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处射来的子弹,往往比战场上的明刀明枪更为可怖。李兆麟同志,是一位英勇可敬的民族英雄。
他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年轻时候就立志驱逐日本铁蹄,并坚持到最后,迎来了抗战胜利。
可叹的是,李兆麟同志浴血奋战,挨过了枪林弹雨,但却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丧生于敌人的阴谋。所幸天网恢恢,抓到凶手,慰藉了英灵。
抗战年代的英雄
李兆麟是辽宁省辽阳人,出生于辛亥革命的前一年,1910年。他所在的时代,是注定要翻天覆地的一个时代。
待他长大以后,日军的铁蹄已经大规模践踏着中国的河山,践踏着他的家乡东北。人民的抗日意识已经觉醒,但政府依旧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以偷安。
年轻的李兆麟已经具有爱国报国的大志,眼看全国抗战局势如此险恶,不由得内心悲鸣,立志要驱除日军,夺回河山。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来到北平,参与一系列的抗日救亡运动。因为姨父张一吼是地下党的成员,李兆麟受其影响,也进入了地下党组织。
1932年,在党组织的授意下,他回到东北家乡,组织抗日军队,亲自率领我军与苏联红军作战。在与侵略日军的斗争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但李兆麟年轻的时候,就曾在书箱刻下“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八个大字,总能准确判断战况,身先士卒,带领抗联部队取得胜利。
1939年5月,李兆麟任总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成立,下辖4个支队。到了来年三月份,抗联第三路军已经在大大小小三十多次战役中获得胜利,缴获不少战利品。
有时,队伍也会遭遇重大的挫折,还常常要面对饥寒交迫、供给困难的境况,但李兆麟总是第一时间整肃队伍,振奋军心。
为了鼓励东北抗联战士英勇奋战,他与其他几名战士写下了露营之歌,其中慷慨激昂地唱道: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终于,李兆麟坚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东北解放。他带领手下战士和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继续开展工作。他担任滨江省副省长,北满分局委员等职位。
李兆麟交际工作的能力也十分出色,他与苏联建交,保持密切关系。在与国民党人关吉玉、杨绰庵针对东北问题进行谈判时,也是眼光锋锐,为了党的有生力量的保存,寸步不让。
当时戴笠负责国民党在东北的特务组织,筹划了几起针对中共的刺杀行动。李兆麟令他们感觉到威胁,自然也被列入刺杀名单中。
几个战友都劝他:“有人要杀你,还是离开这里避一避吧。”懦夫畏死终须死,壮士求仁几得仁。李兆麟自知处境危险,却并不退缩。
在他看来,个人的安危在家国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并且坚定地表示:“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醒人民的觉悟,那就是值得的。”
不过他并没有放松必备的警惕,此前他的身上已经发生过几起军统发起的暗杀了,只是都没能成功,有一次还误将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长李钧错认暗杀。
从此,李兆麟出入不再步行,而是乘坐专配的汽车,出入公共场合也并不定下确切的时间,几次临时改变行程。平时也从不独自外出,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
在公共场合开枪刺杀的计划破灭了,只是敌人不肯松口,必要拔出他这根“眼中钉”。
负责这次刺杀的,是哈尔滨警察局局长余秀豪。他意识到无论李兆麟如何警惕,也不会耽搁工作,总是四处奔忙,可以利用这一点,对他进行诱杀。
肮脏的刺杀行动
李兆麟常常与国民党哈尔滨市长杨绰庵交涉,与其秘书的交往自然不少。
杨绰庵的秘书名叫孙格龄,是个身材高挑的混血女人,年纪很轻,精通俄语,常为杨绰庵做俄语翻译。而李兆麟兼任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与其颇有业务上的往来。
面对李兆麟,孙格龄常常主动攀谈,对于两党问题也很有自己的看法,时不时还会流露出偏向中共的思想。不仅如此,她在交谈中还提到了其他几个人物,都对他表示友好。
李兆麟不由得对她多了几分信任,他想到:如果能够发展这样一个人,对于中共日后的发展一定是有好处的。
孰不知,孙格龄表现出亲共的意向,只是对他的麻痹而已,她真正的身份是军统的特务,早在抗战时期就投到了戴笠门下,绝不可能加入他的队伍中来,反而存着歹毒的心思,要置他于死地。
余秀豪做了充足的准备,他的计划是孙格龄来诱导李兆麟进入他们的圈套,再对他进行杀害。
但为了不让人查出暗杀行动背后是军统的势力,他已经收买了两个土匪高庆三、孟庆云,由他们负责刺杀行动。
1946年3月8日,哈尔滨市举办三八妇女节大会,李兆麟赴会演讲,呼吁妇女们解脱身上的枷锁,不要被封建思想继续毒害,而是投身于革命和国家建设之中。
会议过程中,孙格龄身为工作人员,给来宾端茶送水。李兆麟下来之后,她就走过来倒了一杯茶,说杨绰庵等人还与他有事情相商,请他去水道街九号见面。
平日的会议安排,都是孙格龄与他交涉的,李兆麟出于信任,不疑有他。只是李兆麟还另有别的工作安排,所以就婉拒了这个邀请。
回家之后的第二天,3月9日,李兆麟再次收到信件,请他下午四点去水道街九号商谈要事。李兆麟当时正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女儿,就对妻子金伯文说:“今天我有个会议,帮我把衣服熨一下。”
衣服熨好之后,李兆麟就穿着衣服出门了。就像往常一样,他和孩子、妻子挥手再见,并且承诺晚上会回来吃饭。
夫妇两人相识于抗战岁月,是老战友了。金伯文是朝鲜族人,一家都死于日军之手,父兄还是为了抗日才牺牲的,所以她也立志为了革命牺牲一切。
虽然金伯文身上仍有一些封建思想,但如此坚定的革命意识和温柔识大体的心性,深深打动了志同道合的李兆麟。
在还是伙伴关系的时候,一次离别,李兆麟把身上最后一条毛毯留给了她,并且告诉她:总会再见的。
所以,尽管金伯文一直知道丈夫的工作危险,也常常忧心于他的安全问题,但她一直表示理解,告别了丈夫。此时他们还谁也不知道,这一别的意义是什么。
阴谋中的牺牲
李兆麟就在警卫员李桂林和秘书于凯陪同之下坐上了车子,前往所谓的会议地点。中途车子出了故障,李桂林和司机一起去修车,李兆林就和秘书步行到了不远处的中苏友协等待。
将近四点钟的时候,李桂林仍然没有和司机返回。因为水道街九号的位置并不远,会议又即将开始。李兆麟就吩咐秘书于凯在原地等候,等车子修完之后,再去水道街九号等候。
说完之后,李兆麟就独自前往水道街九号。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危险,李兆麟微微松了口气。一进门,他就看到了一身工作服装,模样得体的孙格龄正在等候他,也没有怀疑。
李兆麟来得及时,孙格龄告诉他,别的人还没有到,让他进会议室的大房间等候。屋子里有些热,李兆麟就在孙格龄的提议之下,把藏有手枪的大衣脱掉了,并交给了她存放。
进了会议室之后,孙格龄为李兆麟倒茶。他和策划他和其他策划暗杀任务的人早已商量好,李兆麟是行伍出身,轻易无法制服,而且还有可能因为打斗破坏现场,导致计划败露。所以他们决定先采用毒杀的方法,在茶里下了氰化钾的剧毒。
茶水味道略微奇怪,李兆麟喝了一口就称口味太咸,放下了。见李兆麟不肯再喝,孙格龄笑着说,给他换上一壶,实际上转身就从楼下逃跑了。
她实际上只是负责提供情报,诱骗李兆麟,但实际上并没有胆子承担刺杀的大任。
此时李兆麟已经察觉异常,想要站起身离开,但是毒性发作得非常之快,他还没站起来就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
此时隐藏在会议室的高庆三和孟庆云突然跳了出来,他们生怕药性不够强烈,狠狠地用刀刺向了昏迷的李兆麟。已经全无反抗之力的李兆麟,自然无法与他们对抗。
就这样,歹人们对准要害下刀,鲜血大量涌出,生命气息也迅速流失。直到李兆麟完全没有了气息,也没有任何人发现这里的响动。他们才将李兆麟的尸体随意裹藏了起来,火速离开了现场。
按照余秀豪事先的准备,是要另一名特务阎力维处理尸体,不留痕迹的。但是此时李桂林和许凯已经修好车子,在楼下等候李兆麟,这一步的行动自然被迫取消。
而李桂林等人久等李兆麟不归,内心不由得焦急起来。他们上报之后,警察局就将水道街围堵起来搜查,军统方面也就再也没有毁尸灭迹的机会了。
本来余秀豪身为警察局局长,是有意干扰办案的。但是李兆麟的身份,令哈尔滨市委和苏军方面都向其施压。
警察局里的督察员马亮是我党人员,自然不遗余力地要找到李兆麟同志的下落。当时特务们走得匆忙,自然留下了破绽。
案发第二天,马亮就觉得一间据说没人住的空房子十分可疑,于是派人探找,竟然在床下找到了一具尸体,正是完全僵冷的李兆麟。
根据现场的种种遗留,马亮也推断出了整个案发过程,不由得悲愤交加,决心一定将残忍杀害李兆麟同志的凶手们绳之以法。
3月12日,金伯文带着两个孩子,前去铁路医院认领他的遗体。
李兆麟同志享年36岁,但是当年在抗战时期受过了太多的寒苦,又时常操劳,模样看起来要远远沧桑过实际年龄,身体上有很多战争留下的疤痕。
而他最后所受的致命伤,更是残忍的七刀八孔,其中一刀是从他的前胸贯穿了他的后背,可见敌人下手之狠厉。面对丈夫如此惨烈的形状,金伯文不由得痛哭出声。
这场凶杀案自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余秀豪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假装办案,但却在暗中将负责策划此事并参与其中的特务纷纷转移。
他在表面上推出了孟庆云为凶手,并且偷偷安排特务,把孟庆云毒死在了狱中,试图掩饰这场犯罪的真实性质。
只是事实的真相已经昭然若揭了,在3月24日举办的李兆麟追悼会上,市民们纷纷为这位抗联英雄哀悼,主张伸张主义,消灭特务凶手,中共中央也授意我党的情报机关调查此事。
哈尔滨解放之后,新任警察局局长陈龙终于将此案调查清楚,将参与此案的高庆三等人抓捕在案,并从他们口中得知了更多事情的真相。然而令人遗憾万分的是,余秀豪和孙格龄等人,却成为了逃往台湾的漏网之鱼。
国家和人民为了纪念李兆麟同志,哈尔滨市还将一座公园改名为“兆麟公园”。虽然李兆麟同志没有亲眼见证新中国的成立,但他却为其奉献了自己的半生,年轻的时候还为了不暴露大部队,将自己不断啼哭的新生儿子永远留在了深山。
多年以后,甚至献出了自己尚在壮年的生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他的遗孀金伯文,也在后来的岁月中坚强起来,独自抚养自己的一儿一女长大,并教导他们加入共产党,爱护尊敬自己的父亲。
2005年,金伯文辞世,告诉儿女们,自己没有什么留给他们的,有的只是历史,只是她一生对党组织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