形成方案，因此并不想冒失提建议。不料，坐在他身边的14师师长陈烈却主动给陈诚递了一个条子：

54军郭参谋长对作战方案另有所想。

既然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郭汝瑰也就放下了之前的顾虑侃侃而谈：

我认为，目前的方案不是修改完善的问题，而必须推倒重来。

一言既出，举坐皆惊。在郭汝瑰的口中，按照德国顾问们的建议进行的武汉防御体系的建设就是一副纯粹挨打的架势，这个弊端在南京保卫战中已经显露无疑。

紧接着，郭汝瑰提出：

武汉作战应置主力于外围，利用幕阜山和大别山的有利地形与敌周旋，以空间换时间，寻机予敌于打击。待到日军逼近武汉时，防守武汉的主力部队应适时自行撤退，凭借武汉外围的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如此，则武汉作战可以持久，我军之有生力量得以保存。

这是一个与德国顾问们截然不同的方案，其核心思想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抛开陈诚本人对德国顾问们的策略的疑虑，单纯从郭汝瑰全盘推翻这个由德国顾问设计、蒋介石首肯、陈诚负责实施的策略，在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的国民党军队中，确实是勇气可嘉。如果陈诚不接受，甚至扔给郭汝瑰一双小鞋，那都是很有可能的。可是这次，面对郭汝瑰的冒犯，陈诚却罕见地没有发怒，要知道，陈诚并不像外界描述的那般宽厚，对于违逆自己的人，陈诚整人的手段还是很惊人的。何况，郭汝瑰这次是全面否定了陈诚的部署，并且是把之前的部署讥之为全面挨打的。

郭汝瑰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郭汝瑰的犯颜直谏，众将领皆替郭汝瑰捏了一把汗。这可真是郭矮子怼上了陈矮子，就看陈“小鬼”如何修理郭“小鬼”了。

在国民党军队中，陈诚和郭汝瑰因为身材矮小，都被大家戏称为“矮子；又因为二人都擅长机谋，所以又都被称为”小鬼“。

就在众将忐忑的时候，陈诚的反应却出乎所有将领意料，不仅全面接受了郭汝瑰的意见，又对郭汝瑰大加赞赏：

这个郭矮子，还真有两把刷子。

事后证明，郭汝瑰的判断基本上正确。

陈诚也没有因为郭汝瑰没有给自己颜面而打击报复，反而是立即提拔郭汝瑰为第20集团军参谋长。

思路变了，具体的战略部署随即进行了大幅调整。沿长江两岸，南京国民政府重新划分了战区，长江北岸和汉水流域由第五战区负责；在长江南岸新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担任总司令。同时，大量的兵力集结在武汉周边地区，共计124个师过百万人。

综观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并没有在武汉这个弹丸之地与日军死拼硬打，而是利用武汉外围广阔的天地与日军周旋，经过了四个月的苦战，中国军队完成预定作战计划之后，主动放弃了武汉。

日军虽然最终占领了武汉，但是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中国军队则一分为二，第五战区部队俨然是悬在日军武汉占领军头上的一把“铁锤”，第九战区部队好似一把随时能够切断日军水上交通线的钢刀，严重制约着日军的行动。而日本在集举国之力发起的这次大战后，战力已经到了极限，就像一根已经严重拉长的橡皮筋，再要发力，就要面临着被拉断的危险，因此只得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既定战略。

武汉会战后，中日战争的转折出现，战争状态进入了对日本最为不利的战略相持阶段。

这正是，郭矮子全面推翻陈矮子，陈“小鬼”大力提拔郭“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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