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江苏省盐城市建军东路的新四军纪念馆里,静静躺着一只棕红色的女式皮箱。皮箱表面有多处磨损痕迹,提手处已经布满了裂纹,看得出以前的主人经常将它带在身边。这只皮箱虽不起眼,却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曾经与它的主人一起立下过奇功,其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谍战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群隐姓埋名的英雄,他们有一个共同代号——“400小组”。
“400”的故事要从1944年11月说起。一天,扎着两条麻花辫的26岁宁波姑娘乐群,来到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办公的地方。乐群于1918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富商家庭,“八·一三”事变后,她回到老家宁波,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1938年初,乐群与其他12名队员一起,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前线参加战斗。乐群一行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并亲自介绍她们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初,为促进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乐群与其他300余名被抽调的军政干部一起,奉命南渡杭州湾,进入四明山根据地,成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教导队的一名指导员。
谭启龙非常严肃地对她说:“乐群同志,区党委决定,派你去领导一个已潜伏在宁波日本宪兵队里的情报小组。任务艰巨,时间紧迫。考虑到你有城市生活背景,宁波又是你的老家,情况熟悉,组织上经过研究后,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谭启龙一边交代任务,一边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掏出一封皱皱巴巴的信,递给乐群。乐群打开信封,读了起来:“何司令、谭书记:我现在被软禁,敌人想争取我投降。我认为可以乘机打入敌人内部,不知组织认为可以否?如认为不妥,我即与敌人一拼。”信上只写着这样短短几句话,落款是“周迪道”。看得出来,这封信几经辗转,才到了谭书记手里。
周迪道到底是什么人?组织上指派的任务怎么才能完成?乐群告别谭启龙后,在回去的路上,不禁陷入了深思,她迫切地想要了解这个小组的详细情况。第二天一早,乐群收拾起一身戎装,把从家里带的压箱底衣服拿出来换上。她穿上羊绒大衣,戴上耳坠项链,披下一头长发,俨然是一位城里的富家大小姐。根据前一天谭书记的指示,她迅速动身,穿过封锁线,来到宁波城内的“大陆商场”。这里是新四军敌工委的秘密驻地,主持日常工作的敌工委副书记丁公量同志(当时化名粟后),正在这里焦急等待她的到来。
与乐群接上头后,丁公量就宁波日本宪兵队和情报小组的基本情况作了一番介绍,并明确她主要担任区党委敌工委与该小组之间的交通任务,代表上级组织与他们进行单线联系,考察掌握小组成员政治思想与工作生活情况,并指导他们的工作。丁公量最后叮嘱:“如果遇到十万火急的情况,你有临时处置的权力。”
原来,区党委指派乐群联系的情报小组,主要成员之一就是给谭启龙写信的那位周迪道同志。此时的宁波,已经被日寇铁蹄践踏了3年有余。1941年4月,宁波沦陷后,日本宪兵队就在全城大肆搜捕抗日志士,有100多人先后被捕,被关押在宪兵队驻地——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办公大楼。1944年初,四明山根据地南山财经委主任周迪道(当时化名朱人达)被日伪军抓到,虽遭严刑拷打,一直坚贞不屈,后因叛徒出卖,不得不承认自己担任新四军的财经委主任,但并未泄露任何机密。宪兵队队长大场金次跟他说,只要以后为日本人办事,就可以获释,意思无非是让他叛变当汉奸。周迪道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他想:“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过在烈士名单里多了一个名字,不能这样白白送死。”于是他口头上表示“同意”,暗中却设法写信给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主动提出想仿效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乘机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为党工作。
当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反攻阶段,根据地方面正苦于对日军内部情况不甚了解。在此不久前,浙东区党委刚刚收到上级指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配合作战。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情报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何克希、谭启龙深知周迪道是冒着极大风险才把这封信传出来,与丁公量等人研究后,他们认为这正是个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的好机会,完全可以将计就计。何克希回信给周迪道:“组织上相信你,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没有必要去作可以避免的无谓牺牲,希望你尽心尽力,多动脑筋,埋伏在敌人的心脏里,完成革命的反间谍的伟大任务。但在做出重大决定前,要向组织上请示报告。”
就这样,周迪道成了日本宪兵队的1号“密探”,被安排在呼童街101号徐家日本人租用的房子中住下。他在虎穴狼窝内巧妙周旋,逐渐成了大名鼎鼎的“朱大密探”,实际上担负起了隐蔽战线的艰巨工作,并陆续营救出多名被捕的同志。经向上级请示同意,周迪道把这些同志吸收进了情报小组。为隐蔽与联系方便,成员对外用化名,对内用代号。组长周迪道,化名朱人达,代号401;组员周斯明,化名周列平,代号402;组员冯禾青,化名马鹤九,代号403;组员王福林,化名王福舟,代号404;组员莫奇,化名徐国芬,代号406。而乐群的代号就是这个小组的代号:400。其中,组员莫奇(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徐笑奇)与周迪道假扮夫妻,而乐群则对外声称是莫奇的表姐。
周迪道作为日本宪兵队的“密探”,每天早出晚归,行踪诡秘。莫奇则每天穿旗袍、戴首饰、烫卷发,脚蹬高跟鞋,天天与敌伪长官太太们看戏、打牌、下馆子,还替一些不识字的太太看信、写信,与她们聊天交朋友,探听各种消息,有价值的就迅速传给组织。其他几名成员则分散在日本宪兵队组织的各种“密探队”里,多方刺探军事情报。乐群的住处表面上是一个灯红酒绿的交际场,实际上是组员们汇总、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就这样,一个在外人眼里看起来关系错综复杂的富裕“汉奸”家庭,其实是一把尖刀,深深地插进了日军宪兵队的心脏里。他们坚持“迷惑敌人、站稳脚跟、广交朋友、积蓄力量”的工作方针,每个组员每天都面临着“刀尖上跳舞”的挑战,默默承受着地下工作的巨大压力。
驻宁波日本宪兵队下设警务、特高、思想三个课,其中特高课专门对付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课长叫木场重雄;思想课则专门对付共产党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并负责抓捕我地下党人员,课长叫铃木政一。思想课与特高课的宪兵都受过专门训练,惯于采用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法,是一伙穷凶极恶的职业特务。周迪道的顶头上司是思想课长铃木,他手下有八支“密探队”,互相钩心斗角。要想得到铃木的信任,就必须做到对他“忠心耿耿”。“400小组”与组织上联系,由丁公量向他们提供新四军的情报,再由周迪道假装是经过侦察所得,“殷勤”地提供给铃木。这些情报都是真实的,但都打了时间差。比如告诉铃木新四军将在何时何地召开重要会议,等日寇研究制定对策后,赶到那里的时候,我军及领导人早已开完会走了。虽然敌人扑了空,但情报确确实实是真的,这让铃木在宪兵队里经常得到表扬。这样几次三番,铃木就不再怀疑周迪道,在八大“密探队”里,周迪道是他最信任的“得力干将”。
有了铃木的信任,周迪道他们开展工作就游刃有余多了。他们多次营救被捕的同志,前后救出10多位。1945年春天,周迪道对莫奇说:“敌工委指示,有个名叫张小萍的上海进步女青年来宁波后,准备去四明山投奔新四军,不料被伪军抓去,关在鄞县监狱,要我们设法营救。”此时,莫奇已跟伪军军官赵清鸣的母亲、妻子交上了朋友。这些官太太都没有什么文化,经常让莫奇帮她们写写信、算算账。这天,赵清鸣的妻子又喊莫奇到家里说话,莫奇心想,机会来了!到了赵家,她做出一副忧心忡忡、茶饭不思的样子,赵妻很是纳闷,便问起缘由。莫奇哭哭啼啼地说:“我的一个表妹,兵荒马乱的,多年联系不上了,最近老家写信给我,说不知道怎么就被抓了起来,就关在您家长官的监狱里。”赵妻当即就挂了个电话给赵清鸣,趁着这个机会,莫奇提出去“探监”。当赵清鸣陪莫奇走进监狱时,张小萍一开始感到很疑惑,莫奇就高声说:“我是你表姐呀!多年不见,怎么不记得了?”张小萍也很机灵,立刻答应起来。莫奇把事先准备好的包着钱与食品的小包袱递给她,说:“家里人很关心你,正在设法保你出去。”这个小包袱里就藏着密信,教张小萍如何应对,设法脱身。周迪道、莫奇等人接着又打通其他关节,里应外合,不久张小萍即被营救出狱,被秘密送往四明山根据地。
另一次,浙东纵队地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竺扬到宁波执行任务,谁知船刚一靠岸,就被守候在码头的两个叛徒认出,抓到宪兵队里。面对叛徒的指证,竺扬只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对其他的则坚决不承认。这件事惊动了区党委领导,急命埋伏在宪兵队里的“400小组”设法营救。周迪道跟竺扬联系上后,竺让周立即通知在开明街以开“浙江文具店”为掩护的吴唐华尽快撤离。等日军前去抓捕时,吴唐华刚刚撤走,不久安全上了四明山。后来,周迪道想方设法,把竺扬给保释了出来。日军投降后,竺扬随部队撤到山东,后来分配到山东省工商总局,一直从事经济工作。离休后,竺扬还积极撰写党史,为烈士正名,为老同志平反作证,做了大量的工作,直至1994年病故。
当时的四明山根据地受到日伪顽四面包围夹击,物资奇缺,特别是药品、纸张、印刷机、炸药等物资供应更是困难。为此,“400小组”还承担起来购买、转运物资的重任,其间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有一次,上海地下党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搞到了一批急需的高级炸药,但无法运出。上级便命令“400小组”设法把炸药从上海取回,送到四明山根据地。炸药是违禁品,一旦被日伪查到,必定是死路一条。周迪道、莫奇本打算亲自去一趟上海,但他们的行踪都在日本宪兵队的掌控之下,铃木更是老奸巨滑,不要说远赴上海,就是私自离开他的眼皮下半天,也可能引起怀疑。周迪道等人虽然为此急得要命,但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
没想到,居然天赐一个良机。原来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重雄想去上海游玩,且打算带着他的翻译程明夫妇一起去。而周迪道与程明他们混得极熟,听程明说起这件事,他立即接上话茬:“老兄,你看我们夫妻都是乡下人,从来没去过大城市。你要是能带我们一起去一趟上海,一切开销,我统统包了。”程明一听有人为其吃喝玩乐买帐,自然高兴万分,于是积极向木场吹风。木场也知道,周迪道是铃木最信任的“密探”,便点头同意了,这下铃木也无话可说,只好做个顺水人情。
到上海后,周迪道、莫奇顺利地与我党地下人员接上了头,拿到了炸药。莫奇买了一只棕红色的女式皮箱,正是故事开头提到的那只。莫奇将炸药紧紧塞在皮箱下层,上面盖着几件衣裳。回宁波的那天,莫奇一手拎着皮箱,一手挽着周迪道的胳膊,紧紧跟在木场和程明夫妇后面。箱子由于塞满了炸药,分量很重,莫奇硬着头皮拎着它,半步都不敢落下。到了火车站入口处,看到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要逐个打开来检查,仔细翻看,一个不漏。莫奇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这可怎么办?
周迪道见莫奇有些着慌,忙拍了拍她的肩膀,示意她保持镇定,顺手就把皮箱接了过去:“你看你,平时在家娇惯的,连个箱子都拎不动。木场课长,让您见笑了!”一边说,一边把手中的箱子顺势塞到木场手里。因为木场的行李有程明替他拿着,他两手正空着呢。周迪道对木场说:“请太君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您!”木场冷不丁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问道:“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做金子生意,悄悄地发财呀?”周迪道故意挤眉弄眼,“谄媚”地小声道:“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不是也能多孝敬孝敬太君吗,哈哈哈!”就这样,他们跟着木场从日本人专用入口处进去,避开了宪兵检查,顺利上了火车。一路上,这样的检查碰上多次,每次两个人都像经历一场生死考验。但由于箱子一直放在木场身旁,检查人员都没过问。一路上虽然风平浪静,其实周迪道和莫奇都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万一暴露,就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最后,总算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宁波,由“400小组”的其他同志,设法将炸药送到了四明山根据地。抗战胜利后,莫奇一直将那只见证他们艰险的皮箱带在身边,直到2012年逝世。2015年9月4日,她的子女将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无偿捐赠给了新四军纪念馆。
“400小组”多次在日军眼皮底下出色地完成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斗争。1945年6月,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浙东抗战局势也越来越好。驻宁波地区的日伪军军心动摇,先后有数十名日军携械投奔新四军浙东纵队。此时,乐群向小组成员传达了城工委的指示精神,要求“400小组”通过与敌人之间的关系,大力策动日伪军向我投降,同时指示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时,日本宪兵队几个头目也在为今后个人前途作打算。铃木本来就对这场战争的前景不看好,早已开始做撤回日本老家的各种准备。这一天,在呼童街101号徐家,也就是周迪道、莫奇的住处,铃木偶然跟房东徐章翠老太太谈起,自己要出售一些东西,方便以后回日本,正巧让周迪道听到了。
要说这位徐章翠老太太,可不简单,她年轻时曾随丈夫在日本神户做生意,与当时在日创立同盟会的孙中山先生有过交往。1931年,徐老太太全家回到宁波,不久丈夫去世,家道随之中落,靠一些积蓄和出租房屋为生。日军侵占宁波后,宪兵队有几个头头曾住在她家里。铃木是神户人,因此主动认徐章翠为“干妈”,目的当然是想利用她,为日本服务。而徐老太太爱国心未泯,表面上应付铃木,答应监视住在她家的人,暗中却协助、掩护小组人员。每每在铃木面前帮他们说话,反过来还把铃木提到的宪兵队的一些事情告诉小组成员。当然,她并不清楚周迪道等人的真实身份。
周迪道听说铃木打算卖东西,这表明日军正在做撤退的打算,于是将这个消息通过乐群传给了丁公量。不料,丁公量那边的工作人员却出现了严重失误,竟把这一消息写进了宣传稿件,公开登到了新四军名为《浙东通讯》的报纸上。这份报纸被铃木看到后,自然大发雷霆,当即怀疑到了周迪道头上,召他去质问。周迪道只装什么都不知道,先将铃木稳住,同时又抓紧做徐章翠老太太的工作。徐老太太深知日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便大包大揽,把这件事安在自己头上,说这个消息是她与牌友打麻将时无意间说出去的,当时没想到这么多,铃木自然也就不好再追究下去了。但经过这一事件,铃木对周迪道的信任已不似以往,“400小组”面临暴露的危险。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四国政府接洽请降。8月15日,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宪兵队的大场、铃木、木场及其他一些头目见大势已去,也一改过去颐指气使的傲慢态度。在一次会议上,大场公然说:战争结束了,大家都有什么打算?你们如果和重庆(国民党)方面有关系的,可以回重庆;与四明山有关系的,也可以回去。跟双方都没有关系的,由你们自己决定……周迪道故意在大场面前说,自己叛变了共产党,看来很难回去了,但要设法保全手下的弟兄们。大场等人即将被遣返回国,自身难保,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表示可以送周迪道一些枪支弹药甚至汽艇。
其实,周迪道早就注意到日伪人员并不是铁板一块,平时就物色了一些可以“交朋友”的对象,劝他们不要跟日本人贴太紧,少干一些坏事,一来二去都成了“莫逆之交”。抗战胜利在即,经过对宪兵队其他密探及联络员的串联,有7人有向新四军投降的意向。他们对“朱家人”平时的为人处世,都很信任,衡量利害得失后,表示愿意率其手下跟随“朱家人”一起行动。8月16日下午1时,“400小组”全体成员和所有愿意跟着走的其他人员,一共60多人,分别乘上宪兵队的两艘汽艇,沿着姚江一直开往四明山根据地,丁公量派出城工委工作人员,在渡口迎接他们。就这样,“400小组”成员结束长达近一年的潜伏任务,全部安全返回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斗。他们隐姓埋名、忍辱负重深入虎穴,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事迹,永远镌刻在党史的功绩册上,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段不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