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军衔制设立过程几经波折,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55年首次实行开始只维持了十年的时间,往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世界上的国家几乎没有不设立军衔制的情况下我国成为了一个特例,直到1988年,我国才再次恢复了军衔制,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军衔制又有着什么奥秘呢?
1965年我国废除军衔制
1955年,我国首次实行了军衔制,当时的军衔等级还是很高的,有大元帅、元帅、上将等等,十大元帅如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人,十大将军如许光达、黄克诚、陈赓等人,均是在1955年第一次被授予的军衔。
这些为国奉献的军官们的身影出现在北伐、土改、抗日、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等各种战争中,参与了新中国的成长,为了中国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实属劳苦功高之人。因此,1955年第一次设立军衔制的时候,有大元帅、元帅这类地位极高的头衔。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军衔制的存在出现了一些弊端。高级军官的军衔高、待遇好,军队中一度催生了一些不良的攀比风气,而且当时国家成立不久,社会上民众工资普遍不高,军官薪资按照规定比民众普遍收入高了许多,这不利于我国一直提倡的官兵一致,影响了军队和社会的团结力。
再加上五十年代我国军事制度向苏联借鉴了比较多,到了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僵化,军衔制在种种情况下已经不再适合我国的情况。于是,1965年5月22日,《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的决定》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被通过,从此我国取消了军衔制,成为了一个没有军衔制的国家。
没有军衔制的“空白期”
军衔制是取消了,但是军队中的等级还是要划分的,不然战士们该听谁领导呢?没了军衔,我军采用了区分“军装制式”的办法来划分等级,称为“65式军服“。军装统一为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样式,所有的军人无论是军官也好、普通战士也好都是一样的服饰,在军装上首先体现了“官兵一体”,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衣兜,干部的上衣兜为四个,而战士则为两个。这就是俗称的“认人认职不认衔”,大家只有职位的不同,而无军衔的高低,这样一来人们只是从衣服上辨认军官的职位罢了。
但是,在取消了军衔制的二十余年中,我军因为没有军衔也出现了很多不便的麻烦事。其一便是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时有很大的问题,由于服装区别很小,士兵们在战场上分不清到底谁才是长官,不知道应该听从谁的指挥与领导。
再有就是当我军与国外进行访问交流时,缺乏一个合适的接待标准,就比如1978年时,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当时作为国防部副部长的萧克带领团队出国访问伊朗,伊朗当时和美国关系亲密,所以用的也是同美国一样的军衔制。
伊朗方面接待我们的人员询问萧克,他是什么等级,有什么军衔?他们想根据萧克等人的军衔,来安排相关接待事项,这常规的询问,却将我方人员问懵了,因为我们没有军衔制,根本回答不了伊朗人员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世界进行交往时,我们因为没有一套明确的军衔等级,无法派出与国外对接人员相对应军职的人进行交接,给我军的外交活动带来了不小的障碍和困扰。
重新“恢复”军衔制
1980年三月,邓小平提出:重新恢复军队军衔制。一年后的国庆阅兵,邓小平在检阅部队时,看到空降兵阵队身着翻领跳伞服、头戴钢盔走来时,不由得眼前一亮,同身边一起检阅的北京军区司令秦基伟说:“也就是空降兵们这一身还拿的出手啊。“也就是在这次大阅兵之后,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要求,召开军委会议,正式做出了恢复军衔制的决定。
其实,再次设立军衔制已经不能称之为“恢复”军衔制,因为它已经不同于旧式的军衔制,在等级设定等方面发生了很大改变。
设立军衔制是邓小平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就是可以解决上文提到的外交问题,这是为国际交往搭建桥梁。各个国家都有军衔制,我们不能搞特殊,有了军衔制,我们才好在国际军事上做交流。
邓小平认为军衔制还可以作为军队将士们的激励机制,先前,军队里只有官职之分,没有军衔的称谓,重新给积极为国贡献的将士授衔,也能在军队里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
除此之外,便是为了军队发展服务了,建国以来,我军一直在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做努力,制度、装备、作战方式等等都在朝这三个方向前进,而军衔制正是正规化的要求。
基于这些原因,军衔制的再次设立被提上日程。1983年五月,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央军委成立了名为“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的工作组,负责恢复军衔制的全部工作,其中领导小组成员十余位,皆是军队中各个方面的领导,他们直接统领下属的办公室,包括从各地抽调到北京的二十多位人,为此次军衔恢复工作的负责人。
办公室的下一级分为三个小组,分别是:军衔小组、文职小组、预备役军官小组,他们直接负责具体的工作。小组设立后,成员们对于新的军衔到底该设为什么样子,请教了邓小平的意见,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实行的军衔等级是四等十四级,对于新的等级,邓小平做出了决定——三等十一级。
三等指的是将官、校官和尉官,十一级则代表将官四级,校官四级,以及尉官三级。不过在第八届人大第七次会议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将三等十一级更改为十级,取消了“一级上将”这个军衔,这是后话了。
为什么邓小平没有沿袭之前的形式,重新提出将军衔只设立到上将呢?
1955年授衔时,在上将之上还有大将和元帅,但在邓小平看来,现在已经是和平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不再有战争这样的纷乱,现役的军官大多也没有经历过战场的拼杀。
1955年授衔的元帅和大将都是在沙场浴血奋战,才换得了中国今日的和平,他们对共和国的诞生与成长至关重要,与国家生死与共。比如十大元帅之一的朱德,领导湘南起义,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经土地改革等事件,一路跟随共产党,粉碎国民党的多次“围剿”,参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用一腔热血与忠诚,将一生奉献给了共和国。
这样的开国元勋被授予元帅的军衔是实至名归、是民心所向。而在和平年代,将领们很难再经历那样特殊的事件,立功的机会就相应地少了许多,也就很难达到元帅和大将的级别。况且在当时情况下,能够按标准被评为上将的将领都不算多,更不用说评元帅和大将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和平年代,军队裁员数量很多,编制等级也在压缩,1955年时军官的职务等级还有二十一级,到了重新设立军衔制时已经减少到十五级。所以相应的,军衔等级也不适宜设立得过多,应当简化规格。因此,根据军队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慎重考虑,才决定将最高等级军衔只设立到上将为止。
在得到邓小平的指示后,小组成员就开始将计划执行落地。首先就是学习军衔制的内容与形式,他们把中国以前的军衔制内容,以及各个国家的军衔制具体形式进行分类、对比、研究,力求制定出最适合我国军情的方案。怎样授衔能够体现我国的特点?授予哪些人军衔?具体哪个人对应到哪个军衔等级?统统都是需要谨慎决定的事情。
为了把这些事情做好,做扎实,工作小组成员花费了几乎两年的时间,跑到全国的各大军区进行实地调研,亲自走访所有的兵种、部门,认真听取每一个战士的意见和建议,将结果收集成册。三个小组分别将其整合成了文件,也就是《预备役军官条例》、《文职干部条例》以及《军官军衔条例》的草案。
经过编辑条例使之更加规范可行,再递交给上级进行审阅与批复,对其中的结果再次针对性得回到一些部队中,摸排调查,重新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后同领导同志交换意见,修改调整相关条例,才最终再次上交军委。
除此之外,伴随新的军衔制诞生的还有崭新的87式军服。军服设计的研究人员收集数十个国家的军服制式,再加上我国之前军服设计的经验,结合我国的特色,精心设计了87式军服的样式。同时,他们对我国多地各兵种人员进行抽样调查,得到了丰富的身形数据统计;又在一批样衣制作完成后,分发到不同军区、不同兵种中进行实验,检验服装的保暖性、舒适性、卫生性等等各方面因素,收集了许多部队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不断地改进,最终形成了87式军服。
1988年9月14日,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内,授衔仪式隆重开幕了。经过严格的评定审议,洪学智、刘华清、李德生等十七位军队高级军官被授予“上将”的军衔。
上午十时,在嘹亮高亢的乐曲声中,授衔仪式正式开始了。此次授衔仪式,由当时的国家主席兼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他当场宣读了邓小平签署的授上将军衔的文件。十七位上将身着正挺地军装,腰板笔直,体现出军人地飒飒风姿,他们庄重地将军衔命令状从杨尚昆的手中接过,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向党和国家,向领导人以及在场的上千名军官致以敬意。全场集体起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也向这些为国奉献的将军们表达崇高的敬意与感谢。
授衔仪式结束后,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会见了刚刚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十七位将领,并和他们亲切地合影留念,一时间闪光灯交错地亮起,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
这一刻的辉煌,也是中国军衔制几经波折的印证。时代在飞速的发展,国家领导人也从未停下探索与创新的脚步,他们根据国际形势与国情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治国治军的方案。正是有了那些为国呕心沥血、尽心奉献的伟人们,我们的国家才能从无比艰苦的战争年代一直走到今天,走向世界,走向更加夺目的未来。
此后,授衔仪式陆续在全军各单位举行,这些被授衔的将士们,有从战争年代浴血报国,到新时代依旧奋战在岗位上,为新中国保驾护航的开国元勋;也有和平年代一心忠诚为国,用技术带领全军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年轻将领。也许他们的经历不同,从事的工作也不同,但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处于怎样的条件,他们都时刻谨记自己作为中国军人的身份,一切为了党和人民。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功臣,是党和人民永远镌刻在心头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