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到中野,就不能不提六纵。
一到打仗的关键时刻,六纵的威猛之气立刻便体现出来,当然六纵之所以如此生猛,和他们的主帅不无关系。
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本身就是一员难得的智勇双全的将领(刘伯承语),当然也不能忘了六纵政委杜义德。
提到老首长杜义德,尤太忠晚年回忆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杜义德将军能文能武,不是吹的。在战争年代,当政委的要会打仗,不然他的政治动员谁听?政治干部不懂军事,政治工作就没有力量。”
不是冤家不聚首
王近山与杜义德搭档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提到两人,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总指挥徐向前亲自下达了作战命令,红军战士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强渡嘉陵江。
在抢占了滩头阵地以后,徐向前任命杜义德为渡江总指挥,要求其迅速率部架设浮桥,掩护大部队迅速过河,并下达一条严令,部队过江之前,任何骡马、辎重不得上桥。
杜义德严格执行命令,大部队有条不紊的渡江。
就在这一紧张万分的时刻,桥头忽然堵塞,有个人带着刚刚缴获的战马就要渡过浮桥,可浮桥哪能支撑如此多的战马,最先上去的两批,一下子被卡在哪儿,动弹不得。
“人从桥上过,马从水里趟。”
杜义德大喊了一句,谁知道来人仿佛没听见一般,坚持要拉着这一群马过河,一边走还一边大喊:
“不行,得从桥上过。”
在这紧张万分的时刻,每耽搁一分钟,就会出现很多意外,杜义德也是一个急脾气,情急之下掏出枪来,将卡在桥面上的两匹马击毙。
来人见自己的马被杀,顿时勃然大怒:
“你个二杆子,敢打我的马,老子毙了你。”
杜义德毫不相让,挺身上前针锋相对:
“你瞎眼了,没有看见天上敌机飞,地上敌人追啊?战士过不了江,你脑袋开花吧,敢毙我?二杆子!”
来人把枪顶在杜义德脑门上,徐向前听说此事以后,赶紧赶了过来,问明缘由后,不由分说,狠狠的批评了来人。
杜义德这才知道,刚才这个火爆脾气的人是王近山。
两人第一次打交道闹了个不愉快。
时隔多年后,杜义德回忆起这件事,主动询问王近山:“你会不会真把我给毙了。”
王近山笑了笑说:
“我又不是真疯子。”
不管怎么说,王近山与杜义德这一次也算是不打不相交。
1945年11月中旬,以太行军区主力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王宏坤任首任纵队司令,后来又调来太岳纵队副司令员王近山任代司令员,没过多长时间,杜义德也调任六纵政委。
在两人的率领下,六纵成为一支虎狼之师。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也遭到了国民党军进攻,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正规野战部队仅有5个纵队5万余人,局势危殆。
邓小平、刘伯承召集全军军事主官开会,强调了这次作战的必要性,由于战场局势艰难,以至于没有人敢于站出来表态。
还是王近山第一个站起来表态:
“我和杜政委商量过了,我们主张打!到时候我们6纵先上,如果纵队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老杜当旅政委;打剩一个团,我当团长,老杜当团政委;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老杜当指导员。全纵队打光了,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们!”
杜义德也站了起来,紧紧握住王近山的手,表示了对他的支持。
鉴于国民党军是兵分东西两路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西路的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赵锡田所部骄横不可一世。刘邓决定,先打西路的敌人,尤其是以赵锡田的整编第3师。
整编第3师的前身是第十军,是国民党军精锐的主力军之一,虽然没有位列五大主力,可拥有全付美械装备,战斗力十分强劲,定陶一战中,国民党军原计划以整编47师配合赵锡田进攻定陶,因赵锡田自信心满满,于是临时改变计划,整编47师进攻定陶,整编第3师单攻菏泽。
敌人的布置,无形中也为我军歼敌提供了可能。
这一战,王近山与杜义德率6纵猛攻赵锡田整编第3师,甚至连预备队也不留,全力猛扑大杨湖,赵锡田苦苦求援,可惜援军尽数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所挡住。
6纵付出了三分之一兵力的代价,全歼了赵锡田的整编第3师,并在定陶、考城地区歼灭整编47师大部。
1948年9月7日,六纵生俘钻在车底并自称是军械主任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
“前些天你一直追着想见我,现在满意了吧。”
杜义德志得意满地笑着说道。
“文武双全就是能文能武,既能指挥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
1939年9月,杜义德从抗大调八路军129师,彼时的杜义德已经准备好了要上战场杀敌的意愿。
刚到前线,杜义德就被刘伯承、邓小平叫了去。
“随营军校现在缺个副校长,组织上决定要你去。”刘伯承开门见山地说道。
对杜义德这员猛将而言,上战场杀敌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因此面对师长的要求,杜义德第一个念头是拒绝。
“我恐怕不行,跳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线打仗比较合适。”
说起来,刘伯承与邓小平之所以考虑让杜义德担任随营军校的副校长,是看重他多年在抗大学习的经验,当时部队里军事干部虽然紧缺,但是能担纲军事教育工作的人更却。
邓小平勉励他:
“义德同志,你住过抗大,又担任过支队长,办学校不会有多大困难的,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
不过事实也证明了邓小平的慧眼,杜义德在随营军校办的很不错,一直到1940年杜义德才调任到了129师新编第四旅的副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杜义德调六纵任政委,也是邓小平慧眼独具的结果。
在王近山、杜义德的努力下,六纵成为了中野能攻善战的一支主力纵队。
杜义德后来回忆称:
“刘邓大军中,最受欣赏的是我们6纵。再艰难的战斗,再强大的敌人,只要6纵出马,准能打下来。”
自血战大杨湖后,邓小平也多次称:“六纵就是能打。”
这其中不仅仅是有王近山的努力,也有杜义德的一份功劳。
而在杜义德的记忆中,最艰难的一战当属挺进大别山。
杜义德就记得邓小平对他说过的一席话:
“我们庞大兵团脱离后方进攻作战,是不能让蒋介石把我们家里的坛坛罐罐打烂,而把战争推到蒋管区去。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战场两头,我们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
由于1947年3月,王近山出了车祸受伤住院,因此六纵的指挥则完全交给了杜义德。
“你安心养伤,等你伤好后,六纵原班人马交给你!”
六纵作为刘邓大军的尖刀部队,在杜义德的率领下强渡黄河。
临战前,杜义德指示尤太忠、肖永银:
“争取偷渡黄河。偷渡不成,立即转入强渡。渡河后,如敌建制尚未打乱,应稳扎稳打,巩固滩头阵地,如敌建制已被打乱,就应不顾一切猛插猛追,迅速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
大军强渡黄河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集中了3个整编师尾随而至,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还调来了整编85师守在汝河南岸。
杜义德传令全军,部队轻装前进,烧毁文件,将带不动的野炮炸毁,全纵队上下一心,猛扑汝河南岸。
刺刀翻飞之下,六纵为全军杀开一条血路,杜义德率部于24日抵达彭店后,邓小平高兴地拍着杜义德的肩膀说:
“这一仗打得好!我们靠坚决的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候只有勇猛才能战胜敌人!”
挺进大别山一战后,刘伯承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表扬杜义德:
“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文武双全。”
当时参会的干部文化水平较低,没有理解什么是“文武双全”,于是刘伯承给他们解释:
“文武双全就是能文能武,既能指挥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
杜义德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杜义德又率军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
1952年10月14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调集6万余人,大炮300多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防守地约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发起猛攻。
上甘岭战役就此爆发。
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就是以王近山、杜义德率领的第三兵团12军、15军。
杜义德将军晚年回忆称:
我在6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曾经有很多次惊心动魄的战斗让我难以忘怀,然而,最令我不能忘记的便是1952年发生的上甘岭战役。当年,我作为志愿军第三兵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率领志愿军将士在上甘岭整整打了43天,可以无愧地说,在我军战争史上创造了奇迹,雄振海内外,至今仍在人民口中传颂着志愿军将士的英雄事迹。”
朝鲜停战协议签署以后,杜义德奉命归国,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汇报朝鲜战场的经过。
一见面,毛主席就激动地握住杜义德的手说:“作战情况不要着急汇报,看到你能够安全归来,真好。”
杜义德听毛主席这一席话,顿时泪流满面。
“男儿有泪不轻弹。”毛主席宽慰杜义德:
“身为抗美援朝的功臣,你们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你们的丰功伟绩必将被国人所牢记。”
邓小平对杜义德说:“我比你大6岁,我还没退呢”
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后,杜义德先是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政委、旅大警备区政委、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旅大警备区第二政委。
1959年11月,杜义德调任海军副政委。
有道是“十年陆军,五十年空军,一百年海军”
作为未来现代化军事建设中关键的一环,海军的建设可谓是重中之重,而杜义德调海军任副政委,也充分说明了上级对他的信任。
不久以后,中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见到杜义德,关切的问:“杜义德同志,你现在担任什么职务?”
“主席,我现在在海军当副政委。”
“哦。”毛主席点点头,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海军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搞好团结是关键。首先要把海军领导班子的团结搞好,团结才有力量。”
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杜义德也受到了些许的影响,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屈服过,坚持为海军的建设出力。
1973年,杜义德复任海军副政委,并在第二年率军参与了西沙反击自卫战。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邓小平亲自点将,要杜义德到海南去,担任自卫反击战海南前线陆海空三军总指挥。
“地面部署没有问题了,还要注意敌方从海上搞我们一家伙,杜义德,我看你去一趟吧!“
杜义德指挥作战,为全局的胜利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就连邓小平也赞誉:
“开战后,我很放心,我知道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广西有许世友,云南有杨得志,海南有杜义德。”
1980年1月,杜义德又从海军调任了兰州军区司令员,上任前,邓小平找他谈话:
“虽然海军的工作还需要你,但是,西北也很重要,西北那边需要有一个会打仗的战将去当司令员,你会打仗,我看还是你去当这个司令员会好一些。”
这一年杜义德已经68岁,刚刚做完了胆囊炎手术,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接受了命令,启程前往兰州。
“主席,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杜义德一到兰州,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在听取了战备报告后,又与政委萧华在五月初深入一线勘察战场,对每一处险关要塞,都做了布置和安排。
视察连队时,有的部队拿出最好的伙食招待他,令杜义德十分不满:
“最多吃4个菜,不能摆酒;不能送土特产,送了我要批评。”
结果有一次在陕西某部视察时,临行前吩咐不要惊动地方和部队,结果一到地方才发现,自己行踪还是泄露了,当地不仅搞了清场,还在招待所准备了吩咐的宴席,杜义德大为光火:
“谁让你们搞的,又是清场,又是宴席,我不吃了。”
萧华也批评“少搞一些名堂”,叫人来撤掉一些盘子。
杜义德心痛地说:“党中央三令五申,你们都当耳边风。谁搞的谁付钱。你们就给我炒一盘青菜来。”
在兰州军区工作是,杜义德几乎是马不停蹄,看到问题立即着手解决,看到有个单位的小战士露天吃饭,杜义德立即吩咐军区解决食堂问题;杜义德早晚散步,习惯在直属部队营区走,但凡被他看见问题,都要勒令整改,并帮助战士们解决实际问题。
1981年8月21日,杜义德陪同邓小平视察天水某部,看到当地部队营区规划整齐,井然有序,高兴地对杜义德说:
“有你在西北,我就放心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杜义德也开始考虑退下来,尤其是党中央决定取消干部职务终身制,杜义德也决定响应号召。
1982年初,杜义德向老首长邓小平提出申请退休,没想到邓小平却直接拒绝了:
“你先别下,我比你大6岁,我还没退呢,这件事情还是等党的十二大开过之后再说吧!”
1982年12月,党的十二大会议开完后,杜义德才算正式退了下来,离开领导岗位以后,杜义德还担任了半年的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杜义德在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杜义德虽然已经离开了领导岗位,却仍然牵挂着革命老区的群众,为此曾不止一次的前往大别山地区考察,写下了调研报告,这些报告送到中央后,受到高度重视。
晚年杜义德仍一如从军时的习惯,严于律己。1985年10月,杜义德到南京参加许世友追悼会,住在南京饭店时,当时有工作人员告诉他,饭店内房间里的水果和饮料可以随便食用。
可杜义德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房间里的水果饮品不许随意取用,要体量接待单位,以免给南京军区增加负担。
离开时,杜义德以及随行工作人员,还上交了伙食费。
在战争年代,杜义德是一名能文能武的将领,而在和平年代,杜义德将军却仍能秉持在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习惯,不禁让人心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