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快去同敌人拼吧,不要管我,我死在这里很痛快!”
这句话,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川军代表”王铭章牺牲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王铭章口中的“这里”,无疑是抗日战场,那么,与“这里”相对的“那里”又是哪里?王铭章这里“这里很痛快”里,隐藏了他太多的情绪,而这个情绪,无疑直指“那里”!
要解开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并不难,因为早在上抗日战场前夕,即1937年9月12日,他于四川德阳驻地誓师时,就曾对着将士们说过,他说:“要用热血报国的具体行动,来赎回他二十年来参与内战危害人民的罪愆。”
王铭章这句话里的“内战”,无疑就是他死前没有说出的“那里”。作为血性的四川男人,他早已厌倦了内战,所以,当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策略时,他心里对这个策略满是厌恶之情。
王铭章觉得:日本正侵略中国,中华男儿当以保家卫国为己任,其他的都应当放下。所以,当他终于等来抗日的机会时,他心里比谁都高兴,而这一次,他和他的122师也已做好了誓死报国的准备。
出川抗日时,四川老百姓给他们送来一面大锦旗,上面写着:“天府子弟,抗日报国”。那日,对着这面旗子,王铭章曾慷慨激昂地对将士们说:
“我们出川是为了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生死去战斗。我们下定了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不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决不生还。”
对着将士们喊完话后,王铭章又回到新都家中和夫人、子女们话别。四川的抗日情绪最为高涨,所以,他的夫人、子女虽舍不得他,但他们都为他骄傲。王铭章看到夫人和孩子们看向他的眼神里满是尊崇和不舍,他于是深情地对他们说:
“我出川的目的是打败侵略者,收复失地,我已做了充分准备。我走后,你们要和睦相处,子女要听话,好好读书。”
离家抗日仅仅半年后,徐州会战前夕的1938年3月,王铭章和122师奉命驻守滕县。滕县是日军进攻徐州的必经之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滕县、拖住日军,只有如此,才可以为徐州会战争取时间。
王铭章接到任务后便知道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因为他所率122师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日军,他们一个团只有四挺重机枪,4门迫击炮。而日军则不仅有飞机、大炮、装甲车等先进武器,日军的人数也是王铭章所率部队人数的数倍。
李宗仁当然知道王铭章他们不可能守住滕县,他的本意是让他们拖住日军等待精锐部队汤恩伯的援军。
3月14日开始,日本精锐部队第十军团对滕县发起无数次猛攻后,王铭章他们等待的汤恩伯援军迟迟未到。王铭章和将士们只得一面死守,一面拼命加强防御工事。
见王铭章等拼死抵抗,日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击,他们出动了20余架飞机在县城上空轰炸。誓守滕县的王铭章对城中部队说:作为军人,要“受命不辱,临危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
在王铭章等的拼死抵抗下,中国守军严防死守,敌人猛攻两天两夜,损失了大量将士,竟也没能突破滕县。
而此时,王铭章的部队已经死伤大半,余下的也多已负伤。因知道他们已经不可能守住,他不得已再次向孙震请求支援。孙震给他们的回复依旧是:死守,等待汤恩伯集团解围。孙震在电报中告诉他们:“汤部的先头部队昨日已到临城,其后续部队亦正陆续赶到。”
接到电报后,王铭章昭告全城官兵:“决心死守滕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保卫战持续到17日凌晨时,敌我双方的伤亡都已相当惨重,滕县城下尸横遍野。
日军着急了,他们进入中国战场以来,还没有遇到过如此顽固的坚守,天快亮时,他们再次集结炮兵、装甲车等重型武器,集中火力猛攻城墙。眼看滕县已经守不住了,孙震承诺的援军则迟迟不见踪影。
此时的王铭章眼里满是红血丝,他看着所剩无几的负伤将士,心似在滴血。四天的血战中,他们已击毙了2000多日军,可此时,他们依旧没有等到一个援军。绝望的王铭章给兵团代长官孙震发了最后一份电报,电报内容是:“决心死拼,以报国家。”
17日下午,本已负伤的王铭章身中数弹后壮烈牺牲。牺牲前,他对着前来救治他的士兵说了文开头的那句:“你们快去同敌人拼吧,不要管我,我死在这里很痛快!”
这句话,也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
王铭章牺牲后,滕县城内不幸落入日军之手的川军,全部以相互扔炸弹的方式自杀殉国。这次战役中,仅有极少部分将士(一说两三百)突围。
滕县保卫战虽然以惨败告终,但它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它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也为接下来台儿庄的大捷争取了宝贵时间。
李宗仁后来曾在回忆中感慨:
“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王铭章牺牲后,得知消息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悲痛万分。他当即命令军长孙震:“设法派员到滕县将王师长铭章忠骸运出”。
当时的日军并不知道王铭章师长在战斗中牺牲,所以清理现场时,他们并没有在意他的遗体。若非因此,孙震所派去的卫兵李绍焜未必能在当地人王宜恭的帮助下,顺利在一处“半掩半露的一堆四具尸体群中”,发现王铭章遗骸。
之所以将王铭章的遗体称作“遗骸”,是因为当他的遗体被找到时,距离他牺牲已经过去9天,他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
因为不能确认该遗骸是否为师长王铭章,李绍焜和王宜恭将该遗骸先移至东北门外美国基督教会墓地暂存。临走前,他们将遗骸上的一颗“金扣子”取了下来。
而王铭章的遗体之所以难以辨认,除了因为其遗体已高度腐烂外,还因为当日他牺牲后,他的随从副官李少坤特地将他的随身证件、手表等取下收藏,他这样做,自然是为了不让敌军发现他的遗体。
金扣子被交到孙震部下王文振手中后,他当即红着眼说:“这就是王铭章军长的”。
3月28日,即王铭章牺牲整整11天后,王铭章的遗体才终于被从滕县运到了沛县。众人发现,此时王铭章的面目已经完全无法辨认了。随后,长官部派来的人,通过其身上穿着的灰布面料皮大衣、棉马裤、毛袜、布鞋等确认:这正是王铭章的遗体。
王铭章的遗体被确认后,全国都陷入了悲痛之中。
王铭章遗体被运送到徐州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前往守灵。当他看到王铭章的军装上全是血迹、腹中肠子和泥土“血肉模糊”成一团时,不禁泪流不止。
李宗仁当即便脱下自己的上将军服,让士兵们给王铭章换上了。
为了尽快让王铭章入殓,李宗仁亲自前往了徐州最大的棺材铺:为英雄买棺材。李宗仁身着军装抵达棺材铺时,他的眼睛红肿着。棺材铺老板听闻他要买最好、最贵的棺材后,似乎瞬间便明白了棺材的主人是谁,于是他忙点头道:
“您要买最贵的棺材?我早听说王铭章将军血战殉国的消息了。报纸上天天刊登新闻呀!在下也是中国人,焉有不爱国之理?您随小的来。”
李宗仁跟着老板到了最后一间仓库后,只见大架子上供着一尊大棺材,棺材上写着:“棺中之王”。见李宗仁一直盯着这四个金字,老板忙介绍说:
“我祖祖辈辈传承做棺材,从明朝景帝朱祁钰皇帝时代至今。这个棺材是楠木制成,原本打算给明朝、清朝皇帝使用,可是未用朱漆,所以留存至今……”
李宗仁一边听着,一边继续盯着棺材上的四个金字,他似乎在寻思着什么。就在此时,老板的声音再次响起,他道:
“王之中棺!这不是给王铭章将军准备的吗?历经数百年,难道列祖列宗有先见之明,为我国抗战英烈备下如此豪壮之物?”
听到这儿,李宗仁开始大声反复读着棺材巨匾上面的4个大字。“王之中棺”,“王之中棺”……
李宗仁确定:这口棺材,是最适合装殓抗日将军王铭章的一副。于是,他转身预备和老板谈价钱。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问价格,老板却直摇头。李宗仁正奇怪时,老板开口了,他说:
“王铭章将军能在枪林弹雨之中指挥国军将士与日寇血战、为国赴死,我愿献出此棺木略表寸心,是理所当然,您命令官兵即刻抬走,安抚英灵乃我祖辈之意愿!”
听到这儿后,李宗仁紧紧握住了棺材老板的手,他想说什么,可因为哽咽,他最终只吐出了“义士”二字。没人知道棺材铺老板姓甚名谁,但他当日的义举,让无数后世人,尤其川人记住了。
王铭章的遗体被装殓在这口名贵棺材后,李宗仁的心里才稍舒了一口气。
5月9日,王铭章的灵柩被运抵武汉大智门车站,闻讯而来的万余武汉百姓前往迎灵。那天的天气灰蒙蒙的,老天似乎也在为英雄哀悼。
随后,国民政府在武汉汉口(汉口特别市党部)为王铭章举行了公祭仪式和追悼会,全国各战区、各军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均致送了挽联和挽词等。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等人送了:“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的挽联。新四军将领叶挺、项英挽以“民族之光”。
蒋介石除了追授王铭章为上将外,还亲自为他题写了3块牌匾,它们分别是:“民族光荣”“死重泰山”和“烈比睢阳”。
武汉公祭仪式结束后,川军将领王铭章灵柩被运回四川老家。
回老家的路上,王铭章灵柩所经之处,鞭炮声不绝于耳,沿街的机关、单位、商店、住户均高悬王铭章遗像,设祭台,以香果、鲜花祭悼忠魂。
一路上,全国民众都在迎送他,当王铭章灵柩抵达民生公司码头时,码头迎接王铭章灵柩的有300多个单位共7万余人,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吴玉章、八路军代表罗炳辉也在其中。
其场面之悲壮感人,实属罕见。
王铭章的灵柩抵达老家四川新都县后,其场面更是惊人。当日,新都县各界人士举行了盛大的迎灵仪式。
早已听闻丈夫遗体被运回的夫人叶亚华,不肯接受丈夫已经牺牲的事实,检视血衣,看到遗体所穿破毛袜是她亲手所补缀的、口内镶填的金牙也和丈夫生前一样后,她才终于接受事实,并扶棺大哭。
王铭章的遗骸被运回新都县后,被安葬在了专祠墓园。1943年1月1日,各界群众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及新都王铭章墓园,举行了王铭章铜像揭幕及公葬典礼。
王铭章牺牲后,共留下了三子一女,其中,长子王道鸿、次子王道义和女儿王道洁为原配周华裕所生;三子王道纲为二夫人叶亚华所生。
长子王道鸿后来和原国民党将领汪云翔长女汪慧仙成亲,并生下了王铭章长孙王德明。50年代时,王道鸿成为了四川南屏县的一名教师,70年代回到成都后离世。
次子王道义成长过程历经过诸多磨难,他后来定居在了湖北蒲圻市,并曾任蒲圻市(赤壁市)政协常委。
相比两个兄弟,王铭章女儿王道洁的人生明显更加平凡,她结婚后生育了刘从远、刘恒志、刘娅玲三个子女,其女儿刘娅玲曾担任过湖北赤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王铭章的三子王道纲是王铭章四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位,他也是王铭章与叶亚华唯一的孩子,王铭章牺牲时,他年仅11岁。
50年代时,王道纲随母亲前往澳门探亲,后又随母前往台湾。
到台湾后,母亲叶亚华担任了空军文学课程的教官,军衔是准尉。或许是因为在单亲家庭长大的缘故,王道纲对世俗的婚恋全无兴趣,后来他终身未娶,只一心向佛,长期在台北新北寺生活的他,还给自己取了法号:恺因。
2005年,王道纲与年近百岁的母亲叶亚华落叶归根,并定居在了四川成都。
2015年3月17日,王铭章牺牲77年纪念日当天,年已89岁的王道纲专程前往成都市新都区新桂湖公园,在亲人搀扶下走到父亲墓地前后,他深鞠了三个躬后喃喃对父亲道:
“我又来看您了,您看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可满意?”
直到父亲牺牲几十年后,王道纲依旧无法忘记父亲牺牲后的种种,他经常对人说:“我父亲军装上有七个弹眼,七个啊!”
对于王道纲而言,唯有今天中国的繁荣,方能抚慰父亲的亡灵。
最后,祈愿:今日的盛世,能如王铭章一样的英烈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