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毛主席提议在这一年施行“特赦”，将关押在功德林中的部分“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进行特赦。
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刘少奇根据该决定发布了主席特赦令，宣布对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毛主席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刘少奇的特赦令。
首批特赦人员有三十三人，其中以王耀武、宋希濂、杜聿明为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三十人，以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战犯有三人。
当得知自己有可能走出监狱重获自由时，功德林内的那些被囚禁了十余年之久的战犯究竟作何反应呢？
宋希濂内心激动
宋希濂毕业于黄埔一期，与大将陈赓是同期同学。1949年12月，宋希濂在逃跑路途中被解放军捕获，就此成为了战俘。
宋希濂官架子很大，即便做了俘虏他对待解放军的态度依然非常恶劣。
刚被俘虏时，有一位战士要给一级俘虏拍照，当拍到宋希濂时他态度极其恶劣，甚至将小战士一把推开到了一边，这个小战士误以为宋希濂要反抗，随即掏出了腰间的配枪。
宋希濂见状冷笑道：“呵呵，怎么？枪毙我？好啊，在院子里执行还是去外面执行啊。”
小战士见宋希濂如此倔强，只好转身不与他计较。
事后许多人都劝宋希濂态度不要这么恶劣，宋希濂却不以为然，甚至扬言到：“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拉出去枪毙就是了。”
此事发生后的第二天，宋希濂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解放军给带走了。所有人都在议论，说他宋希濂这回算是触到眉头了，宋希濂自己也不敢相信，“顶撞个战士难道还真要枪毙我？”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一位穿着军官制服的人笑盈盈地走到了他的面前对宋希濂说道：“宋将军，请坐。”
原来这位军官就是将他宋希濂打成丧家之犬的第九兵团司令杨勇。
面对一个战俘，杨勇司令不仅没有羞辱宋希濂，还替昨天发生的事情向宋希濂致了歉。
经过杨勇的一番开导，宋希濂终于解开了心结，安心地在战俘营接受了改造。
图 杨勇
1959年12月，在特赦大会上，当法官在特赦名单中念叨宋希濂的名字时，宋希濂万分激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读到我的名字时，我的心情万分激动，一时竟不知所措。杜聿明、王耀武和我三人，当时曾登台代表被赦人员对党和政府的再生之恩表示感谢，并表示今后要继续改造自己的思想，做一个合格的新中国的公民。”
在宋希濂出狱当天，大将陈赓放下了手中的工作，特意前去迎接他。当宋希濂看到陈赓后激动不已地说道：
“我真没想到会有今天，我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而国家却对我如此宽大。”
陈赓大将安慰他道：“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是既往不咎，如今你能积极悔改，自然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说罢，宋希濂涕泪横流，并表示今后自己一定会做一名合格的公民，继续为祖国与人民服务。
王耀武一夜难眠
王耀武同样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军高级将领。1948年9月，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向济南发起进攻，华东野战军以近30万的兵力与国民党守军激战，8天后济南城宣告失守，济南守将王耀武乔装打扮后出城潜逃。
王耀武与其近卫找到了一辆马车并乔装打扮成商户的样子，想以此蒙混过关。
9月28日上午，一行人来到大木桥被寿光县公安局的刘金光等人拦了下来。
此时的王耀武化名为乔坤，在整个盘查阶段，他都装成病重的样子一直躺在马车上，刘金光等人发现此人皮肤白皙，尤其是额头上有常年戴帽子的痕迹，所以他们怀疑此人很可能是一个国民党低级军官。
正当大家心生警惕时，乔坤（王耀武）声称要大便，就在乔坤方便完后，刘金光等人发现端倪——乔坤用的是雪白的洋手纸。
当时国内物产稀缺，白色的洋手纸价格极贵，普通商户怎么可能用得起，所以刘金光断定，乔坤此人定然是国民党军官！
当天晚上寿光县公安局连夜对乔坤等人进行了审讯，最终在证据面前王耀武交代了自己的身份。
“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干脆说了实话吧！我是王耀武呀！”
被俘后王耀武关押在了寿光县的看守所内，之后他被转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战俘管理所，在这里接受了十一年之久的劳动改造。
1959年9月18日，王耀武通过《人民日报》得知，政府即将在近日对战犯进行特赦的消息，那时的王耀武内心十分忐忑，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是名单上的一员。
当天夜里，王耀武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正好此时的邱行湘也没有入睡，于是两个黄埔学习的师兄弟便开始聊天解闷了。
王耀武与邱行湘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两人在被俘之后也都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即便如此，两个人仍是不敢确定自己的名字会进入到特赦名单。
在与邱行湘聊天期间，因为心情太过激动，王耀武一夜起床上了六七次厕所，连邱行湘这个平日里很少上厕所的人，都在那个晚上去了两三次。
出狱后有人问王耀武此时最想见的人是谁，王耀武的回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重获自由的他第一时间想见的并不是自己的家人，而是那个曾在济南战役中将他打的一败涂地的粟裕。
原来在功德林改造期间，王耀武听到了粟裕对于自己的评价：“王耀武的指挥风格不同于杜聿明，杜聿明此人十分计较得失，不到十拿九稳的境地绝对不会下定决心展开决战。王耀武则不同，他性格强势、内心强大。”知道粟裕对于自己的分析竟然如此透彻，他便对粟裕产生了崇高的敬佩之情。
王耀武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像粟裕这样的将军，想不打胜仗都难啊”，所以王耀武在被释放后第一个相见的人就是粟裕。
三、康泽激动万分险些丧命
康泽是国民党著名的特务，中华复兴社的名字就是由他取得，此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也是蒋介石十分器重的下属，多年来在蒋介石的侵染之下，康泽的反动思想根深蒂固，即使在1949年被俘后，其反动思想依然存在。
有一天康泽在功德林内与其他战俘一起进行自由活动，他特意找到了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向同为黄埔学生的杜聿明说了一句话：“我们都是黄埔学生，我们要坚持民族气节，绝不能做软骨头！”
此后的日子里康泽一直秉承着他所谓的“气节”，“宁死不屈，绝不投降”，功德林里的人甚至将他比喻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评价他是对蒋介石“愚忠”，面对这些流言蜚语康泽一直不以为意。
图 杜聿明
1957年，康泽在劳改所里心脏病突发，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他送到了医院。
当时康泽被安排在了一所正规的医院，条件卫生整洁，医护人员也热情周到，这一切让康泽的内心深深地被触动。
康泽康复后被送回到了功德林，回来后的他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转变，他向曾经同为复兴社头目的曾扩情说了一句心里话：“谁愿吹捧共产党、为共产党说好话呀，但在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呀！”
后来这句话在功德林内部被传开了，许多曾经与康泽共过事的国民党战犯都戏称“康泽这块臭石头居然低头了。”
“低头”后的康泽积极改造，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一一进行记录并上交到管理所。
由于康泽是中国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掌握了大量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内情，所以康泽写下的材料数量之多，在功德林内部首屈一指，有人说康泽在改造期间写下来的文件多达三千余份，这些文件堆起来有5尺多高。
1959年，得知政府即将释放表现良好的战俘时，康泽内心激动万分。他没想到自己这个手上沾满鲜血的有罪之人，也有机会重新做人。
那一天康泽兴奋得像发了疯一样，站在功德林的门口，逢人便上前与之握手，无论此人曾是敌人还是朋友。
频繁的“高强度”握手行为，让当时已经55岁高龄康泽血压增高，没过多久他就晕厥了过去。
好在功德林内部的工作人员发现及时，第一时间将他送到了医院，否则康泽就会有生命危险。
后来康泽进入到了第四批获得特赦的战俘名单中，得知此事后康泽惭愧地说道：“想不到自己能得到特赦。自己的罪孽深重，真想不到共产党对自己这样宽宏大量。”
四、范汉杰淡然处之
范汉杰在功德林中算是比较年长的一位了，他1896年生人，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也是黄埔一期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更是黄埔毕业生中最早当上师长的一位。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范汉杰被蒋介石政府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并兼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10月中旬解放军攻破锦州城，范汉杰眼看大势已去，就携带着自己的夫人与侍从乔装打扮向西逃跑了。
为了不被解放军发现破绽，范汉杰将自己的衣服扯得破破烂烂，进而伪装成因战火逃难的钟表店伙计，可是千算万算却没想到，暴露自己身份的竟是自己那口洁白的牙齿。
当时解放军盘查范汉杰等人，发现这一行人的牙齿都异常白皙，不像是普通农户，所以将他们带到了大队审讯，最终范汉杰承认了自己国民党军官的身份。
被俘之后范汉杰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他没想到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态度却十分友好。
当他被带到位于北京的功德林后，见到这里的条件与伙食十分优越，这才放下顾虑，安心接受改造。
1959年特赦战俘的报纸送到了功德林，身为老资历的范汉杰本想拿起报纸向大家宣读这个好消息，可是正当所有人都拭目以待时，范汉杰却练起了“闭口禅”一言不发了。
面对大家的疑惑，范汉杰幽默地回答道：“我估计特赦名单中不会有我，所以我准备退位让贤，让名单上有的人来读。”
范汉杰的直觉的确很准，第一批特赦名单中却是没有他的名字，不过在时隔一年后的第二批次，他就光荣上榜了。
1960年11月，范汉杰被特赦后，选择来到了北京郊区的红星人民公社园艺队参加劳动。
1964年范汉杰当选了全国政协常委，并且在此后一直致力于两岸统一的事业中。
小结、
1959年12月11日，周总理与陈毅元帅在中南海的西花园接见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战俘们，这些昔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曾经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而周总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所以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十人对周总理一直毕恭毕敬。
谈话中周总理向他们问道：“你们下一步的志向是什么?”
杜聿明说自己会做木工活要做一名木匠；邱行湘说自己力气大要做一名搬运工；杨伯涛说自己要回到老家去，本本分分地做一个农民。
周总理笑着对他们说道：“你们的志向都很好，但是你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你们有义务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以示后人。”
图 宋希濂、杜聿明、溥杰、溥仪（从左至右）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
随即周总理向他们阐述了政府有意收纳他们，让他们进行文史研究方面工作的意愿，众人无不拍手称快，如此一来他们这些“战俘”不仅能够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还可以让自己的价值得到体现，大家都表示同意。
1961年，中央统战部宣布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的任命书，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7人被政府正式录用到国家机关，他们的月薪是100元，并且分配房产享受干部待遇。
溥仪、杜聿明等人作为历史的亲身经历者，他们所撰写的资料、回忆录等文献，对于近代史的研究意义重大，其中以末代皇帝溥仪所撰写的《我的前半生》最具有代表性。
据统计，此书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问世以来累计印刷186万余册，成为了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畅销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