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份,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与汪精卫相互勾结,决定在苏中、苏北地区发动一场规模浩大的“清乡”行动,企图要将我新四军队伍一网打尽。
得知情报后,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的粟裕,立即与叶飞、管文蔚等我军高级指挥员商谈对策,决定通知各地委、军分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前来南坎开会,研究布置反“清乡”任务。
会议结束后,各军分区、地委领导同志纷纷返回自己的辖区,这时警卫员转交给粟裕一包香烟,并声称这是一名伪军中将交给他的,粟裕打开香烟后掏出一张纸条,粟裕看到纸条上的内容后脸色大变,甚至还有些惊慌失措,随即粟裕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前去追赶刚刚散会的各级领导同志。
那么烟盒里的纸条上到底写了什么,以至于粟裕如此惊慌失措呢?而那位神秘的伪军中将又是何方神圣呢?那么我们便来了解下神秘“伪军中将”的传奇故事吧。
烟盒里的纸条上表示:日伪军已经获悉我军高级领导干部在南坎开会的详细过程,并且派遣重兵在干部们的归途中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一举摧毁我新四军的指挥系统。
倘若这份情报属实,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此次前来开会的干部基本都是新四军的主要指挥员,如果这些干部惨遭不幸,那么整个新四军第一师就会群龙无首,形同一盘散沙被敌人各个歼灭。
粟裕来不及多想,他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前去追赶刚刚踏上归途的干部们,并要求他们改变行程路线,沿途注意个人安全,为了防止日军用测向器定位我军电台位置,粟裕命令所有电台暂停发报。
部队分头行动后,粟裕心里仍旧忐忑不安,好在有惊无险,大多数返程干部都被追上,并且纷纷改变了行程路线,躲过了敌人的伏击,但是身为苏中行署主任的管文蔚,可就没有这般幸运了。
由于管文蔚返回时走的是水路,当前来追赶的战士赶到码头时,管文蔚一行人已经坐船离开,粟裕十分着急,再三思量下,粟裕命令海防团派出了十几只小渔船,进入黄海搜索管文蔚的行踪,并吩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好在当时的天气并不好,海面上刮起了大风,管文蔚一行人的船只受大浪影响耽误了行程,在海上足足飘了三天之久,而前来追赶他的船只也在水路上搜寻了三天。
第四天,搜索船只终于追上了管文蔚等人,并发出了预警信号,据管文蔚后来回忆道:“当时我看到渔船朝着我们使劲撒网,就知道一定出事了,果然鬼子在水路上设下了埋伏,而我们当时距鬼子的伏击圈只有不到30公里,真的是太险了。”
管文蔚描述时仍旧心有余悸,足见当时的情况有多危急,好在他最后改变了行程,才从鬼门关逃过一劫,如果不是那名伪军中将利用烟盒传递情报,或许新四军大批高级干部,乃至粟裕都会惨遭毒手。
而那名伪军中将身居高位,享受荣华富贵,他完全可以隐瞒这份情报,帮助日军“剿灭”新四军干部,然后再向日军邀功,可他为什么甘愿冒着杀头的风险,也要将情报泄露给粟裕呢?
这名“伪军中将”名叫施亚夫,他可不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才将情报泄露给粟裕的,因为施亚夫原本就是一名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他奉组织命令打入了汪伪内部,并深得汪精卫和日军高层的信任。
1915年,施亚夫出生于江苏南通市唐家闸,他本名施满侯,由于家庭贫困,施亚夫13岁时不得不出来谋生,一次偶然的机会,施亚夫顶替了病死童工王生的身份,进了纱厂当了名拾筒工。
虽然没日没夜地工作,可是在资本家的剥削下,施亚夫甚至连饭都吃不饱,由此反抗之心在施亚夫心里悄悄萌芽,1928年,随着各地工农起义事件的不断爆发,14岁的施亚夫也受到感染,满怀激情参加了如皋农民起义。
在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起义宣告失败,随后敌人大肆“清剿”起义军,为了不连累家人,施亚夫历经波折参加了红军第14军,由于其信仰坚定、作战勇敢,不久便成为了共产党员。
1931年,年仅17岁的施亚夫在组织的安排下,加入了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后来他跟随第十九军参加了淞沪会战,面对凶残的日寇,施亚夫稚嫩的脸上没有一丝畏惧。
淞沪会战结束后,第19路军被蒋介石派往前线“剿共”,不想打内战的第十九路军公开反蒋,并建立了新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可没想到最后被蒋介石从内部分化,第19路军也受到打击。
离开第19路军后,施亚夫奉命回到了家乡南通,并担任了中共南通组织部长一职,开始负责我党的兵运及其他地下工作,原本一切都在有序进行,可惜好景不长,厄运突降。
1934年,施亚夫遭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后他被押送到了江苏第一监狱,敌人为了获得有用的信息,对年仅19岁的施亚夫使用了“踩杠子”、“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即使几次昏死过去,施亚夫也没向敌人透露一个字。
最后,施亚夫被判了15年监禁,在监狱里,施亚夫受尽了屈辱和折磨,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并相信革命最会胜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施亚夫成功越狱。
1937年,日军对南京进行空袭,恰巧几架日军轰炸机在监狱的上空丢了下一排炸弹,监狱瞬间被炸毁,国民党看守也四处逃命去了,眼看四下无人,施亚夫趁乱逃了出去。
出狱后,施亚夫费尽周折才联系上了中共南通地下党的同志,最后组织希望施亚夫能够拉起一支队伍,施亚夫不负众望,很快便拉起了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也就是唐闸工人抗日守土团。
1940年,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面对复杂局面,组织决定派施亚夫打入汪伪高层,从而为我军提供情报,届时汪精卫刚刚成立伪政府,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汪精卫到处招兵买马。
于是施亚夫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打进敌人内部,可是施亚夫手上只有几百人,充其量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又岂能引起汪精卫的重视呢?此时施亚夫想到了一个办法。
施亚夫到处张贴告示,称自己的部队为“绥靖军第七师”,而自己为师长,久而久之,人们议论纷纷,消息也很快传到了汪精卫的耳朵里,汪精卫正在发愁自己兵力不够,这突然多出来一支部队,让他欣喜万分,同时也感到有点疑惑。
为了探查虚实,汪精卫命令自己的亲信严济南来到了施亚夫的“师部”,施亚夫对严济南十分“殷勤”,在谈话时,施亚夫谎称自己原始老蒋的部队,因为受到打压,一气之下决定改换门庭。
严济南了解过后,询问施亚夫手上有多少部队,施亚夫信誓旦旦地称有八千多人,都在其他地方驻防,严济南老奸巨猾,并不相信施亚夫所说的话,于是他坚持要去视察部队。
对此施亚夫早有准备,施亚夫先是好好招待了严济南一番,随后表示最近新四军活动十分频繁,经常打游击,如果前去视察部队,很大几率会与新四军遭遇,到时候,严济南难免会有生命危险。
当施亚夫吓唬完严济南后,屋外突然响起了枪声,此时警卫过来说是新四军的队伍打来了,施亚夫假装命令部队顶住,同时暗中观察着严济南的神态,果真严济南一听说新四军打来了,整个人慌了神。
其实严济南不知道的是,外边的枪声其实是施亚夫演的戏,就是为了阻止他前去视察部队的,严济南害怕被新四军活捉,不敢再去视察部队,于是他要施亚夫把八千多名士兵的花名册递了上来,随便检查一下就算完事了,而这八千多人花名册施亚夫也早有准备,就这样施亚夫成功蒙混过关。
严济南回去后,就把情况汇报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喜出望外,立即任命施亚夫为中将师长,后来施亚夫参加了汪精卫举办的轮训会,训练期间,施亚夫结识了大批伪军高官,还认识了汪精卫的儿子,因此获得了汪精卫的赏识和信任,至此施亚夫彻底打进了敌人的高层。
因为深得日本人和汪精卫的信任,施亚夫被允许参加了很多重要军事会议,从而施亚夫将很多机密情报传递了出来,使我军成功粉碎了敌人很多次阴谋。
有一次,施亚夫在日本人的军事会议上,得知日本鬼子已经掌握了新四军的开会地点和撤退路线,他十分震惊,于是施亚夫猜想,新四军内部可能出现了奸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施亚夫极力质疑日本人手上的情报是假的,最后日本军官表示,情报绝对是真的,因为这是打进新四军内部的日本特务传出来的情报。
施亚夫十分着急,他要找机会把情报传递出去,否则整个新四军指挥系统必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于是施亚夫佯装肚子疼离开了会议,他把情报塞进了烟盒里,然后命人转交到了粟裕手中,并提醒粟裕要小心奸细。
就这样粟裕等一众新四军高级领导才逃过一劫,而那名潜伏在新四军内部的日本间谍,最后也被我军抓获,然后被秘密处决了,粟裕曾感慨道:“如果没有施亚夫,或许我们早就牺牲了。”可见施亚夫的情报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
由于日军的行动屡屡被我军粉碎,所以日本人怀疑新四军已经打入了他们内部,于是日军开始了大规模排查,只要有嫌疑的人,统统被日军处决了,很快日本人就怀疑上了施亚夫。
施亚夫好像闻到了危险的气息,于是他与组织取得联系,决定带领伪军起义反正,在新四军的配合下,施亚夫最后带领两千“伪军”成功起义,回到了新四军的怀抱。
在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下,施亚夫同志能够成功打入敌人内部并获得敌人的信任,是极为不易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了保护同志们的安全、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到底经历了多少次生死危机。
但他没有怨言,没有怯懦,因为施亚夫同志明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也正因如此,施亚夫同志有了战斗的勇气和力量,最终成功缔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