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消息传到贵州土城镇后,一个在糖厂上班,约莫50岁年纪的中年男子兴高采烈地跑回家中,对妻子曾宗德说:“14年了,我,我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我,我其实是红军。”14年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话已经说不利索了。
曾宗德一把抓住丈夫的胳膊,急切地询问道:“你不是哑巴?”
据曾宗德所知,她的丈夫名叫何木林,从1935年起,就一直生活在土城,由于不会开口讲话,他一度给地主家当长工,那时她也在地主家做工,看何木林虽然是个哑巴,但为人实在,善良可靠,于是两人走在了一起,并于1945年共同组建了家庭。
此后四五年的时间里,曾宗德和丈夫何木林相濡以沫,生下了一对儿女,日子虽然过得平淡,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和认可。在平时与乡亲们的沟通中,何木林都是比划着双手,用手语和别人打交道。有时何木林会突然安静下来,思索着什么,要好像是等待着什么。当然乡亲们并不在意这些,只当他是“不知从哪里来的哑巴”。
丈夫突然开口说话,曾宗德又惊又喜,喜的是丈夫是一个正常人,惊得是她不知道这14年间,丈夫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身份,甚至连她这个同床共枕的妻子都一无所知。
何木林看出了妻子的疑惑,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缓缓道出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他是一名红军战士
何木林,原名何垂丰,出生于1904年,是江西会昌县人。
何木林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相比于国家大事,他们更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此他们也希望儿子以后像他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自然而然地,他们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怎样的巨变,全中国受苦受难的百姓已经逐渐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
但是何木林是一个有着爱国情怀的青年,他渴望早日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因此当1929年工农红军来到会昌时,他瞒着父母,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
父母显然不能接受儿子背着家里参加红军的行为,劝说无效后,父亲声称,如果他执意跟着红军走,那就彻底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何家不再有他这么一个人。可就算面对这样的威胁,何木林还是毅然参加了红军,成为彭德怀领导下的红三军团五师教导营的一名战士。
何木林走后,父亲气极了,一怒之下把他移除族谱。得知消息后,何木林有种难以言状的痛楚,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何木林”,渴望在血与火的历练中不断成长。
何木林参军后,赶上五次中央红军反“围剿”作战,由于表现英勇,很快被任命为教导营的一名班长,带领战士们打赢一场又一场战斗。
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连续失利,苏区根据地不断缩小。鉴于严峻的敌我态势,红军只好进行战略大转移,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战土城,不幸负伤
1934年10月,何木林和战士们一起向西转移,离开了他的家乡江西。当时的他不会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乡的机会。
红军开启长征之路后,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也伤亡惨重,全军只剩不足三万人。直到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才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领导地位,帮助红军摆脱了危机。
遵义会议后,面对黔东、湘西敌人设立的重重封锁线,毛主席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和的计划,转而寻求北上,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指挥小组一方面通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向川西进军,一方面集中中央红军优势兵力,在土城以东围歼追击而来的川军郭勋祺、潘佐所部,然而一举渡过长江,北上四川。
为了打好这场战役,毛主席亲自上阵指挥,同时集齐了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以朱德为代表的七位元帅,以及陈赓、宋任穷等200多名将军,阵势之大,前所未有。然而由于情报的不准备,红军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
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正式打响。彭德怀、董振堂分别率领红三、红五军团向盘踞在土城以东五公里的青杠坡、永安寺等高地的郭勋祺、潘佐所部发起进攻,红一军团二师、红九军团担任总预备队,摆开决战态势,大战一触而发。
作为班长的何木林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冲锋,经过几轮激战终于拿下郭勋祺第八团的阵地。然而由于情报工作的失利,川军不断增兵,人数竟多达一万余人,红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直到朱德总司令亲自上阵指挥,陈赓率领干部团猛冲猛打,才稳住了阵脚。
何木林在拼杀过程中,不慎被敌人的流弹击中,顿时血流如注,昏倒在阵地上,在昏迷期间,又被敌人的炮弹炸伤大腿。由于形势紧张,战友们误以为他牺牲,匆忙退出了战场。
红军牺牲了3000多名将士,但敌军不断增援,关键时刻,毛主席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战场,改向赤水河前进,四渡赤水的神作由此拉开序幕。
被好心人相救,装哑巴度日
1935年1月29日清晨,只有五六岁的赵长青、赵吉祥两兄弟到山上寻找红军借去的锄头。当他们走到青杠坡时,突然听到“救救我!救救我!”的微弱呼喊声。两兄弟循声望去,只见一堆尸体中,有一个满身是血的人挥舞着右手,向他们求救。这个人,正是昏迷了一整夜的何木林。
兄弟俩知道红军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看到伤员哪有不救的道理,他们迅速下山,喊来父亲赵银州,手忙脚乱地把何木林抬进一处山洞,为他盖上谷草,然后又送来饭菜,一口一口地给何木林喂下去。
当地的村民得知情况后,轮番在深夜假装上山砍柴、割猪草,给何木林送饭、送药。在村民的照顾下,何木林的伤势渐渐好转,虽然身体留下了残疾,但也能跛着脚下地走路了。
何木林本想追赶部队,但他不知道部队去了哪里,他只好在青杠坡住了下来。何木林满口的江西方言,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他索性装起了哑巴,从此不再开口说话。为了维持生计,他来到土城镇,给地主家当长工,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曾宗德。
一转眼14年过去了,土城镇迎来了解放,在糖厂工作的何木林确定自己的身份不再给家人和乡亲们带来困扰,这才开口说话,公布了自己的身份。
国家不会亏待每一位为新中国的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在确认过何木林的身份后,把他安排在土城镇供销社当了一名工人,每月有10元工资,并向他发放每年196元的军人抚恤金。但何木林认为国家建设需要钱, 仅仅领了两年就主动放弃了这笔抚恤金。
何木林从前班里的战士石新安,建国后担任贵州军区副政委,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得知何木林还健在,他满怀欣喜地找到他,说道:“老班长,你还活着!”在贵州时,两人常常见面。石新安对何木林说:“老班长,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提。”何木林摆摆手,说道:“相比那些牺牲的战士们,我过得已经够幸福了,能踏踏实实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已经很知足了。”
舍己为民,遗体归葬青杠坡
何木林在供销社当工作时,总会设身处地地帮助同事解决问题。有一次,同事不小心把好酒当差酒买了,需要补差价。何木林知道同事家里孩子多,于是自掏腰包,帮同事补了差价。家人去买东西时,何木林总是让家人买不好的,他说:“你们把好的买走了,坏的剩下来就没人要了。”
1972年,一位村民从江里弄上来一条十多斤的大鱼,那些家庭困难的村民看得眼馋。何木林主动拿出自己的工资,把鱼买下来,鱼头和鱼鳍留给自己,把中间最好的肉分成十多块,免费送给乡亲们。
对于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赵家,何木林更是倾其所能进行帮助。但对于自家人,何木林却显得极为严苛。鉴于他老红军的身份,有人曾提出为他的儿子安排工作,但老人坚决不接受,反而支持儿子到艰苦的一线去。就这样,他的儿子到息烽南山挖了32年的煤,不到50岁就因劳累过度去世。女儿出嫁时,他只拿出一床5斤重的棉被当嫁妆,女儿很不理解,为此父女俩一度闹得很僵。
1979年,何木林突然感觉腹部疼痛难忍,家人哭着要把他送到医院,却被他一口回绝,说道:“国家有困难,不能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何木林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最终于8月1日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握着家人的手说:“把我葬到青杠坡去,那里有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何木林老人去世后,由于土城到青杠坡的路还没有修好,家人只好先把他的遗骨葬在狮子沟的集体公墓。直到2014年,他的遗骨才被迁入青杠坡烈士陵园,了却他最后的遗愿。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每一位老兵都是一座丰碑,向老兵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