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比陈立夫小10岁的“经国弟”病逝，由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上台后，首先颁布治丧令，派陈立夫与严家淦、俞国华、倪文亚、林洋港、孔德成、薛岳、张群、沈昌焕、吴伯雄、郝柏村等21人为治丧大员。 陈立夫给他的“经国弟”送的挽联是：
于私为弟兄，于公为同志，一木大厦独撑，继志函烈，死而后已；
在国为柱石，在党为干城，千秋功业初奠，含辛茹苦，民不能忘。
1月30日，是蒋经国安灵奉厝大典日。在完成一系列仪式后，陈立夫与李登辉、俞国华、倪文亚、林洋港、孔德成、黄尊秋、王世杰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覆盖在灵柩的国民党党旗上，随后恭送蒋经国灵柩至大溪陵寝安放。随着蒋经国长眠大溪，台湾社会进入了 “李登辉时代”。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李登辉，因为他与陈立夫晚年的所作所为有很大的关系。
李登辉，祖籍福建永定，1923年1月15日出生于台北县三芝乡。其父李金龙曾做过日本殖民者的刑警，是一个十足的小汉奸。李登辉出生在小汉奸家庭，自幼接受日本在殖民地推行的“皇民化”教育，他参加过日军军校（千叶高射炮学校），穿过日本军装，并取日文名字“岩里政男”。
李登辉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最为嚣张的时代，日本军国主义在李登辉的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当年他和日本学生一起庆祝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的“胜利”、对身为日本殖民地的“亡国奴”不以为耻，反而洋洋自得地称自己做过 22年的日本“国民”。
青年李登辉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后，李登辉从日本京都大学回到台湾大学读书。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据台湾后，在蒋介石集团与日本右翼反华势力结合对抗中国大陆的扭曲畸形的环境中，李登辉的日本“皇民化”思想 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纠正和改变，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反华和亲日媚日思 想。
李登辉在台湾大学接受国民党的教育后，又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在美国又接受了西方反华思潮的影响，从而造就了李登辉极端扭曲变态的多重性格。
李登辉的丑恶嘴脸到今天已经暴露无遗。但读者也许会发问：蒋经国当初为何会选择李登辉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做他的继承人呢？
有人说，蒋经国正是看“准”了李登辉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才破格提拔他，使他由一个农经博士、农业专家迅速成为台湾政界的新星。
李登辉虽然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华和媚日心态的人物，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日本式的“忍者”和政治上的变色龙，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统治台湾时代，李登辉将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扭曲的政治人格深深埋在心底，他多次表白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做个“牧师”。因此蒙骗了蒋经国，一路从台北市政领导人提拔为“台湾省地方领导人。
1984年，蒋经国又任命李登辉为台湾地区资历最浅的副领导人，一步步将李登辉培养成为接班人。
不过，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只是原因之一，按台湾方面的说法，蒋经国在用人方面极为慎重，除了坚持“用人唯才”的一般原则外，尤其重视品德和操守的高尚廉洁，以期维持政治清明的优良品质。
对于高层政务官的任用、拔擢及升迁，蒋经国更有一套自己惯用的模式，那就是不断地观察、试练、考核，并且在不同的层次，不断地再观察、再试练、再考核，必在认为满意之后，才会正式发表任命。
这些过程，除了蒋经国亲自注意考查之外，还有赖于军政两方面人事行政部门适时提供的资讯，作为抉择的依据。至于提名副领导人候选人，要考虑的因素当然更加复杂，而且攸关未来台湾地区领导人职位可能继承的问题，因此更加需要重视个人的气魄和胆识。
李登辉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岀，使他在蒋经国心目中的地位超越台湾其他中生代精英人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李登辉在台湾省地方长官任内的几项施政深得蒋经国的肯定和赞许。1984年7月，李登辉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做省政报告，蒋经国听后当场给予口头表扬，还取出一份预拟的讲话稿当场宣读，对省政建设深表嘉勉， 并对主持省政的李登辉奖掖有加，其中有“实事求是， 注重效率，并能做前瞻性之策划，使各项建设皆有成果”等语句，颇为敏感的党政人士纷纷预测李登辉的行情必将看涨。
在李登辉任台湾省地方长官期间，蒋经国有一次巡视台北中兴新村，并造访李登辉官邸，见李的官邸陈设简单，布置雅洁，显示生活起居很俭朴。李登辉拿出来招待蒋经国的食物，既无山珍海味，也无醇酒佳酿，数碟家常小菜，清淡可口，更免除所有礼仪，一席晤谈，在粗茶淡饭间进行，轻松愉快，有宾主尽欢之感，蒋经国更是满意而归。
蒋经国提名副领导人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基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被提名者必须具有坚定的国家民族意识，
要害正是在这一点，李登辉充分发挥了他政治变色龙的特长，让人无法窥测其本来面目。
1983年10月，李登辉向第七届台湾省民意机构做施政报告后，接受民意代表对省政的质询，轮到国民党以外的民意代表（其时民进党还没有成立）联合质询时，突然提出台湾与中国关系的问题，要求李登辉表示态度。
对此问题，李登辉本来可以此问题超出省政范围为借口不予答复，但李登辉没有这样做，反而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地回答：“中国历史没有抛弃台湾，台湾怎能脱离中国！”历史已经证明，这是李登辉的假表演
第二天，蒋经国在阅读此项简报时，频频点头称是，连说：“很好！很好！”李登辉的这一表演，距蒋经国提名他为副领导人时不到两个月。
1984年2月14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名李登辉为副领导人候选人。蒋经国在提名时对李登辉有如下一段介绍词：“无论在文化、教育、农业、行政、党务等工作岗位，均以国家民众利益为前提，忠贞勤慎，持正不阿，充分表现党员革命志节与报国精诚。”这份推荐词显示，李登辉的即兴表演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登辉以欺骗的手段赢得了蒋经国的提名，却使蒋经国蒙受“看错了人”的讥评。
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上台之初，李登辉羽翼未丰，对国民党大佬执弟子礼，对宋美龄、严家卷、张群、陈立夫等一一登门拜访请教，状似殷勤。
李登辉上台之初，在陈立夫看来，李在两岸关系上没有蒋经国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应该可以放开手脚，但事实上却大谬不然。
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等34位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向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交了一个议案，提案的名称为：两岸共同发起投资，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互信。
陈立夫提案像一块巨石击水，在台湾岛内引起强烈震撼，一时间传闻四起，议论纷纷。少数反对者认为这是“一厢情愿”，多数赞成者说其意义“非同一般”。
身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没有对陈立夫提案表态。李登辉心里明白，自己若支持，就与自己刚刚制定的大陆政策相悖，更与自己内心暂不可告人的愿望相悖。若公开反对，又怕被扣上反对统一的帽子。
李登辉的这种暖昧态度，一度让人迷惑不解。不过有大胆的人据此提出，李登辉的这种态度暴露了其反对统一倾向。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虽然被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否决，但它仍在海峡两岸产生了重大反响。
陈立夫对李登辉本质的认识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蒋经国生前，每有重大人事变动都要征求“立夫兄”的意见，如蒋经国先后提名谢东闵、李登辉为副领导人，都事先征求过陈立夫的意见，陈立夫也是极力赞同的，在陈立夫本人的回忆录中，陈立夫还称赞说：“我看经国弟用人考虑之周详， 至为心折。”
但李登辉在权力巩固后，便开始露岀了其“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面目，排挤蒋家势力，使宋美龄节节败退，蒋纬国被排挤出领导核心，蒋孝武被迫放弃中央委员竞选。其后，又打着贯彻蒋经国革新路线的旗号，不断清除反对派，安插亲信死党，并在内外政策上进行大幅度的修订、调整。
李登辉的所作所为，立即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1990年3月，台湾岛内即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八次大会”，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与副领导人。围绕这次大选，国民党内的拥李（登辉）的所谓“主 流派”与反李的所谓“非主流派”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1990年2月1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十三届临时中央全会，推选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候选人。台湾地区领导人人选在会前已经确定为李登辉，但副领导人人选则林洋港、李焕、蒋纬国、宋楚瑜等好几位都有资格，而从省籍及派系平衡的角度考虑，则李焕与蒋纬国占有优势。
但在临时中全会上，李登辉却岀人意料地提名毫无影响的李元簇为副领导人候选人。李登辉这种大拂人心之举，立即招 致“非主流派”的反弹。
临时中央全会后，以滕杰为首的资深党国元老于2月28日宣布联署提名林洋港、蒋纬国为另一组正、副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并成立了竞选总部。林、蒋背后的支持者有李焕、郝柏村等反李的“非主流 派”重量级人员。
李登辉面对反对派发起的强大反击，一面施展各种手段瓦解反对派势力，一面又恭请陈立夫与谢东闵、蒋彦士等八位国民党大佬出面调停，以息党争。
八位大佬出山后分别做林洋港、蒋纬国的工作，但林、蒋似乎不为所动，仍坚持所谓“候选而不竞选”的立场。最后，李登辉拿出他的杀手铜，在林、蒋之间搞分化瓦解，私下向林洋港许诺，可在下届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林洋港信以为真，遂于3月10日单方面发表退出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声明，让蒋纬国十分尴尬，只好于3月16日飞往美国，回避难堪的选举。
3月21日，台湾民意机构经过长时间的内争后，选举李登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李元簇为副领导人，从而结束了这场选举争斗。
陈立夫等八位久已退隐江湖的大佬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风波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们的作用引起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世界论坛报》发表《宦海沉浮谈“国之大老”》，文章以略带夸张的笔调写道：
去年国内政坛出现“乱象”，人心惶惶，政局浮动，由李登辉不得不请出“八大老”来压惊，其中除辜振甫之外，陈立夫、黄少谷、倪文亚、李国鼎、袁守谦、蒋彦士等七人均为“资政”。一时之间，向来被视为位高权虚，也可以说被视为“养老”、“酬庸”的“资政”最为风光的时日。
如果说大陆的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么台湾也有三宝：资政、国策顾问与战略顾问。这三种“国宝级”人物，每个人都胸怀一部中国现代史，每个人都曾在民国的历程中卷起千堆雪。几经宦海浮沉，如今他们是“党国大老”。这些大佬对政局的影响力，也许体现了中华传统下’敬老尊贤遗风的表征。
国内去年发生“主流派”与“非主流派”赤裸的权力斗争，曾搞得人心惶惶，社会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幸亏李登辉请出归隐山林，快被社会遗忘的八大老来“调和”，适时化解一场危机。可见，国之大老在台湾政坛上仍扮演举足轻重的 角色。……
以前一阵子国民党内部政争，李登辉在无计可施下央请八大老出面化解危机，看来，李登辉在任内，仍将重用“资政”来巩固领导政权，而在蒋氏父子时代“资政”的“位高权虚”，将在李登辉朝代变成“位高而权重”。
台湾《世界论坛报》的文章说“资政”在李登辉时代将变成“位高而权重”，现在看来完全言过其实了。殊不知，李登辉是大权独揽的一代枭雄和善于玩弄权术的政客。他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请出八位大佬，而一旦他的权力巩固后，对大佬们就弃之如敝屣了。陈立夫等人不过是给李登辉当了一回帮闲。
李登辉的“改革”始于“修律”，围绕“修律”一直是台湾岛内各派政治 势力斗争的焦点。
所谓“修律”，就是修改国民党政权于1947年1月1日公布的所谓“根本大法”，因为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一直沿用此“法”。李登辉企图通过“修律”，将两蒋的“小王朝”过渡到李登辉的“小王朝”。其中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选 举方式是其中争执的一个焦点。
本来，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选举一直由“国大代表”选举，这是一种间接选举。李登辉为贯彻其“反对统一”理念，提出改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由公民直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由于事关重大，这个问题一经提岀就引起朝野的高度关注，朝野多数均倾向于“间接委选”，李登辉开始认可，但忽然变卦，并且以其所掌握的党政军资源，采取以“地方包围中央”、“民意压迫党意”的策略向反对“直选”的派系施加压力。
在这场斗争中，陈立夫是坚决主张“委任直选”的。台湾《新新闻》周刊1992年4月4口的报道称：“直选派与委任派的修宪战争，虽然因三中全会的早已落幕，而暂时退岀幕前的舞台，但在舞台的幕后，却是动作频频，高招尽出。其中尤以国民党党国大佬陈立夫连续以两封措词严厉的信函，致函李登辉的举动最受瞩目，被视为大佬派的反扑行动。”
1992年3月6日，陈立夫联合11名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向国民党十三届三中全会发出“救救党国”的呼吁，痛斥国民党“修律”方案中政权、治权不分的错误。
李登辉接到陈立夫“救救党国”的信函及提案后，派中央党部秘书长宋楚瑜和官邸秘书长蒋彦士前往会见陈立夫，向他说明情况，但未能说服陈立夫。
3月25日，陈立夫又直接给李登辉写了一封信，对李登辉的错误进行了强烈批评，陈立夫还将两封信的副本分送国民党中常委。
对于陈立夫这种苦口婆心的呼吁，李登辉根本不予理睬。
在一次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有人怒斥李登辉“一党修律”、“一人修律”，“修律其名，毁律其实”。
李登辉和宋楚瑜
还有团体发表公开声明说：李登辉“标榜民意，策动舆论和地方民意代表表达所谓民意”，而其实他是“以上意’，冒称‘民意’，完全是在玩弄民意。”
可笑的是，李登辉在台湾地区领导人产生方式上坚持“直选”，但在国民党内的选举地区领导人候选者的方式上，他又顽固地反对“党员直选”，而坚持由他控制的“党代表”选举。显然，李登辉完全是什么方式对他自己和搞“反对统一”有利，他就主张釆取什么方式。
陈立夫“护党”的努力失败了，他对李登辉的真实面目也就看得更清楚了。
陈立夫的统一主张虽然受到李登辉的打压，但他仍坚信中国将来总会统 一，他对中国统一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过。
1992年9月5日，大陆记者访问团抵达台湾访问，9月8日、9日分别访问了张学良和陈立夫。陈立夫表示，若为统一需要，他愿回大陆。
李登辉为了推行他的“反对统一”理念，利用手中掌握的专制独裁权力，处心积虑地分化搞垮国民党。
李登辉刚上台，就全力封杀蒋家对国民党的影响，接着对国民党内亲蒋重臣釆取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全面摧毁这股主导国民党的力量。
从1988年到1993年，李登辉四次改组“行政院”，将亲蒋的重臣——赶下台。李登辉的最终目标是把国民党彻底搞垮，因此，他最后把打击矛头指向国民党内实力派人士。
1993年8月，李登辉在国民党十四大筹备期间，对非主流派全力压制，逼迫非主流派中生代骨干组织“新国民党连线”，脱离国民党，这是国民党退据台湾后的第一次分裂。
新国民党连线领袖赵少康
1996年3月，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李登辉出尔反尔，不择手段，逼得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等人“违纪”参选，李登辉趁机把这三人开除出党，又引起党内和支持群体的分裂。
1996年12月，李登辉又以“精省”为名，逼 “外省籍”的最后一位实力派人物、台湾省行政长官宋楚瑜辞职下台。这样，外省籍的国民党元老、重臣及实力派人物全部被李登辉排挤而去。
李登辉在人事上削弱国民党的实力基础后，又全力“反对统一”理念，全面动摇国民党的政治理念。
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极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在台北进行了一场别有用心 的谈话，在无耻地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的同时，胡说国民党政权是“外来政权”。彻底地暴露了他的“反对统一”面目。
在李登辉疯狂推行“反对统一”理念的过程中，陈立夫这个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国民党元老也同样遭到了李登辉的打击：不仅陈立夫的统一主张遭到李登辉的冷遇和打压，而且把他的“资政”头衔也给拿下了。李登辉已经不需要统派人物给他“资”什么“政”，他需要的是“反华”分子给他撑腰。
1999年4月，台湾《财讯》杂志釆访陈立夫，提及此事，陈立夫不满地说：“曾经有人帮我问过登辉同志，为什么不让陈立夫做‘资政’？他说，因为我常常在美国。其实我没有，我去美国不超过三个月，每次都请假，回来也会销假。”
尽管台湾岛内气焰嚣张，但陈立夫仍对中国统一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说：“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刻，相信不要多少年，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
2000年3月18日，台湾举行第十届地区领导人选举。由于李登辉12年来蓄意摧残国民党、制造分裂，并在选举的关键时刻“弃连（战）挺扁（陈水扁）”，终于使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吕秀莲以39.3%的得票率当选，独立参选人宋楚瑜、张昭雄及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萧万长败北。
李登辉多行不义，也被愤怒的国民党赶下台，由连战出任国民党代主席。
2000年9月，国民党十五届六中全会在台北市举行，逾百岁的陈立夫联合元老梁肃戎，共同向大会提案，建议开展国共第三次合作，防止分离主义分子的阴谋得逞。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另一位提案领衔人梁肃戎。
梁肃戎，辽宁省昌图县人，1920年出生，1939年6月在伪满新京法政大学法学部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两年后任秘密的国民党长春市党部书记长。公开的身份是伪满长春地方法院推事、检察厅检察官。在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时被日伪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2 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梁肃戎任国民党辽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处长、辽北省参议会参议员。1948年当选为立法委员。
在政治派系上，梁肃戎属于陈立夫的 C.C.系，梁自称是“小C.C.”。1949年去台后，梁肃戎继续担任民意代表兼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1970年赴日本留学，获明治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后，蒋经国提拔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负责行政、民意部门的党政协调。
梁肃戎
李登辉上台后，梁肃戎任“国民党中央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民意机构负责人等职，退休后被聘为“资政”。
梁肃戎是关内移民的后代，是一条襟怀坦荡、快言快语的东北汉子，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从个人关系上讲，李登辉曾有“恩”于他，但梁肃戎对李登辉“反对统一”的言行极为忧虑。
为了促成两岸统一，梁肃戎发起成立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自任会长，聘陈立夫等人为名誉会长。
1999年7月9日至11日，在香港召开的“和平统一研讨会”上，年近八旬的梁肃戎发言说：“两岸统一，有些人可以等，我可等不及了。”“不过我一定要，也一定会等到两岸统一这一天。”
为了积极落实两岸政党交流，开创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历史新契机，陈立夫和梁肃戎在做出三点具体建议：第一，由连战率团亲访大陆，与我党发表声明，朝向统一的道路前进。第二，加强国共两党间的合作，进行政治、经贸、文化、体育等各项交流活动。第三，在最短期间内积极推动三通，增进两岸人民感情，减少敌意。
2000年10月，陈立夫因感染肺炎并合并肋膜积水，送入医院治疗，由院长谢明村及附属医院院长蔡长海牵头组成医疗小组，对陈立夫进行精心治疗，数日后病情获得控制，体力逐渐恢复。
同年11月11日，附属医院举行20周年院庆游园会，陈立夫亲临会场致意，却因此染上风寒，于11月14日早上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导致严重肺积水及休克，左心室功能严重受损，病情再度恶化，其间家属曾延请中医师协助治疗。
2001年2月8日下午，陈立夫出现严重心肺衰竭，院方向家属发出病危通知。在病床上的陈立夫不断表达希望早日回到台北的住处，家属也已做好将老人送回家中的准备，但当晚陈立夫陷入弥留状态，多种器官衰竭，当晚8时40分去世。
陈立夫去世后，国民党主席连战立即指示党部有关人员全力协助家属治丧。连战办公室主任丁远超对外界说，连战对于陈立夫过世非常难过，陈立夫是党国大佬，对国民党贡献卓著，连战对陈立夫做事与为人向来很敬重、推崇。
2月10日下午，连战亲至天母德行东路的陈立夫寓所向陈立夫的灵位上香吊唁，并抚慰陈立夫的家属，同时再度指示党部全力协助处理后续的治丧事宜。
2001年4月15日上午10时，在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陈立夫先生公祭仪式，由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主祭，在连战主祭后，由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李焕、马树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吴伯雄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林丰正覆盖党旗，气氛肃穆。
台湾地区领导人、李元簇，李焕、郝柏村、萧万长，张俊雄，宋楚瑜等前往致祭哀悼。公祭后，陈立夫灵柩即安葬于台北县五股乡观音山陈氏墓园。
陈立夫以102岁高龄去世，他虽然没有能够看到祖国统一的实现，但他坚持的祖国统一的理念终究是会实现的。
陈立夫生于1900年8月21日，逝世于2001年2月8日，实足年龄101岁，虚岁按不同算法有102岁和103岁的说法。之所以能那么高寿，原因在于陈立夫对养生颇有一套心得。
一是注重饮食。陈立夫饮食很清淡，喜吃青菜豆腐，油腻肉类较少；他自小即有一偏好，总喜欢吃鸡、鸭、猪等的脑子，但年长后，陈立夫认为这类食品含“胆固醇”太高，因此不多吃，差不多两星期至一个月吃一次。在每次体检中，很多医生都很惊异于陈立夫血液中极低的胆固醇含量。
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
二是加强锻炼。在侨居美国时，陈立夫曾于《华美日报》读到一篇文章，讲“内八段锦”有强身的功能，读了这篇文章后，陈立夫觉得很有道理，专门跑去找文章的作者学习。从获知这项运动起，陈立夫三十五年如一日，每早起床就做，一直持续不断。
三是作息规律。晚年的陈立夫每天早晨5时30分起床，晚间通常9时30分入睡，有8小时睡眠。起床后淋浴、运动、洗脸等约占一小时（运动35分钟），至 6时30分就一切完毕。然后吃早餐，早餐后开始在花园中散步5000步。庭院中花木很多，空气清鲜，漫步其间，颇收怡情悦目之效。
每天晚饭后看电视，在家都是6时30分进晚膳，然后边吃边看电视新闻和其他节目；但在插播广告时，陈立夫便利用此间隙在屋中散步：自客厅、厨房、卧室，来往踱着步子，合共约5000步。
如非外出开会时，陈立夫即在家写点东西，做些整理文稿等工作。中午小睡一小时左右，然后起床再继续工作。
四是不发脾气。陈立夫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曾回顾一生，总共待过180个单位，既当过普通职员，也当过一把手、副手、中层干部，在这些单位时从来没有生过一次气。即使到台湾初期，蒋介石把丢失大陆的责任推给陈立夫，勒令他出国反省，陈立夫也没生过气，只是觉得如果能挽救国民党，自己离开也不算件坏事。
五是正确的财富观。陈立夫晚年迷上了书法，并且水平日益精进，后来写的条幅许多人都抢着要。加上他著作颇丰，从政坛退下来后一共写了25本书，总计七八百字，还给各类报刊杂志发稿，每年靠卖字和写书可以赚两千万新台币以上。
虽然能赚钱，但陈立夫对财富很豁达，90大寿时将房子、车子都卖了，所得的钱捐给立夫中医药研究基金会。以后陈立夫靠写字赚的钱也捐给基金会，去世前5年共捐了8000万新台币。
陈立夫还总结出一套48个字的“养生秘诀”:养身在勤，养心在静。饮食有节，起居有时。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多食果菜，少食肉类。 头部宜冷，足亦宜热。知足常乐，无求常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