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何会资助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前往苏联留学？

摘要： 1936年，14岁的毛岸英和13岁的毛岸青被张学良资助前往苏联，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苏生涯。当时，国共之间仍然处于交战状态，作为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与次子，他俩为何会得到张学良的帮助...

1936年，14岁的毛岸英和13岁的毛岸青被张学良资助前往苏联，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苏生涯。当时，国共之间仍然处于交战状态，作为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与次子，他俩为何会得到张学良的帮助呢？

接下来，我们一同回顾历史，揭示张学良资助毛岸英和毛岸青出国留学的真相。

1920年底，志同道合的毛泽东和杨开慧结成了革命伴侣，随后携手继续革命生涯。期间，杨开慧先后生下了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个儿子，还将母亲向振熙也接到家中帮忙照看孩子和打理家务。

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

在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实现了亲密合作，一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和杨开慧都更加忙碌了，时常往返于上海、北平、长沙、广州和武汉之间。

不过，随着孙中山的过世，国民党内部迅速出现了分裂，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蒋介石率先举起屠刀砍向了共产党人，等到汪精卫“全面分共”以后，曾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了。

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后，我党决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成功组建了自己的革命军队。紧接着，“八七会议”在汉口秘密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之后便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积极筹备湘赣边秋收起义。

由于杨开慧刚刚诞下了第三个儿子毛岸龙，身体还没有得到完全恢复，毛泽东只得将妻儿都送回到她的家乡板仓居住。板仓位于平江、汨罗和长沙三县的交界处，位置十分的偏僻，群众基础也不错，非常适合进行隐蔽。

留下妻小后，毛泽东趁着夜色不舍地离开了。在秋收起义后，他率军上了井冈山，在此开创了红色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秋收起义

从此以后，毛泽东遭到了国民党的大肆通缉，杨开慧自然也成了重点追捕对象。湖南军阀何健多次派人前往板仓寻找她的踪迹，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才逃过了追捕，但还是得东躲西藏。

为了彻底让敌人死心，百姓们开始有意散布杨开慧已经病死的消息，还将她的三个儿子都改名换姓。或许，这些保护措施实在做得太到位了，不仅瞒过了敌人，也瞒过了自己的组织和同志。

刚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毛泽东立即派人前去板仓打探杨开慧和三个儿子的消息。结果，负责打探的同志却带回了杨开慧已经病死的噩耗，使得毛泽东大病一场。

到了1929年底，毛泽东才在党组织的证实下得知杨开慧尚在人世。于是，他立即给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写信，请求组织找寻母子四人的下落。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母子四人突然遭到逮捕，国民党当局迅速展开了近乎疯狂的舆论宣传。在杨父生前好友蔡元培和章士钊等人的努力营救下，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只要她能声明退党并且宣布脱离与毛泽东的关系，就能被立即释放。

杨开慧就义

1930年11月，杨开慧高傲地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毅然选择英勇就义。在她牺牲后，国民党当局还在长沙的《国民日报》刊登了如下报道:

女共匪毛杨氏一名，绑赴识字岭刑场执行枪决。

由于消息不通，毛泽东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得知妻子杨开慧已经牺牲。他无比悲痛地给杨家写了一封信，表示“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杨开慧牺牲后，她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无人照顾，也没有人敢公开收留。在党组织帮助下，三兄弟辗转来到了上海避难，得到了“红色牧师”董健吾的收留，过上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

董健吾这个人非常另类，他出生于基督教世家却接受了马列主义，他与许多国民党大佬交好却加入了共产党，他是牧师的身份却经常出入上海滩的黑白两道。

1925年时，为了组织和团结社会各界力量积极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中央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互济会。作为地下党员，董健吾利用自己的伪装身份圆满完成了许多工作，得到了潘汉年、李维汉等领导人的充分肯定。

1930年，董健吾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要他以基督教会的名义开设一所幼儿园，公开任务是招收社会儿童接受教育，秘密任务是收养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烈士遗孤和党员子女。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这种社会机构的管理日益严格，经常会有警察和特务不定期突击检查。董健吾利用自己的牧师身份，向同是基督教徒的宋美龄求字，可惜却没有成功。于是，他又请到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题写了“大同幼稚园”的牌匾，从此成为了自己的“尚方宝剑”。

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三兄弟来到上海后，立即被送入大同幼稚园进行抚养。甚至于，董健吾还直接收养了这三个孩子，让他们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和生活。

由于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导致了整个中共的驻沪机关悉数被破坏，就连临时中央都暴露了。董健吾曾与顾顺章有过接触，只得暂时离开大同幼稚园，转入地下进行躲藏。

随着上海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维持幼稚园正常运转的经费已经中断。尤其是，作为幼稚园的核心，董健吾在隐藏行踪潜伏后再也无人能够经营和管理，只好宣布解散。

此间，董健吾的原配妻子也对毛氏三兄弟态度急转直下，导致他们三人又一次流落街头了。

等到董健吾重新复出时，他已经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过了千辛万苦的找寻，终于寻回了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但毛岸龙却已经不幸夭折了。

此后的几年间，董健吾将毛岸英兄弟俩视如己出，还结下了骨肉亲情般的关系。直到十几年以后，毛岸青在给董寿琪（董健吾儿子）写信时还这样表示:

在最困难的时候，承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

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中日之间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在沦丧东北的同时却对苏区连续发动“围剿”。期间，社会各界都纷纷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压。而且，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依然贼心不死，继续得寸进尺引发了“华北事变”。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蒋介石也在暗中寻求与共产党进行接触的渠道。于是，他想到了被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宋庆龄，希望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成此事。

1935年底，宋子文受蒋介石委派亲赴上海，与姐姐宋庆龄面谈，希望她出面牵线搭桥促成国共接触。

对于这种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好事，宋庆龄自然没有推托，当即就欣然同意了。经过仔细考量，她选择了同样信奉基督教并且能被两党所接受的人物作为信使前往陕北，这个人就是董健吾。

宋庆龄将自己的亲笔信交给了董健吾，再三交代务必要亲自交给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因为这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为了沿途的安全和保密，董健吾使用了“周继吾”的化名，还让宋子文颁发了一张“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的委任状。他的西北之行还算顺利，有了财政部的委任状作为护身符，终于抵达了陕西的西安。

很快，董健吾见到了负责在此“剿匪”的张学良将军，悄悄表明了自己肩负的使命，要求前往瓦窑堡面见中共领导。此事，得到了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亲自派人护送他到达了瓦窑堡。

不过，董健吾得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在驻地，只有洛甫、博古等人临时负责。当得知董健吾的来意后，毛泽东电邀他赶赴山西面谈。考虑到去山西的耗时太长，他担心远在上海的宋庆龄焦急等待，只好在征求共产党关于联合抗日的具体意见后就回沪复命了。

宋庆龄

对于董健吾的这次陕北之行，宋庆龄非常满意，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先生是名副其实架起国共再度合作桥梁的信使。

1936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上海地下党发来了一封信函，希望宋庆龄可以介绍一位客观公正的西方记者和一位专业精深的西医医生进入陕北。很快，她选定了斯诺和马海德一同前往，又一次想到了董健吾陪同。

三个人如约在西安实现了汇合，董健吾将这两个美国人一并介绍给了张学良认识，还将此行的目的也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

经过上次的接触，董健吾和张学良已经成了老朋友，两人见面格外亲切。在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的协助下，他们与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取得了联系，准备前往延安。

为了躲避特务的暗中监视和破坏，董健吾以陪同斯诺和马海德游览未央宫遗迹的名义驶出了西安。之后，在东北军的秘密配合下终于进入了陕北苏区。

1936年7月20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们三个人。在董健吾的翻译下，这两位美国人更深入和更详细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了解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彻底打消了之前的各种疑虑。

长达四个多月的逗留时期，他们接触了基层的群众，甚至还亲临了前线接触军队。之后，随着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书中多次被提到的那位“王牧师”也成为了世界名人，而这位“王牧师”就是董健吾所用的化名。斯诺曾经这样评价过:

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牧师这个人，也值得我此行了。每天花费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还听他对政局做出比较严肃和客观的解释。

结束此行后，张学良宴请董健吾送行。饭间，他见张学良面有难色，原来是一对明代花瓶被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而非常心疼。之后，他索性买了一套宋代的彩瓷送给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令他二人都兴喜不已。

为了表示谢意，张学良坚持要为他办成一件私事。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恳和善意，就试着询问:

我这里有三个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能否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

张学良

张学良当即表示一定照办，此事就被定了下来。

等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就接到了东北军将领李杜的电话，称张学良已经到达上海，准备履行之前在西安的承诺，护送3个孩子赴苏联学习。

接到李杜的电话，董健吾认为护送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出国是一件大事，于是立即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上海党组织经请示中央，并且经过毛泽东本人的同意，开始准备三个孩子的出国事宜。

张学良表示，共产党缺乏必要的经费，我愿意以个人名义支付10万法郎充作路费和国外的学习生活费用。紧接着，李杜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寿祺接到了自己家中，安排专人教习三个孩子如何独立生活，积极为出国做准备。

毛岸英和毛岸青

到了1936年7月初，化名为“王元华”的李杜通过各种关系，终于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这三个孩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当时，他们一行共有9人，除了李杜和三个孩子，还有秘书、翻译和东北军的师长赵毅等人，经香港、西贡和孟买，通过苏伊士运河后于8月初抵达了法国的马赛。

就在此期间，行踪还是被日本间谍机构获悉，他们向苏联政府施压，竟然拒绝了入境的签证办理。原来，苏联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不愿意过分刺激日本。

无奈之下，李杜等人只好滞留在法国的巴黎。经过中共和苏共的交涉，苏联驻法国领事馆终于做出妥协，但只同意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人入境，其余人员不准进入苏联。

1937年初，共产党派康生亲自护送毛岸英和毛岸青来到了莫斯科。为了隐蔽身份，14岁的毛岸英取名为“塞尔盖伊”，13岁的毛岸青取名为“亚力山大”，兄弟俩一同被送入国际儿童院，从此开始了苏联的留学生活。

周恩来和邓颖超探望

吃过苦的孩子都非常自立，尤其是哥哥毛岸英，总是尽力照顾自己的弟弟毛岸青，两人携手在苏联学习和生活。

完成俄语的学习后，毛岸英考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而毛岸青则考入了东方大学。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兄弟二人都积极响应参战对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岸英于1945年底回国，第二年初辗转来到延安见到了父亲毛泽东。而毛岸青则在1947年5月，随同贺子珍一起回国，暂时住在了哈尔滨，以“杨永寿”之名从事土改工作。

开国大典

建国以后，毛泽东、毛岸英和毛岸青父子三人终于在北京团聚了。@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