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过大江——开国中将黄火星回忆渡江战役

摘要： 伟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百万雄师立即挥戈南下，开始了又一个伟大的战略行动——打过长江，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我们军在渡江战役中担任中路兵团第一梯队的战斗任...

伟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百万雄师立即挥戈南下，开始了又一个伟大的战略行动——打过长江，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
我们军在渡江战役中担任中路兵团第一梯队的战斗任务，于一九四九年三月进抵长江北岸巢湖、无为一带。
巢无地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皖中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我们这个军的一部分就是在这里创建和成长起来的。这一块根据地是我们在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夹攻中创造出来的。在这里，每一座山，每一条水，每一条圩埂，每一个村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在这里，到处都有曾经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民群众。我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当年的老七师来了!”一听说我们要在这里过江打蒋介石，巢无地区的人民群众齐声喊出了响亮的口号：“要人有人，要船有船!”他们把千方百计保存起来的渔船从大河小渠里划出来，父亲带着儿子，哥哥带着弟弟，甚至全家夫妻儿女，自动报名参加船工队，和我们一起投入了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
渡江准备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一方面，我们必须熟悉长江潮汛的规律、江上驾船的技能、水上作战和滩头登陆……以便渡过长江天险，打到江南去；另外，还有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因为渡江以后，“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对不熟悉的城市问题，必须从头学起。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们度过了和煦的春天，初夏悄悄地来了，石榴花含苞欲放，四月就将过去了。
四月间，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中，我党代表团正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代表团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长江前线，我军已经完成了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全军指战员正严密的注视着对岸敌军的活动，根据新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他们的作战方案。我踏上江堤，江风迎面吹来，在我面前出现了一片熟悉的地形。啊！这是无为的大套沟。我们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就是在这里渡过江来的。时隔八年，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四一年一月，抗日战争的困难阶段，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发动了抗日战争中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八万余人的兵力，围歼我奉命北撤经过泾县茂林地区的新四军江南部队九千余人。当时我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工作，随军部行动。我们的部队，在石井坑一个四面环山的山谷里，浴血奋战七昼夜，直到弹尽粮绝，才被迫分头突围。我和军部警卫排的同志，冒着枪林弹雨，冲破敌人的层层包围，来到长江南岸，这时我们只有七十余人。蒋介石为了实现他一网打尽我江南抗日武装力量的毒辣阴谋，有意广播了我新四军北上路线，勾结日寇配合行动。在我们到达江边时，日军已经对长江实行了严密的封锁：收走了沿江所有的渡船，天上有飞机整天沿江侦察，江上有巡逻艇不停地活动，岸上有巡逻队往来搜索。幸而在一百步村找到了我们的一个联络站，这里的党支部的同志划着一只木盆连夜偷渡过江，请江北游击队派来了一条木船，把我们接到江北。我们这支不足百人的小队伍以及陆续突围到江北的同志，和江北游击队的同志，后来就成了新四军第七师的骨干。当我们在那天黑夜登上木船的时候，南岸的同志们含着深情说：“同志，祝你们平安到达江北!等着你们打回来!”我们激动地回答：“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同志们!任何挫折都不能动摇我们的革命意志，革命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仅仅过去了八年又三个月，我们终于打回来了，而且是沿着当年北上的老路打回来了。古老的长江展现在我们面前，仍然是那样滚滚东流的江水；但是，长江两岸的形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八年前，我们的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一条船，人枪不足一百，在敌人封锁线的夹缝里钻过来；八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几百条船，几万支枪，几百门大炮，跟我们并肩作战的是百万大军，只等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军的铁拳就将直捣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一古脑儿结束蒋家王朝二十二年的统治，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就将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即将展开，我们就要夺得全国胜利。我们应当如何迎接这个胜利呢?面临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胜利，我们应当作些什么思想准备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在这伟大历史事变的前夜，毛主席又一次英明地教导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是多么及时、多么深刻的启示啊!历史上，曾经不知有多少革命战士,经不住胜利的考验!多少革命事业，半途而废，功败垂成！然而，我深信历史是决不会重演的。因为，我们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缅怀往事，展望未来，感慨万千，回到指挥所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的电台正在广播新华社的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而且留给他们考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切情况都说明，敌人并不甘心灭亡，它还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来作垂死挣扎。一方面，搜罗他们的残兵败将，在长江沿线拚命赶筑它的“立体防线”，一方面又发动和平攻势，派代表团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两套手法，一个目的：阻止我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保存反革命势力，然后卷土重来。
在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思想指导下，我们全军上下个个心明眼亮，懂得这样的真理：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真正的和平只有依靠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得到。我们要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敌人的反革命的两面政策，谈也好，打也好，都要南渡长江，解放全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幻想和平，乞求和平，只能麻痹自己，涣散人民的革命意志。八年前新四军皖南部队失败的沉痛教训，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的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坚决实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不敢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敢放手地发动人民群众，不敢在日寇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造成了我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几乎全部覆灭的严重损失。回忆这一段历史，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少奇同志的一段著名的话：“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我八年前后两次渡江的经历就是生动的例证。
事实正如毛主席所预见的那样，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不过是个幌子，并无诚意，最后只得撕破了和平的假面具，悍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引退”在奉化从事幕后指挥的蒋介石又发出了反革命叫嚣：“不惜一切牺牲，与共党周旋到底!”
四月二十日下午，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字的消息传到了长江前线，紧接着我们就收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用巨大的红字标题油印出来，从军部传到师部，从师部传到团，传到营，传到连，传到战士们的手里。全军上下，到处响彻着雷鸣般的呼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接到兵团指挥部的电话后，我和军长成钧等同志立即来到前沿指挥部。兵团指挥部首长见各军指挥员到齐了，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来了。”他们走到军用地图前，手落在敌人防线上：“据我军先遣渡江侦察营报告，汤恩伯正调动善于防守的二十军西移繁昌、铜陵一线，接替八十八军，企图加强防线中的这个薄弱环节。现在敌二十军和八十八军正在办理交接手续。毛主席指示我中路兵团紧紧抓住这个十分难得的战机，打过江去!”

从来都是这样，毛主席总是最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利用敌人的弱点，给敌人以致命的一击。汤恩伯这个自作聪明的部署，恰巧造成了他的弱点，又让我们的毛主席给抓住了。我们都为毛主席这个英明的决定而感到无比的兴奋。

按照预定的部署，我们军的第一步行动，是从姚王庙到大套沟一线过江，突破对岸头栅、王家套、夏家湖之间的敌军防线，占领横山桥、铜山、岳山和羊山尖等制高点，然后再根据情况扩大战果。

时针一秒一秒地朝着那伟大的历史时刻跳动，夕阳淡淡地蒙上了一层金黄色。我们把命令传达下去后，军里几个同志连晚饭也没吃，沿着江堤后的堑壕进行最后一次战前检查。大炮一门又一门虎视长江南岸，突击队、水手队正在作紧急的战斗动员。战士们的挎包带上摆动着一条条雪白的毛巾，每条毛巾的头上都印着七个大红字：“将革命进行到底１许多新参军的战士，把从家里带来的“渡江鞋”穿上了。在这些鞋上也都有他们的母亲或爱人精心绣制的两行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许多条战船，覆盖着绿色的树枝，悄悄地隐蔽在大堤后面。

傍晚时分，我从前沿刚刚返回到指挥所，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话筒里传来兵团首长的声音：“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开船的命令!”

“告诉部队的同志们，”兵团首长提高了声音，“毛主席今晚不睡觉，坐在总部等候我们的捷报!”

这个消息顷刻传遍全军，好像一条看不见的红线，在一刹那间把远隔千里的北平和长江连在一起，把全体指战员的心和毛主席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守在电话机旁，耳机放下了又拿起来，话筒里传来突击团、突击营一声声响亮的回答：“请转告毛主席，我们一定能打过长江!” “我们保证迅速打过长江，让毛主席早一点休息!” “用胜利回答毛主席!” ……

夜晚十点钟，右翼兄弟部队扬帆起渡之后，集结在余栅村到大套沟一线的船队，在一声开船的号令下，从河湾港汊里一拥而出，实行全线强渡。对岸敌人发觉了，集中所有的火力猛烈地打过来。我军强大的炮火像狂风暴雨般压向南岸。突然，在我船队的右翼出现一个黑怪物，吐着火舌，气势汹汹地向我们的船队冲来。指挥员喊了一声：“兵舰！靠上去用炸药炸掉它!”两只满载炸药包的木船对着全副钢铁的黑怪物冲去。这个黑怪物为我千帆渡江的声势吓慌了，胡乱地放了一阵枪炮，朝芜湖方向逃去。

突击部队的船只快接近南岸时，敌人的枪炮转向我们的先头部队。有的船上起了火，有的被打翻。木船翻了，同志们就泅水前进。船舱被机枪子弹穿了孔，江水突突地往舱里冒，战士就用身体堵住弹孔。桅杆被炮打断了，战士就摇橹划桨前进。一个水手负伤了，另一个立即顶上去。在一条船上，战士怕打伤船老大，肩靠肩排成一道人墙，为船老大挡着子弹。……

“前进，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上岸就是胜利!”

战士们互相鼓舞着，在木船上向敌人还击。

我们军的几个领导同志的指挥船，跟在突击团的船队之后。我站在风帆下左右观看，只见滔滔大江之中，船桅如林，信号弹、曳光弹满天飞舞，敌人的滩头阵地上一片火海，烈火把白帆、江水、人面映得通红，无数的红旗在火光中迎风飘动。八年前，我们从皖南突围的时候，一个负责同志说过：“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就是我们皖南的新四军被消灭了，革命也决不会失败。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１他的话已经成了今天的现实。革命的火种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正在从长江北岸烧向整个的南中国。

国民党反动派曾经幻想，依靠长江天险，依靠他的美国主子撑腰，加上一条从天空到水底的“立体防线”，来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他们吹嘘：“共产党想过长江，除非会水上跑步。”现在，他们的一切幻想全都化成了泡影。长江天险不能挽救他们，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也不能挽救他们。敌人苦心经营的“天险防线”、“立体防线”，我军只用了三十分钟就给它撕开了一条长达二十里宽的口子，先头部队向敌纵深勇猛地插了进去!

我们的指挥船靠岸的地点，不远就是我们八年前的起渡点一百步村。望着那个方向上的火光，在我面前又出现了八年前的一位老汉的形象。那是天将黎明的时分，我们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为了等待江北游击队的渡船，全体隐蔽在一个空粪窖里。日军巡逻队来了，抓住了这位替我们放哨的老人。他们追问他、毒打他，要他说出哪里有新四军。老人坚贞不屈，一口咬定：“不知道！后来，他为了使日军巡逻队离开我们隐蔽的地方，背朝着我们的方向跑去。枪声响了，他英勇地倒在血泊里。这位老人虽然不能和我们同享胜利的欢乐了，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我们也从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牢固的观念：人民群众是靠山，是胜利的源泉。就在这次战役中，直接参战的民工、船队和民兵即达三百二十万人。所有这些人，不论是山东的、河北的、河南的、安徽的、江苏的，都用不同的口音喊着同一个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二十一日拂晓，我军七个主力团渡过长江，控制了铜山、岳山、羊山尖等制高点，直叩繁昌城守敌的大门。由于我军进展神速，勇猛穿插分割，把敌人弄了个晕头转向。当我们的一支部队黑夜向纵深猛插时，迎面碰上敌人一个军官。这家伙神气十足地叫着：“乱跑什么! 共军没有翅膀，他们还远着哩!”战士一听他把我们误认为他的溃兵了，忍住笑跑上去，一把把他扭住说：“有翅膀你也飞不掉了!”

二十一日黄昏，我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全线发起猛攻，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渡过长江，敌人的江防全线瓦解。二十三日传来消息：东路兵团解放了南京城，残敌正向杭州方向溃败。三野首长命令我们不顾一切疲劳向吴兴疾进，配合东路兵团截歼南京、镇江逃敌。此时正逢江南梅雨季节，部队冒雨出发，以一昼夜一百六十里的速度前进。全军的意志集中在一个字上：追！二十四日黄昏，我军在湾址地区一举歼灭了蒋介石江南残余部队中的一支“王牌”——二十军，敌军长杨干才在逃跑中被我追击部队击中毙命。随同二十军被歼的还有九十九师(缺一个团)和一个保安旅。

二十七日，我各路大军会师吴兴，切断了京杭公路，把南京、镇江逃敌团团包围在郎溪、广德地区。在这次围歼战中，先后歼灭敌人八个整军和四个军的一部分，俘敌八万余人。

江南的大好河山回到了人民手中。皖南，我们回来了!当年的新四军回来了!

黄火星同志简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字以和，曾用名黄火生。 1909年7月11日生于江西省乐安县姚家村。1930年参加景德镇工人暴动。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浮梁（今属景德镇）游击大队司务长，赣东北红军学校团支部书记，弋阳第4游击大队政治委员，贵（溪）余（江）万（年）游击纵队俱乐部主任，赣东北赤色警卫师第1团团委书记兼俱乐部主任，独立第10团政治委员，红10军第82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赣东北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933年1月随红10军进入中央苏区，后任红军第11军32师95团政治委员，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党总支副书记，福建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清流县委书记，归化（今明溪）警备区政治委员兼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闽西地区坚持斗争，任（上）杭代（英）独立营政治委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永定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治委员，闽西南抗日游击队第2纵队政治委员兼纵队长、第5支队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代理主任，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1支队政训处主任。在闽西南地区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2支队第3团团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7师第19旅55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含（山）和（县）支队政治委员，第19旅政治委员，参加了开辟和发展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25、第29军政治委员，参加了宿北、莱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漳厦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第10兵团兼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1952年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起任江苏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中共中央军委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1年4月27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