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场上连夜搜寻战友遗体
罗洪明
“我们是当年参战的老兵,/我们冲锋陷阵杀敌立功,/南疆沙场我们叱咤风云,/万里边境有我们骄健身影……”
这首时隔40年的歌,是我们从军参战时的真实写照。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了1979年2月17日厮杀在对越新官作战时的场景;也想起了我们英雄的连队和曾经朝夕相处的每一个战友,想起了我们连队牺牲的12名烈士,尤其是想起了作战当天连夜搜寻战友遗体的难忘往事。
1978年12月,我们来自贵阳各厂矿企业的32名新兵,入伍来到云南省河口县35532部队,即蒙自军分区下辖的河口独立营服役。
到部队的第2天上午,32名新兵即被分配到营属第1、第2、第3连和营部。我和李贵新、余建国、刘刚、尹伟、王云和、罗长生、周锡庆、朱跃进、康继祥、张开智、陈新平等12人一同分配到驻守在龙堡地区的1连。
初到部队,刚佩戴上领章帽徽的那天晚上,大约夜里11点钟,连队操场上响起了急促的小喇叭声,我所在的3班班长罗凤祥声音很轻但很急促地催促“快起床!紧急集合!”
老兵们有条不紊,㗭㗭嗦嗦穿戴行装。我也急忙穿戴完毕,从枪架上取下配属给我的没有子弹的56式半自动步枪,跟在副班长刘支元后面,匆匆出到营房门前集合。罗凤祥班长简短地下达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左转!跑步走!就把我们全班带进了连队队列里。
队列前,副连长蒋富荣压低嗓门发布敌情通报:“现有越南特工潜入到我们龙堡地区,我连接到上级通报,执行搜剿特工的任务。”
就这样,我们被拉到营房后面的山坡上。在一条羊肠小道的叉路口上,罗班长把我单独留下来,叫我在此设伏。他也没有作更多的交待,就带着全班跟着连队离开了这里。
在执行班长交给我这项任务的刹那间,我内心有一堆疑问:“设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就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吗?抓越南特工吗?枪里没子弹怎么办?”但转念间,我明白了,把我放在这里就是设置一个岗哨。于是,我打开刺刀,持着空枪,高度警惕地聆听着四周草丛中的动静。
大约待了半个小时左右,右手面小路上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音,我就在路边草丛里蹲了下来,目的是想出其不意地冲出去。
脚步声越来越近,当距离我约2米时,出现了来人的身影。我端起打开刺刀的步枪,一个纵步冲了上去。
来人惊了一下,忙喊“是我,是我,我是2班的余建国。”
我赶紧收枪问他:“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其他人呢?”
他告诉我说,是他们班长把他留在这里的,其他人到前面去了。
原来如此,跟我的情况一样。也许是老兵们想锻炼我们新战士的胆量吧。于是我俩就匍匐在草丛里,专注着四周。
大约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连队回来了,在经过我的面前时,班长叫我归队。
这就是到部队后的第一次紧急集合训练。
紧接着,云南省军区边防第13团组建,我们连随之整编为该团第1营第1连。
在以后的日子里,参加了各种临战训练,包括紧急集合出征、山岳丛林穿越、野战生存、负重耐力、投弹射击、单兵协同作战、战斗队型组合、战场用语(对越喊话)、土工作业、修筑工事、武装泅渡等等。
河口地区使我们感受到了从未经历过的低海拔热带雨林的各种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这里具有山多狭谷深、悬崖峭壁多、丛林沼泽多、苔藓植物多和温度高、雨量大、潮湿闷热的特点,各种毒虫、毒蚊蝇、山蚂蟥、毒蜘蛛乃至各种毒蛇繁多,对人的攻击性极强。我和很多战友都不同程度患上了“烂档病”,这种皮肤病轻则奇痒难耐,严重者局部溃烂、渗液。这种病是由于闷热、出汗后没及时清洗和缺乏维生素引起的。
在紧张忙碌的训练和与严酷自然环境的对抗中,时间进入到1979年1月下旬,我们连驻地附近已增加了很多部队。有天傍晚,我在营房门口的水池边冲洗脚上的泥土时,遇见一个正在擦洗边三轮摩托车的友邻部队的老兵,我在和他的搭讪中,知道他们是来自四川的13军某部。我想,盼望已久的惩罚越南霸权主义的正义之战已经不远了。快点开战吧!我们要在战争中打出军威!打出国威!
1979年2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们连接到命令登车开赴达沟河,在那里进行武装泅渡训练,包括测试红河的水流速度和单兵全副武装泅水、以班为单位登筏(舟)、登陆训练。1周的武装泅渡训练结束后,我们在坝洒农场的橡胶林里集结待命。
其间,我们连原副连长蒋富荣在带领民兵训练中负伤住院,1排长谭春祥接任副连长;2班长李自忠升任1排长。李自忠排长把我从3班调到1班,并将原配备给我的56式半自动步枪更换成56式铁托冲锋枪。
2月16日子夜,我们1排作为新官攻击战穿插连队的突击排,在谭春祥副连长带领下,悄无声息潜伏在我方红河岸边的壕沟里,静静等待出征。在这短暂的闲暇时刻,我想到了远方的家乡和父母,也不知道家乡的父母是否知道我们即将出征,和敌人厮杀?是否知道你们的儿子也许将为国牺牲?……
子时刚过,出征作战的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我们悄悄地划着竹筏渡过红河,踏上了越南的土地,谭副连长带着我们钻草丛,过林子,从新官的右翼隐蔽前行,途经越军红河岸边的滩头阵地后到达地无名高地,然后占领了预定目标新官后侧的193高地。
随后谭副连长进行排兵布阵。他把我和我们班的机枪射手李贵新、副射手谢新建3人安排在193高地下端靠近公路的位置。这个位置下方是一条简易公路,公路左手端进入新官,右手方向是连接敌军纵深的公路桥,正前方有一条河流,河两岸为开阔地带。我们找到较隐蔽的地形潜伏下来,等待自卫还击作战的总攻时刻。
谭副连长明确作战任务:1、阻止新官守敌在遭到正面主攻部队打击后向纵深方向逃窜,务必切断他们后撤的退路;2、阻止敌人抢占193高地,控制公路;3、阻止前来增援新官的敌人,不准敌援兵靠进新官半步。
随后不久,连长和跃文带领我连主力2排、3排、炮排,跟进赶来与我们1排汇合,完全截断新官之敌的退路,与新官正面的我营3连对新官守敌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清晨6点过钟,随着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开始的红色信号弹升向天空,我国边境一线的各种火炮群同时开火,万炮齐鸣,砸向越军阵地。炮弹的呼啸声、爆炸声撕裂了寂静的时空,火光映红了清晨的天空,大地在颤抖,群山在振动,虽然我们有过想象,但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仍然被被眼前这种战争场面所震撼。
新官兵营里的敌人惊慌失措,四处乱窜,有的企图从我们控制的公路上往他们纵深方向逃窜,有的直奔我们占领的193高地而来。当敌人进入我们的射程内时,我和李贵新突然开火。
但是我们的对手十分狡猾,他们是经历过多年战争的老手,善于近战、隐藏和逃跑。我们一交战,他们就钻进明碉暗堡、沟壑坑穴里和我们对抗。
我、李贵新还有谢新建3人坚守在副连长指定的位置,我的冲锋枪和李贵新的机枪构成交叉火力,干掉了几个敌人。
忽然,我听到侧后方的谢新建喊了我一声:“罗洪明,我着了。”
我侧回头一看,谢新建仰卧在地上。我不顾一切奔到他面前,蹲在他的身旁,一看他中枪的位置在左大腿根部。
正准备包扎,卫生员艾平文急速过来,拿了4个急救包堵塞在谢新建伤口上,但无济于事,他的创口血流如注,绑腿以上的裤管瞬间就装满了血。
卫生员说:“这一枪正好打在他的主动脉血管上。”这时的谢新建血已经流尽,停止了呼吸。
我什么也没说,只想为牺牲的战友复仇,抓起地上的冲锋枪,从山坡上跳到公路靠山一侧,以路边的排水沟土坎为掩体同敌人交战。
交战中,听到公路那一面的李贵新在喊我,我刚跑到李贵新旁边趴下,越军的一发炮弹就在落在我刚才的位置上,好险!如果不是李贵新喊我,我的个人履历表就定格在了1979年2月17日。
在抢救谢新建时,卫生员还告诉我,3班长罗凤祥被敌人击中,已经抬离战场。1排长李自忠也倒在冲锋路上,因敌人火力太强,抢救人员无法靠近,现在生死不明。
新官的敌人凭借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天然的沟壑洞穴,负隅顽抗。我连从早上炮击停止后就开始对新官守敌发起攻击。谢新建牺牲后,我和李贵新一直在执行守住公路、阻止越军增援的命令。后来谭副连长派人通知,我和李贵新才参加攻击新官守敌。
傍晚我们穿插排进入到新官街道内,与同时从另路进攻新官的2排、3排、炮排会合,准备清剿残敌。
这时天已经快黑了,下着小雨,雨雾很大,谭副连长把我们几个班、排收拢在一起说,我们不了解新官内部结构,暗堡、沟壑、战壕、洞穴以及火力点情况不清楚,现在天又很黑、又有雨雾,视线不好,如果搜剿残敌,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天气、地形对我们都不利,要吃大亏。于是带着我们转移到连队的180主阵地上。
吃了点东西,谭副连长来到我们班,要班长张山贵带着我回到白天作战的193高地,把牺牲在那里的谢新建遗体找回来。谭副连长一再叮嘱张山贵班长和我,注意安全。
班长带着我离开180高地后,绕过越军营区,从新官外围的右翼,经过无名高地,摸索着前行。一路上,我和班长屈曲着腰,高度警惕,一边走,一边专注聆听四周有无敌人的动静。
这段路程草丛茂密,天下着小雨,雨雾把大地包裹得伸手不见五指,在行进中我们不知不觉迷失了方向。
走着走着,我被地上的什么绊了一下,等我弯下腰低头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一具尸体。开始我以为是谢新建,等仔细辩认并随手往他身上触摸,左大腿根部没有伤口和包扎物,反而感觉入手的是一团软软的东西,我便捋了捋,发现是他的肠子流了出来。
“不是谢建新。会不会是越军?”
我又沿着他的身体一直摸到头(理发后的光头),再摸到军帽上的五星帽徽,确认他虽不是谢新建,但可以肯定是我们的战友。
我就喊“班长”。
无人应答。
我就站起来对着几个方向轻轻地喊了几声:“班长,班长。”
也无人应答。
这时在离我不远处哒哒哒响起一阵枪声,也许是我叫班长的声音惊动了敌人,我听见枪声后立即蹲下来,把上膛的冲锋枪保险打开,对准响枪方向。
枪声过后,没有了动静,但我也没有贸然的站起来。再等了一会,还是没有什么动静,我就把战友遗体露在外面的肠子塞进他的肚子里,把他从地上拉起来扛在肩上,按原路往回走。
走了大约百来米,我怕又迷失方向,就停下来,放下战友的遗体,端着枪仔细听了会四周,四周都很寂静。
我又认真确认了连队所在的180高地的方位后,又把他扛起来继续往回走。到了无名高地时,我感觉肩上百多斤的负荷越来越重,我又饿又渴又累,扛起战友的遗体,走几步就摇摇晃晃的。
我边走边歇,后来连把他扛到肩上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解下绑腿,把他捆在我身上,一步一摇晃地咬着牙往前走。
天快亮时,我们终于来到180高地的山脚下。我把战友的遗体解下来,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我才认出我扛回来的是我们连队的云南东川兵,叫付玉东。付玉东也是1978年12月份与我们同一批入伍的新兵。
正在180高地山脚下休息时,配属给我们连队的民工担架队赶到了。民工们准备抬付玉东回国,见我身上的血,以为我也负伤了,要过来抬我。
我笑了笑说:“我身上的血是扛付玉东时,他腹腔里的血水流到我身上的。”
回到连队阵地后,我找到谭春祥副连长,仔细汇报了把付玉东找回来的详细经过,并报告了和班长走散的情况。谭副连长告诉我:“你们班长昨天晚上就回来了,他也说和你走散了,找不到你。”
这时,我才感到实在太累了,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
睡了一会,余建国过来叫醒我,说炊事班送饭来了。
饭后,指导员何友仁召集我们集合,通报了2月17日的战斗情况,以及连长和跃文、副指导员罗孝昌等同志牺牲的消息。并同时公布了上级的战时干部任免命令,由副连长谭春祥接替连长职务,指挥作战;1班长张山贵接替李自忠的1排长职务;1班副班长王学崇接替张山贵班长职务。
听我们连队牺牲了这么多好战友、好兄弟,全体干部战士群情激愤,要求连长指导员快下命令,为牺牲的烈士报仇!
接着代理连长谭春祥下达命令: 1、清剿新官残敌!2、打扫战场!3、摧毁新官一切军事设施、包括防御工事!
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进入新官敌兵营内搜剿残敌。我们看到很多越军的尸体横七竖八,也看见我国担架队的民工们一个一个的抬着我们的烈士和伤员往后转运,有燕怀贵烈士、谢新建烈士、李志忠(重伤)等。
在搜剿残敌时,1978年入伍的云南东川兵角正云被藏在草丛中的越军一枪击中脚后根;1977年从贵州普定入伍的机枪射手保世民进入一个洞穴里抓获11名越军俘虏,后荣立一等功。
战后,因在新官穿插拔点作战中战绩显著,中央军委特授予我们1连“英雄连”荣誉称号,昆明军区也授予我连“永不卷忍的红河钢刀连”荣誉称号,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全连8人荣立一等功,16人荣立二等功,76人荣立三等功。我们1排、1班均荣立集体一等功。我个人也荣立了二等功。
我连在新官作战中,12名战友为国牺牲。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光辉的名字:
和跃文(连长)
罗孝昌(副指导员)
李安国(2排排长)
燕怀贵(8班班长)
李明友(6班副班长)
李慈清(6班战士)
郎维刚(4班副班长)
田茂堂(4班机枪射手)
李永刚(4班机枪副射手)
付玉东(7班战士)
谢新建(1班机枪副射手)
赵日生(4班战士)。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