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7年，身心俱疲的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从苏联回到祖国，进入哈尔滨总工会工作。离国多年，她对国内的情况十分陌生，再加上长征时身体上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她独自生活恐怕不太好。组织上体恤...

1947年，身心俱疲的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从苏联回到祖国，进入哈尔滨总工会工作。离国多年，她对国内的情况十分陌生，再加上长征时身体上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她独自生活恐怕不太好。组织上体恤她，决定为她选一名勤务兵。

尹兰初见贺子珍

在贺子珍居住的宿舍楼里，还住着军鞋厂的6名女青年团员，组织决定请贺子珍从这6个女孩子中选一位，来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在见贺子珍前，组织上给6个女青年做了简单的介绍，听到要去见的这位女首长就是曾经威名远扬的井冈山女将的贺子珍同志，6个姑娘都兴奋极了。

到了见面那天，贺子珍坐在教室里等着这6位女青年。尹淑兰一进来，贺子珍就注意到了她，没有别的，就因为这个姑娘看着她的眼睛里竟有一种别样的情绪，让她莫名感到温暖。

尹淑兰梳着短发，穿着一身列宁装，贺子珍看着很是亲切，她选择了尹淑兰。在给其他几个女青年致歉后，贺子珍拉着尹淑兰的手，问起她的名字。

尹淑兰告知后，贺子珍开玩笑地说：“淑兰这个名字是个好名字，淑也很配你的气质，不过咱们干革命的，可不能太淑了。”

尹淑兰听完，点点头，立马去把名字改成了尹兰，贺子珍没想到自己一句玩笑话，尹兰真的改了名字，不禁觉得她赤忱淳朴，热爱革命事业。

成为贺子珍的勤务兵后，尹兰搬到贺子珍这里，和贺子珍以及娇娇一起吃住。

女儿娇娇与贺子珍

贺子珍从前风风火火，爽直泼辣，如今说话却细声细语，平时看着也很虚弱，尹兰照顾贺子珍时很是小心翼翼，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贺子珍发现贺子珍这样说话，不是因为她性格如此，而是她的身体孱弱导致她无法中气十足地说话。

尹兰曾忍不住问贺子珍身体上的问题，才得知了贺子珍病痛缠身的原因。

长征时，队伍遭遇敌机进行轰炸，贺子珍已经躲到了隐蔽区域，却看到已经负伤的钟赤兵暴露在敌机视野之下，贺子珍连忙爬出隐蔽区，去接钟赤兵，扶着负伤的钟赤兵往隐蔽区跑去，不料敌人投下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子珍和钟赤兵附近。

炸弹爆炸，数不清的弹片瞬间涌向贺子珍和钟赤兵，一刹那间，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扑身护住钟赤兵，避免钟赤兵二次受伤，她自己的脑后和背部却狠狠地被扎进数片弹片。

据后来医生检查，贺子珍体内扎入17个弹片，战友们将贺子珍死死按在床上，让医生将扎在体表的弹片取出，贺子珍一度疼到晕厥。

体表的弹片取出了，但还有数个弹片直接穿过皮肤，扎进了身体里，无法取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手术也一直耽搁下来，此后的岁月里，这些陈年弹片让贺子珍饱受折磨，直至身体越来越孱弱。

听完这些事，尹兰既敬佩又心疼，觉得贺子珍像个易碎的瓷娃娃，还是贺子珍安慰了她好一阵。

平时吃住上，尹兰将贺子珍照顾得无微不至，事无巨细，贺子珍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尹兰恨不得连饭都替她嚼了。

平时，贺子珍也很关心尹兰，她会问尹兰有没有准时吃饭，缺不缺什么。那个年代，食堂里的饭供应都是定量的，鸡蛋是不可多得的东西，贺子珍会把自己的牛奶和鸡蛋留下不吃，然后拿给尹兰。

她常对尹兰说：“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胃口不好，吃的东西少，你要多吃！”

尹兰担心贺子珍缺乏营养，推辞不受，说拿给娇娇吃，贺子珍这时候才会对尹兰有一点女首长的威严，不容尹兰拒绝，一定要她吃了，告诉她娇娇也有。尹兰觉得，贺子珍对待她像女儿一样，让她倍感亲切。

贺子珍胃口不好这个问题，是尹兰的“心头大患”，为了让贺子珍好好吃饭，补充营养，尹兰可谓绞尽脑汁。

她知道贺子珍是江西人，便问贺子珍爱不爱吃辣，得到肯定的答案，她便去学着做很多江西地方上的辣菜，好让贺子珍多少能吃一点。

有时候，尹兰会上街找江西火腿，在哈尔滨找江西的火腿并不容易，她常常跑很多街道，买回江西火腿，回去给贺子珍做菜，看着贺子珍比往常多吃一点，她就很是满足。

在财政局不久，贺子珍的姐妹贺怡便找到了贺子珍。多年未见，久别重逢，贺子珍和贺怡抱头痛哭，一旁的尹兰也为她再见亲人而高兴。

贺子珍骄傲地说起尹兰的体贴和利索，尹兰听得都有点不好意思。

1949年，女儿娇娇在姨妈贺怡的鼓励下去信给父亲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娇娇的信很是开心，并提出想要接娇娇前往北京，在他身边成长的提议。

不久，娇娇便动身，跟着贺怡准备前往北京，贺子珍身体不好，加之身份特殊，无法亲自送娇娇去北京，因此在哈尔滨，她就要和女儿分别了。

毛主席与女儿娇娇

亲人对贺子珍来说是珍贵而又重要的，她与毛泽东生下三子三女，毛岸红等孩子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下落不明，降生在苏联的小儿子因肺炎不幸夭折，在苏联和她培养了深刻母子情的杨开慧烈士之子毛岸青兄弟因为工作原因，也都不在她身边，只有娇娇一直陪伴着她。

纵然明白娇娇应该回到父亲身边去，但在情感上，她是万分不舍。

娇娇离开后的第二天，尹兰早晨照例去敲门，准备进去照顾贺子珍，她站在门外，轻轻问道：“首长，我可以进来吗？”往常问一声，贺子珍就会应答，今天叫了好几遍，房间里却没有动静。

尹兰心里一惊，也顾不得什么了，连忙推门进入，看到贺子珍好好地坐在床上，她才松了一口气。尹兰上前，叫道：“首长……”

贺子珍突然打断她，语气温柔中透着一丝无助，道：“娇娇不在我身边，我也把你当成女儿看待，你以后就叫我贺妈妈吧，别再叫我首长了，那样显得我们之间很生疏。”

听闻此言，尹兰既感动，又心疼贺子珍。

从这以后，贺子珍就成了尹兰的“贺妈妈”，然而对于尹兰来说，贺妈妈虽然是她的“妈妈”，但是她总忍不住将贺子珍当做“女儿”一样来照顾疼爱。因为每每想起贺子珍的经历，她都忍不住为她心疼。

一只老箱子

这一日，尹兰为贺子珍整理东西，贺子珍请她把以前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归类一下。

整理时，尹兰忽然发现一只老箱子，这箱子由樟木制成，看着有些年头了，有的地方已经磕破磨损，尹兰想起组织不久前送来了两个新皮箱，便对贺子珍说道：“贺妈妈，把那个旧的木箱子丢了吧，换成这个新的用！”

谁知贺子珍一口拒绝，看着尹兰疑惑的目光，贺子珍轻声解释道：“孩子，你别小看了这个小木头箱子，这个箱子非常珍贵。”

尹兰有些明白了：这个箱子可能是贺子珍非常珍视的人所赠。

1935年后，毛泽东工作越来越多，贺子珍虽然已经调岗，不再是毛泽东的秘书，但是为了减轻毛泽东不必要的精力耗费，贺子珍依然会从另一个营地过来帮毛泽东整理文件。

贺子珍的办公桌由铁皮箱子组成，空间狭小，根本放不下任何多余的东西，而文件又十分繁多，毛泽东见状，便拿出一个樟木箱子，将里面的衣服都放到别处，让她拿这只箱子装文件。

毛泽东珍惜地将这只箱子擦拭干净，神情染上悲痛，告诉贺子珍，这只箱子是离家时杨开慧烈士送给他的，杨开慧烈士留给自己的东西寥寥无几，这只箱子便是其中之一，长征路上几次反围剿性命攸关时，毛泽东也没有丢下过这只箱子。

听闻的此言， 贺子珍也心有戚戚，杨开慧烈士的事情无人不知，她对杨开慧亦有无比的敬佩之情。因此贺子珍对待这只箱子也十分珍惜，不忍心让它磕碰一点。

长征结束后，贺子珍独自离开延安，准备前往上海做手术，取出日夜折磨她的弹片。

杨开慧烈士

但是到了西安，上海传来了已经沦陷的消息，贺子珍不得不滞留西安。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留在了西安，心里想念贺子珍，想要召回她，于是寄去了这只箱子和一些信件，箱子里装满了日用品，希望贺子珍回到延安，手术的事情等局势好转，再想办法安排。

贺子珍看到这只箱子，是很震惊的，她很清楚毛泽东对于这只箱子的珍视程度，而且箱子里还装满了日用品——毛泽东显然怕她再受苦。

但是彼时，贺子珍还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她带着那只樟木箱子，贺子珍继续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途。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去苏联做手术的她，却意外滞留苏联十数年，饱经苦难。

箱子的归处

1949年10月，贺子珍途经天津，准备前往上海工作，娇娇被送至贺子珍跟前，陪伴她10天。尹兰和娇娇重逢，常常像好姐妹一样与贺子珍聊天或者出去逛街，贺子珍准备带尹兰动身前往上海时，尹兰和娇娇还交换了礼物。

1950年，贺子珍在上海任职，尹兰发觉，自从从天津来至上海后，贺子珍情绪一直不太好，她常常望着窗户发呆，由于情绪低落，她的健康问题也变得更为严重，身体孱弱不堪。

这让尹兰很是担心，但让尹兰更担心的事，是这一天，贺子珍将木箱子交给了她。

尹兰知道这只箱子的历史，更明白它对于贺子珍来说无异于一个精神支撑，如今贺子珍将箱子给她，尹兰心惊不已经，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不久，贺子珍将尹兰和外勤兵关英一起叫来，告诉她们，她已经往东北财政局交了申请，她要尹兰和关英即刻便离开她，回去东北，到沈阳财经学院学习。

她说：“你们年龄也大了，不能总在我身边待着，你们要出去学点东西，将来好建设社会。”

尹兰十分舍不得，更担心自己离开后贺妈妈的身体和精神上没人照顾，可这次贺妈妈态度强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贺子珍还要尹兰将所有的她们的合照都找出来，将贺子珍的部分一一剪掉，只留下尹兰自己，她严肃地告诉尹兰：“你在我身边的这段经历，不要对任何人讲起。”尹兰疑惑不解，但还是点头答应，按照贺妈妈说的去做。

第二日，尹兰和关英踏上火车，贺子珍前往车站送别，临上车前，贺子珍又叮嘱尹兰道：“你一定要保护好箱子，只有在你这里我才能放心，等主席终老，你替我把这个箱子送过去！”

尹兰含泪点头，将身子探出窗外，目光仅仅粘在贺子珍身上，她心里有一种预感，这次离别，恐怕是她最后一次见贺妈妈。

回到沈阳后，尹兰按照贺妈妈的嘱咐，进入沈阳财经学院学习。她平时学习刻苦，不久顺利毕业，完成学业后被分配到沈阳财政部工作。

她的生活很平静美好，也按照贺妈妈说的那样，在为国家做着属于自己的一份贡献，只是她常常思念贺妈妈，担忧她的身体，而这份思念，却不能对任何人说起。

家里人为尹兰安排相亲时，尹兰特别说明，自己要嫁一定要嫁个军人。以前在贺妈妈身边时，贺妈妈经常对她说，嫁给个军人好，她默默地在心里记下了。

而且，如今的贺子珍虽然身体孱弱，言语柔和，但尹兰脑海里总是能想象出她在井冈山舞动大旗，桃花马上威风凛凛的样子，更能想象出她奋不顾身保护钟赤兵的景象，她身上的军人气质也并没有消失，默默感染着尹兰，所以尹兰已经对军人有了执念，非军人不嫁。

不久，家里真的为她介绍了一位军人，名叫张文忠，两人认识后都对对方颇为满意，不久便喜结连理。婚后生活幸福而平静，但是不久，这份平静却被打破了。

尹兰被检查出患了尿毒症，她心中宛如晴天霹雳，之后的治疗更是让她痛苦不堪，甚至慢慢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丈夫张文忠只能一边陪伴她治疗，一边疏通她的心理，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尹兰的身体和精神都肉眼可见地憔悴了下去。直到有一日，张文忠整理东西，说起这个木箱子，他问尹兰，箱子这么旧了，为何不扔掉。

尹兰听见箱子，心中一惊，想起了贺妈妈的嘱托，她还没有将它交给主席，没有完成贺妈妈的任务，怎么能就这样走了呢！

此后，尹兰每日都把箱子放在自己眼皮底下，看着这只箱子，她就会有一份存留在人世的牵挂。在箱子的支撑下，尹兰每日认真吃药，坚持锻炼，不久竟奇迹般地康复了！

后来的岁月里，尹兰还经历了丈夫去世、孩子患病等种种人生困难，但她都坚持了下来，没有完成贺妈妈的嘱托，她就不敢合上眼睛。

1976年后，尹兰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她开始寻找贺妈妈，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直到1984年，尹兰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贺子珍逝世的噩耗。

尹兰呆住了，她没有机会再将箱子交给主席，便一直想要把这个箱子再交给贺妈妈，如今贺妈妈离开了人世，这只箱子到底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盘旋在尹兰心中，一直到1993年，主席的百年华诞，尹兰再也等不下去了，她已经72岁，再等下去，自己也守护不了这只箱子了！

她带着箱子几经波折找到报社记者，向报社讲了这只箱子的故事，她说：“这箱子不能再放我这儿了，多放一天，我就会不安宁一天。我已经72岁了，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将它放到博物馆中。万一将来出了问题，我没办法向贺妈妈交代。”

记者帮助尹兰联系到了李敏——当年的娇娇，在李敏的帮助下，终于将这只箱子还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20年代起，这只箱子跟着杨开慧烈士见证她和毛主席的一心革命、坚贞不渝，跟着毛主席从这一山到那一山，见证过红军的不朽传奇，跟着贺子珍陪她颠沛流离，温暖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又在一位善良忠诚的勤务兵手里呆了数年，如今终于回到了它的归处。

尹兰牵挂已了，她欣慰地说道：“我的心愿了了，死也能死得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