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认为,只有君子,才能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才能挑起国家社稷的重担,才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动摇不屈服。
富贵不能迷乱他的思想,贫贱不能改变他的操行,强权不能屈服他的意志,只有这样的人才算大丈夫啊!
上个世纪的大家冯友兰认为,民国能够称之为君子,又算得上大丈夫,能够做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唯蔡元培一人而已。
蔡元培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65岁那年,被一女大学生怒扇耳光,这究竟是何缘由?
蔡元培,字孑民,同治1868年生人,与鲁迅一样,同出浙江绍兴府。
蔡元培极聪慧,25岁中进士,开始步入中国文政界,绽放光彩。
蔡元培思想兼容并包,是极少数没有被满清“八股文”摧残扼杀的士子之一,同时他又胸怀社稷,常以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
原本蔡元培的人生,应该一生奋斗在满清中规中矩打卡上班的士大夫序列,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却彻底击痛了他,使他深刻认识到“闭关锁国”与“闭门造车”只会坐井观天,沦为被人欺负的弱者死路一条。
大概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蔡元培开始同情康、梁并认可维新变法,开始真正意义上认识到接触西方先进思想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开始向西方世界先进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学习,并融会贯通。
庚子年,蔡元培33岁,成为中国封建朝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开始重视女权,倡导男女平等的人。
这一年蔡元培通过从西方男女平等的思想里反思,彻底推翻了此前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第一次开始重视自己夫人王昭的地位,并写出了划时代的《夫妻公约》,内容里满满的都是对新世纪女权主义的真知灼见与对夫人满满的爱与尊重。
王昭与蔡元培
1904年,蔡元培深刻认识到,中华大地封建与愚昧深种,唯有民主与自由,才能解救劳苦大众,才能拯救中华民族,毅然开始从事发帝反封建活动,并在同年于上海秘密组织建立光复会。
1905年,蔡元培的光复会思想与宗旨与孙中山一拍即合,光复会合并至同盟会。
1907年,已经40岁的蔡元培,自感肚子里除了“四书五经”一事无成,又觉政治与革命非其所长,毅然辞去了同盟会要职,开始远渡重洋,前往德国寻找民族自救道路与思想解放的方法。
留德的四年,使得蔡元培真正意义上贴切走近并认识、了解、掌握了西方先进思想与知识,并融会贯通,总结出了一套大概适用于中国教育的方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在国民党元老亦是挚友陈其美的催促下,返回中国,并在1912年走马上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在就任教育总长期间,使得世人第一次发现了蔡元培在教育工作方面的惊世之才。
他第一次开始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民主自由兼容并包的先进教育制度,打破教条与“八股文”主义,对孔孟文化与“四书五经”应该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应该天天摇头晃脑念“之乎者也”。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其“不拘一格降人才”与兼容并包的思想,民国才孕育出了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这些治疾鬼才。
其中鲁迅在蔡元培的赏识与悉心栽培下,任职教育部詹事,并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
众所周知,鲁迅的秉性,属于得罪人的性格,又好“沉默”,如果没有蔡元培,兴许真没有后来的“民族魂”。
1912年7月,袁世凯窃取革命果食,南京国民政府名存实亡。
面对袁世凯政府开出的高官厚禄,蔡元培不为所动,因不愿与宵小共事愤而辞职,并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踏上了异国留学的道路。
这一年踏上法国征途时,蔡元培已经46岁了,面对的却是理想破灭与山河多艰。
在1913年至1915年三年留法期间,蔡元培又不遗余力地与李石曾、吴玉章等积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导国内学生勤工俭学,赴法留学。蔡元培亲手组建的这个组织后来援助的人才有周恩来、邓小平等。
1916年12月,蔡元培受黎元洪政府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黎元洪当时虽是军阀官僚,但在革新教育与民族思想开化方面却颇具见识与胆略。
黎元洪承诺蔡元培可以做以下三件事:
一、全权负责北京大学一切事宜。
二、由其选择任教教授、科类与薪资。
三、经济上无条件支持其革新教育。
而黎元洪政府唯一的条件就是:把中国教育搞起来!
“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蔡元培就这样开始大刀阔斧地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进行中国教育的思想与文化改革,并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影响了整个民国,乃至整个民族一代又一代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
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在文思方面,享誉海内,影响力无人能出其右,大有中国思想启蒙导师的风范。蔡元培认为,北京大学就是需要这样扛得起大纛的中流砥柱,便三顾茅庐,打动陈独秀赴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将北京大学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学与思想革新教育工作全权交给他。
陈独秀到任,为了进一步树立北京大学思想与文化革新源泉的效应,又把《新青年》带到了北京。
从此,凡一切高精学问,先进思想,新文化教育,无不出于北京大学。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共十年,在整个民国思想与文化教育工作上,可谓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1923年,蔡元培因不满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愤而辞职(未得到应允),并在1927年起南下任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
蔡元培在南京政府任职期间,是十分同情并给我党提供了极大的扶持与帮助的,与蒋介石政府“一刀切”的残暴镇压和血腥屠杀不同,蔡元培主张“清共应和平弹劾、和平清退,而非滥杀”。
在蒋介石对我围剿并滥杀期间,其多次站出来呼吁:
国民党当局应当继承孙中山的高尚人格,以德服人,停止滥杀。
毛泽东妻子杨开慧惨遭迫害期间,其曾公开展开过大量援救工作,奈何最终因为蒋介石对其主张不满而致营救失败。
面对蒋介石政府的血腥统治与蛮横无道,蔡元培于1930年愤而辞去其在南京政府的一应权职,只作为教育门面挂了虚职,从此只关心国民文化教育与科技工作。
《后出师表》中诸葛亮曾说自己为了蜀国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蔡公诚如是。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了民族思想与文化革新工作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之人,却在1931年遭到一位女学生的无情掌捆,并被拖拽、凌辱、殴打,这是怎么回事呢?又是谁对这位有大功于民族之人做出这样的事呢?她后来的结果又如何呢?
1931年发生了举国震惊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公然侵入我东三省。
都说张作霖对日本人“手黑”且虎父无犬子,奈何张学良在对待日本关东军的侵略上却奉行不放一枪一炮,不抵抗主义。
对此曾有人以张学良是奉蒋介石之命为由,为张学良正名。然而1990年张学良在面对日本记者采访时却亲口承认:
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拥有30万大军却不抵抗、不放一枪一炮,任由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使国土沦丧,人民被屠杀。
而另一面蒋介石政府也公开对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表示认同。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但如何抵御?他深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态度,作为民国政府的执牛耳者,瞬间激起了民愤,由北京为中心,瞬间爆发了举国震惊的“南下运动”,无数学生与爱国人士,纷纷组团南下,誓要向南京蒋介石政府要说法讨态度。
当此之时,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蒋介石政府却还在奉行“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蒋介石更是亲临南昌督导对我江西红军的第三次围剿。
一边是对日本帝国的不抵抗,一边是对有功于社稷与人民的共产党的血腥屠杀与围剿,“是可忍孰不可忍”,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瞬间使得“南下运动”呈浩然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