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在形势有利于朝鲜人民军的时候,中共中央就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把四野最精锐的部队摆在鸭绿江边上。
鉴于东北边防军责任重大,1950年7月19日,军委致电中南军区:“北上兵团业已决定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韩先楚为副司令仍兼40军军长,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林彪提议洪学智任兵团副司令员。
中国军队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是考虑到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又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战争指导思想和我方的战略,以及面临的新作战方式、出国作战等多方面的问题,在指挥员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
1950年8月13日在沈阳召开了东北边防军第一次会议,邓华就军事问题作了报告。在谈到我军战术思想时,邓华强调了要打有准备有把握的仗,不打主观主义的莽撞仗;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保持主动权;实行大胆勇敢的渗透战术,分割包围歼灭敌人;充分发扬近战、夜战的威力。
邓华强调:目前部队要进行防空和反坦克的训练,提高爆破技术,干部要学习“四快一慢”、“一点两面”、“四组一队”等战术的运用。他宣布:“为了解情况,已经军委批准,组织一个参观团先到朝鲜去参观研究朝鲜人民军如何战胜敌人,及美军的装备、战斗力、战术特点以及作战地区的兵要地理情况。”
之后在安东13兵团司令部,邓华等指挥员不断接到我方使馆和考察人员传来的情报,也在苦苦研究对策。以我军目前的装备和战场情况,究竟能不能打,有没有胜利的把握,作为指挥员,压力是很大的。
经过周密的考虑,8月31日,邓华、洪学智、解方三人联名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反映情况,研讨对策。
信中说:“我军入朝目的,是为了歼灭敌人并求得迅速结束战争为有利。根据客观情况和主观条件,是否能达成此目的及如何来达成此种目的,是很值得研究和考虑的。”
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我军地面部队人数占优势,政治觉悟高,勇敢耐劳,并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敌军装备技术好,火力强,并有大量的飞机、火炮、坦克配合,这种力量是不能忽视的。
信中说:“过去国民党空军少而分散,作用不大。美敌飞机多而集中使用。如果我无必需的空军参加,高射炮火又很少。而只采取消极的防空办法,不仅我交通运输供应很难保证,就是部队的运动、集结、进攻等战斗活动,也遭受到极大的危害。”
朝鲜的半岛多山地形,对我军也有很多不利之处。
“因为半岛狭长,又为山地,故优势兵力的容纳是有限的。因三面环海,敌又有海空优势,敌很有可能选择我之弱点从我侧后登陆。万一不妙,敌亦可能由海上撤退,而无法将其歼灭。”
信中表达了对后勤供应的忧虑。
“由于朝鲜国土狭小,物产不富,故我军入朝作战之物资供应主要部分必须由国内运去。仅以出动20万人、2万匹马计算,只粮食、菜蔬、马料三项每日即需70万斤。加上弹药、油类、装具、被服及其他物资之补充,恐每日不下百万斤以上。朝鲜有两条主要铁道,公路上的桥梁也不少。如我无对空对海保证,则两条运输线均有被敌打断之可能。尤其是桥梁,抢修远不如敌机炸毁的快。”
信中不但预见到朝鲜战局可能出现逆转,而且指出了敌军可能在平壤或汉城附近登陆的可能。
“美帝正努力坚守大邱、釜山地区,争取时间,等待援兵到来再行反击。另一方面北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经过去,战争已走向长期性。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为以一部分兵力在北朝沿海侧后几处登陆,作扰乱牵制,抓住人民军主力。其主力则在我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
关于我军参战的时机,信中说:“参战时机与地区,待敌推进到三八线以北为有利。这样就减少了对海上的负担。因出国作战,人地两生风俗习惯各异。尤其语言文字不通便给了我们很多困难。如在北朝作战,便易于取得群众的谅解和帮助,可以减少我出国作战的一些困难,这一点是很要紧的。”
这封长信,显示了我军指挥员对战争局势和敌我双方力量的客观、清醒的估计。尤其是对美军可能在后方登陆的意图,把握的相当准确。
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前的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到敌人的优势和我方的劣势,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否则就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现在面对美军这个强大的敌人,我们没有现代化作战的经验,也没有空军和优势炮火的支援,究竟能不能打胜仗,确实不敢吹牛。
正是本着“慎重初战”的态度,13兵团指挥员才写信给林彪,强调空军和炮火支援的重要性。这封信中的种种预测,都成为后来战争的现实。处在各种劣势条件下的志愿军能打败优势强大的美军,与我军指挥员的冷静清醒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