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初的时候，我军的优势逐渐扩大，国民党军败局已现，为了更好地指挥接下来的战争，毛主席决定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华北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会合，进行战略决策。4月...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初的时候，我军的优势逐渐扩大，国民党军败局已现，为了更好地指挥接下来的战争，毛主席决定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华北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会合，进行战略决策。

4月13日，毛主席抵达阜平县城南庄，这里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他准备在这里稍作休整然后再前往西柏坡，聂荣臻对毛主席的安全做出了十分全面地部署。

然而就在5月18日早晨，两架国民党军轰炸机突然飞行至城南庄上空，并且精准地朝毛主席的住所投下了四颗炸弹，好在由于聂荣臻的迅速反应加上警卫员的舍命保护，毛主席得以安然无恙。

东渡黄河时的毛主席（中）

要知道，毛主席来这里暂住是经过组织上严格保密的，除了司令部的战士和中央机关极少数领导之外，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为此毛主席深知此次轰炸明显是有内部人员给敌人通风报信。

随后，有关部门对泄密一事进行了全面地调查，然而经过几个月时间地明查暗访，却迟迟没有找到间谍的下落，直到一年后，才从一封绝密电报里发现了内鬼的踪迹……

这个隐藏如此之深的内鬼究竟是谁呢？他是如何为敌轰炸机提供坐标的？除此之外，他还采取了哪些方法妄想对毛主席不利呢？我方又是如何发现这封电报的呢？

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此人名叫刘从文，关于他试图加害毛主席的行为，还要从其叛变投敌开始讲起。

曾经的“老革命”

刘从文，于1908年出生在河北保定阜平县王块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饱受地主压迫，家里仅剩的几亩薄田也被地主抢去，父亲心急如焚，患上了重病。

为了生存，刘从文从小就到了镇里给人家当苦工，还在一家店铺当过伙计，长期地剧烈劳动使他的双手长满了老茧，可望着地主豪绅依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的心里很是气愤。

1939年，保定已经被日军占领，此事的刘从文不愿意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苟且偷生，他主动加入了八路军，因为之前在饭铺做过工，便被安排在了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合作社当炊事员。

在此期间，组织上听说刘从文的父亲身染重病，便主动请医生为其父治病，不久后，刘从文父亲的病就有了明显的好转，这让刘从文对组织上更加感激，于是，他开始在部队里拼命地工作。

聂荣臻

因为表现突出，仅仅一年后，刘从文就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被调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小灶食堂当炊事员，1943年被提拔为给养员，又两年后成为了司务长，因为工作积极，还曾多次被组织上表扬。

但刘从文的革命信念并不是十分坚定，身上还存在很多落后的、封建的思想，再加上因为从小家庭困难的缘故，他有时会利用职务之便，贪点小便宜，故而他一直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仅如此，刘从文在担任司务长以后，逐渐养成了抽烟的习惯，他经常在去王块镇买菜的时候，顺便到镇上的大丰烟厂买烟，而就是这一癖好导致他被国民党特务拉拢，并逐渐走上了不归路……

1948年1月，国民党保密局保定站站长曹亚夫得知阜平一带有我党重要领导活动的迹象，于是便在阜平专门建立了一个潜伏小组，由刘其昌担任组长，负责拉拢我党人员，并对附近的我党活动情况进行探查。

保密局办公室

刘其昌经过观察，发现大丰烟厂的经理孟建德思想不是很坚定，便打算用金钱和美色将其“策反”，而孟建德因为抵挡不住诱惑，就叛变成为了国民党的间谍。

原来，孟建德之前也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出身，后来加入八路军后表现积极，被提拔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后勤部管理处干事，当时，为了在敌占区购买物资、收集情报，后勤部专门在镇上建立了这家烟厂，并让一直以来都表现很不错的孟建德担任了经理。

可孟建德在担任经理之后，因为手上经常会有组织上提供的充足资金，便开始贪图享受，以致于面对国民党特务伪装成生意人与他接触而毫无防备，最终从一位“老革命”变成了叛徒。

孟建德当即把聂荣臻所在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在城南庄的消息告诉给了刘其昌，刘其昌听后十分兴奋，立即向曹亚夫申请了一大笔活动资金，然后给了孟建德，让他一定要找机会对聂荣臻等我军高官进行暗杀，还为他提供了电台、武器等物品。

孟建德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便下定决心“要为党国做一番事业”，可他深知以自己的身份是无法接触到聂荣臻等我党领导的，于是，他经过反复思量，决定发展一个下线，并且很快就注意到了刘从文。

聂荣臻

首先，刘从文就在军区司令部任职，必然会频繁接触到聂荣臻等我党重要领导，其次，他还能以司务长的身份经常到镇上买菜，这为接头提供了方便，此外，通过这些天的观察，孟建德发现刘从文本身的革命思想并不是十分坚定。

孟建德把这些都想好之后，觉得刘从文就是不二人选，便立即向上级做出了申请，曹亚夫得知后，十分重视孟建德所说的情况，不但又给了他一大笔活动资金用来“策反”，还专门派了一名训练有素的女特务前去诱惑刘从文。

于是，在刘从文每次来买烟的时候，孟建德都让装扮成员工的女特务亲自招待他，而刘从文哪里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子，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不过起初他还是表现得十分坚定。

但最终刘从文的行为还是和孟建德几乎一模一样，先是毫无防备，紧接着表示拒绝，最后抵挡不住诱惑，成为了一名特务，而在此之前，刘从文已经当了近10年的革命战士。

曹亚夫得知刘从文被“策反”后十分高兴，当即指示他想尽一切办法刺杀聂荣臻，但由于聂荣臻为人谨慎，防卫意识很强，刘从文迟迟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聂荣臻

而就在刘从文面对上司的职责，感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毛主席的到来让他又重新燃起了“立功”的希望……

内鬼绞尽脑汁，但均以失败告终

话说重庆谈判后的蒋介石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故而不久后就撕毁和平协定，于1946年6月公然发动了内战，彼时的他手上有着数百万的国民党军队和大批的美式装备，于是，国军开始了全面进攻。

但我军在毛主席和各级指战员的正确指挥下，采取灵活作战的方式与敌周旋，以至于国民党军的铁拳每次都像打在棉花上一样不痛不痒，反而在各大战场屡屡受挫，时间一长全面进攻自然就失败了。

时间到了1947年，蒋介石手中仍然掌控着全国主要的大城市和铁路干道，国民党军依然在人数和武器上占有很大优势，于是，自信的蒋介石退而求其次，开始了围绕陕北和山东为核心的重点进攻。

蒋介石

毛主席自然也预料到了这一点，当即审时度势，从全局考虑，决定暂时撤出延安，转战陕北，牵制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给其他战场减轻压力，为了安全起见，由刘少奇、朱德挺进华北，周恩来、任弼时则跟毛主席一起行动。

随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彭德怀在陕北战场牵着胡宗南的部队走，粟裕指挥华野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军主力整编74师，战争的双方攻守易位，这让蒋介石十分不甘但又无能为力。

到了1948年初的时候，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各地的解放军已经普遍发动了攻势，为了更好地指挥接下来的大规模战争，毛主席一行于这年3月23日离开了生活12年之久的陕甘宁边区，开始东渡黄河，与刘少奇、朱德在华北会师。

4月13日，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三大中央书记处书记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驻地城南庄，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亲自到村口前去迎接，并且把毛主席安排到了自己曾经的住处。

毛主席

尽管聂荣臻命令司令部的相关人员对毛主席的行踪一定要严格保密，而且毛主席此次也是秘密前来的，但就在司令部工作的刘从文还是轻而易举地得知了毛主席的到来。

在毛主席到达后的第二天一早，刘从文就借口到镇上买菜，然后把这一消息当面告知了孟建德，孟建德随即把消息传达给了曹亚夫，而曹亚夫知道这件消息非常重要，当即报告给了毛人凤，最终传达到了蒋介石的耳中。

蒋介石正为国民党军连日来在战场上的失利感到头疼，当他听到毛主席就在城南庄的一个普通民房里时，非常兴奋，立即指示毛人凤着手安排暗杀毛主席的计划。

于是，经过几天的准备，毛人凤觉得还是由最有可能接触到毛主席的刘从文执行刺杀任务，为了增加他的信心和动力，毛人凤吩咐曹亚夫满足刘从文的一切要求，并授予其中尉谍报员的军职。

毛人凤

刘从文看到上峰对自己如此重视，便下定决心要为“党国”立功，不过由于毛主席身边的护卫格斗能力和警戒意识都非常强，刘从文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直接拿着枪近距离接近毛主席，所以，他准备在毛主席的饭菜里下毒。

然而聂荣臻一直以来都非常谨慎，他知道毛主席的安全绝对不容有失，为此，他制定了最严密的保卫措施，要求毛主席的饮食由专人提供而非依靠司令部的炊事员，凡是毛主席要吃的东西，必须经过严格的化验和护卫之口，确保无误才能给毛主席食用。

刘从文见状便知道自己根本没有下毒的机会，便决定等待一段时间，果然，几天后还真给他等到了一个时机。

原来，毛主席由于长期地奔波劳累，在这里没住几天，就咳嗽不止，身体很是虚弱，当时周恩来和任弼时都劝他到苏联休养一段时间，毛主席也表示同意。

就在出发之前，聂荣臻考虑到此时正是革命紧要关头，各项战略决策都离不开毛主席，便主动劝说毛主席暂缓赴苏，还说附近就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可以为毛主席看病，毛主席思量再三同意了聂荣臻的请求。

聂荣臻

而毛主席生病一事马上就被刘从文得知了，他觉得机会来了，便假装去镇上买菜，并且“偶遇”了前去抓药的孙振国，孙振国是毛主席的贴身护卫，聂荣臻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考虑，专门让他按照老中医提供的药方亲自前去抓药。

刘从文决定在药里下毒，于是二人相遇以后，他假装尽地主之谊邀请孙振刚到一家饭馆吃饭，在饭桌上，刘从文一直想给孙振刚灌酒，好让他不省人事，以便自己动手。

可孙振刚虽然不知道刘从文此时是国民党的间谍，但依旧警惕性很高，他反复推脱说不能喝酒，不过盛情难却，他就以茶代之，没过一会，孙振刚因为喝得茶太多了，就去上了厕所。

刘从文觉得机会来了，便快速地打开了孙振刚的包裹，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原来孙振国就连上厕所也把给毛主席抓的药带在身上，一路上刘从文始终没有找到机会。

而在毛主席喝药之前，聂荣臻一直在身边保护，并且还亲自先替毛主席尝了一口药，确保没有问题后才给毛主席喝，刘从文的投毒计划彻底失败了。

周恩来

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先行前往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回合，毛主席因为需要处理一些问题，再加上身体刚刚康复，需要休养，便暂时留在了城南庄。

刘从文知道留给自己动手的时间不多了，此后数日，他又尝试用各种办法进行暗杀，但均以失败告终，而此时的蒋介石见华北迟迟没有动静，心里十分着急，便急令毛人凤加紧行动。

于是，毛人凤亲自赶赴北平，会见了国民党华北空军司令徐良康，准备动用轰炸机对毛主席的住所进行轰炸。

但城南庄本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在地图上并没有标注，飞行员也一时无法确定毛主席的具体位置。

为此，毛人凤又赶到了保定亲自与曹亚夫会商，经过几个人的密谋，决定让刘从文为轰炸机提供坐标，并在与徐良康进行磋商后，把轰炸时间定在了5月18日。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

5月17日，刘从文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准备，他以借口收废品然后到镇上换钱为部队增加收入的理由，在军区卫生所捡了两麻袋废弃的玻璃药瓶和其他一些废旧物品。

这天深夜，刘从文在住处悄悄地把所有的玻璃瓶都砸成了碎块，然后装进了袋子中，随后根据多日来的探查，躲避了毛主席住处的两个流动哨，匍匐着爬到了毛主席住处的除正门以外的另外三侧，并将玻璃碎片撒在了周围，完成之后，他猫着腰返回了住处。

与此同时，毛主席仍在屋里熬夜工作，为了革命的成功，他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好觉，并且还产生了失眠的症状。

眼看天快亮了，毛主席走到院子里舒展了一下身体，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回到屋内服用了安眠药，便躺在床上睡着了。

就在毛主席睡觉的时候，两架轰炸机正在飞来的路上……

一封电报发现敌特踪迹

5月18日早上，毛主席刚刚睡去不久，聂荣臻就接到了秘书范济生的报告，说下面部队观察到又有两架敌机在沙河一带活动，并且正朝着这里飞来。

聂荣臻听后十分震惊，因为沙河距离城南庄不足百里，飞机很快就能过来，尽管附近保定机场就有敌军飞机，之前也经常到这里轰炸，聂荣臻已经习以为常，但此时毛主席就在这里，他不敢有任何地侥幸。

聂荣臻立即跑到了毛主席的住处，只见毛主席正躺在床上睡觉，护卫李银桥、石国瑞、孙振国在一旁做好了搀扶毛主席离开的准备，因为就在半个小时前，刚有敌军侦察机从城南庄上空盘旋而过。

可他们都知道毛主席已经工作了两天两夜了，不忍心将其叫醒，而且根据多年经验，他们深知侦察机过后肯定会有轰炸机前来，所以当他们听聂荣臻说又有两架敌机朝这边飞来时，心里顿时非常紧张。

李银桥（左）与毛主席

聂荣臻为了毛主席的安危考虑，主动叫醒了毛主席，然后急切地说道：“主席，敌人有两架飞机正在朝这里飞来，很有可能是轰炸机，您还是到防空洞避一避吧！”

只见毛主席丝毫没有紧张，反而幽默地说道：“慌什么，不用怕，无非是扔下一些钢铁，我们正好可以打些锄头，搞生产。”

聂荣臻知道事情紧急，便立即给李银桥他们使了一个眼神，护卫们会意后就把毛主席扶下床，然后抬上了担架，立即朝着屋后面一百米处的防空洞跑去。

毛主席刚被抬到防空洞附近，两架轰炸机就飞到了城南庄上空，很快他们就锁定了毛主席住处的位置，其中一名飞行员大声地喊道：“注意，目标，3堆闪光物之间的房屋，投弹！”瞬间四枚炸弹就精准地落在了毛主席的住处及周围，院里瞬间浓烟密布。

而这三处闪光点都是刘从文放置的玻璃瓶碎片，这天早上天还没亮，他就背着两个旧麻袋赶往了镇上卖废品，给自己留下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据。

毛主席

毛主席脱险以后，便怀疑肯定是有内奸通风报信，当即指示聂荣臻彻查，而聂荣臻为了保护毛主席的安危，便派人把他转移到了离城南庄20公里外的花山村暂住。

随后，聂荣臻当即指示晋察冀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叶运高全力调查此事，叶运高知道重任在肩，不敢懈怠，立刻安排保卫部的同志对当天城南庄内的所有人员进行了调查，但由于刘从文有不在场的证据，便没有对他产生怀疑，可几个月下来，一直没有发现内奸的下落。

直到1949年初，保定解放后不久，华北军区保卫部在清理敌特遗留的档案时，发现了一封绝密电报，上面写到：“职组刘从文自参加工作以来，对工作尚称努力，每次情报，颇有价值，职挺对其按中尉待遇，正式任用。”

叶运高看到这封电报便觉得此人很有可能就是隐藏在我军内部的间谍，但由于电报中并没有提及发报时间和任职地点，故只能根据部队里的花名册挨个查起。

叶运高

几个月下来，军区一共统计到了30多个名叫刘从文的人，叶运高随即对这些人进行了挨个的调查，最终断定担任司务长的刘从文最有可能是内鬼。

于是，1949年11月6日，叶运高安排保卫部的同志对刘从文进行了秘密逮捕，经过多次审问，他最终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且招出了孟建德的身份，孟建德也随即被捕。

鉴于刘从文、孟建德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1950年9月28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依据法律对二人做出了最终判决，即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当天两名罪犯就被依法枪决。

不久后，潜伏在保定、阜平以及全国各地的国民党特务也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下，相继被捕，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