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任远被俘了，那年他25岁。他当时担任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站长，公开身份是中共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化名刘杰。他在一场战斗中受伤昏迷，被日军俘虏。那是1944年10月15日，由于我方情报...

任远被俘了，那年他25岁。

他当时担任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站长，公开身份是中共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化名刘杰。

他在一场战斗中受伤昏迷，被日军俘虏。

那是1944年10月15日，由于我方情报泄露，日军装备精良的独八旅团包围了河北丰滦县的杨家铺，这里有转移途中的冀热辽特委、行署和军区机关的干部战士八百余人，日军兵力数千。

敌众我寡。敌人有备而来，我方遭遇突袭。

突围战斗中，我方牺牲430多人，被俘150余人。任远是被俘者中职务最高的一个。

在突围战斗形势危急的关头，任远请示上级批准后，下令处死了一个叛徒。

任远也没有想到，此举为他被俘后上演无间道埋下一个的伏笔。

求 死

任远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俘。他脑海涌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该怎么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名情报人员，特别是任远这样高级情报人员，一旦被俘没有抵抗住敌人的审讯，失守变节，对组织的破坏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当年学习情报课时，老师叮嘱过，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背叛自己的底线，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坚守自己的理想。

任远决心以死来保守情报工作秘密。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想法：

“军区重要的内线和上层关系均由我直接掌管，组织一定获悉了我的情况，地下工作者也一定知道我已被俘。因为我，会不会影响组织的派遣部署，会不会给同志们带来危险？……我知道，我必须用生命来证明忠诚，免除党和同志们的牵挂，保全地下组织。”

他的思维十分清晰：

第一，不让组织以及他“直接掌管”的“内线”和“上层关系”担心。组织上得知他被俘后，必然担心他是否能够经受得住严峻的考验，必然会担心他一旦失守会交代出这些内线关系。

不仅仅是担心，组织还可能采取必要的应变措施。按照秘密情报工作纪律，在情报干部被俘后，必须通知他“直接掌管”的内线关系撤离。这样做，就会影响到“组织的派遣部署”，给情报工作带来干扰和损失。任远认为只有一死，才能消除同志们的担心，消除对派遣部署工作的不利影响。

第二，敌人是十分凶残的，在酷刑之下，意志能否战胜血肉之躯的痛苦，是否能够坚持到底，万一出现了挺不住的脆弱瞬间……

任远还想，即使在清醒的时候可以保持坚强意志，但是在受刑昏迷后，万一不小心吐露了党的机密，那将会令他悔恨终身。

第三，敌人是不择手段的，如果日军使用迷幻剂之类的药物，使自己出现意识不能自控的情况，秘密的防线也会失守。

于是，任远决心赴死。

他给上级领导写了遗书：

我因重伤被俘，难以脱险。为保护组织，严守机密，我决心以死报国。

任远先是尝试自杀，结果未能奏效。随后，由于叛徒指认，日军得知了任远的真实身份，加强对任远的审讯与劝降。

任远决定命令同监的交通员李永帮助自己以死明志。他把遗书交给李永，要李永到了晚上趁敌人看守松懈时，用室内挂手巾的一条麻绳将自己勒死。任远对李永说：

“敌人已经查明我的真实身份，必然不会放过我，我不可能出去了，为了保护组织，免除同志们的危险，我必须一死，我现在命令你，用那个挂毛巾的绳子，把我勒死，要快。”

李永流泪苦劝：“首长，你不能死，一定会有办法的。”

任远在黑暗中摸索着，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了“为国尽忠”四个字，然后低声命令道：“快动手吧！”

但是，李永最后还是手软了。

李永在几十年回答外调人员的询问时说：“任远是我的领导，年纪那么轻，又负了重伤，我硬着心将他勒得昏死过去，他下意识地挣扎，我又狠心勒了几次，实在不忍心将他勒死，手软了，放手后很久，他才慢慢地苏醒过来。”

任远最终求死未果。

用 计

任远被勒昏迷时，身体本能地发生了强烈挣扎，看守听到动静，立即将李永拖走，关到了别的牢房。

日军为防止任远再度自杀，加强了监管，上厕所都有专人监视。

求死不成，任远思考下一步该如何与敌人斗争，他想起了当年在延安接受情报工作培训时，潘汉年同志曾经讲过的话：

情报人员的使命并不是在被捕之后就告以终结，被捕后要学会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同敌人作殊死斗争，善于用狡猾的手段对付敌人，当敌人没有充分掌握确凿证据时，机智地采取假供、乱供，来应付敌人的审问。

任远豁然开朗，开始盘算利用敌人迫切想要情报的心理，编造提供假情报，既可保护自己，还能在敌人内部制造怀疑，以敌制敌。

日军从叛徒口中得知抓住的这个人是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刘杰，大喜过望，专门指派1420部队宫下大尉、宪兵队长川上大尉，一起对任远进行审问。

日军一心想要从这位冀东地区共产党情报领导干部身上打开突破口，进而彻底摧毁冀东地区的中共地下情报网络。

任远决定“满足”敌人的愿望。

审讯的两个日军军官都是特务行家，他们想从任远口中得到的，主要是我方地下组织的人员姓名、住址、身份等具体情报。这些东西，是摧毁情报网络的要害。

这种情报，要编假的，很容易；但是，要不被敌人识破，很不容易。

任远年纪不大，经验却很丰富。他深谙情报活动的特点与门道，了解敌方如何鉴别真假情报的心理，了解日军特务机关的内部运作与相互关系，知道对方的软肋与破绽。

于是，他开始了他的无间道。

任远的第一步，是编造了一个在伪满洲的共党地下情报网。

之所以编造伪满洲的，因为任远知道，冀东的日军特务机关与伪满洲的日本特务机关，不仅在地域上相隔遥远，而且在管辖上隶属于不同系统，各有地域利益，互相联络不畅，关系并不密切，甚至存在隔阂与矛盾。

编造伪满洲的情报网，冀东的日军一来难辨真假，二来也很难核实。即使要核实，也是环节繁琐，耗时漫长。在漫长的核实时间里，任远相信会有机会逃脱魔爪。

任远编造的伪满洲共党情报网，有人名，有住址，有代号，有建立时间，有联络方法、有具体任务。

宫下大尉吃惊不小。他万万没有料到，被日本视为铜墙铁壁伪满洲国内，竟然会有如此多的共产党地下组织。

虽然里面的内容没有一个真实的，但是这个假情报网听上去很详细，很精确，要素齐全，十分专业，而且是从情报站长任远口中说出来的，两个日军军官感觉可信度极高。

任远初步取得日军信任后，他开始走出第二步：借刀杀敌。

任远知道，日军更感兴趣的肯定是身边的冀东共产党地下组织情况。

对于身边这个地区的情况，日军必定掌握得不少，而且近在咫尺核查方便，因此不能像编伪满洲情报网那样全是假货，那样很难骗过日本人。

这难不倒任远。他在情报策反工作中，对冀东地区日伪军的情况了解得相当深入。在他的策反对象中，有些是左右摇摆的不坚定分子，有些是伪装革命抗日、其实反共顽固的铁杆汉奸。

他决定从这些人里面，选择几个对我危害比较大的，作为“共产党地下人员”，提供给日军。

但是，只提供伪军中的汉奸肯定不足以令日军满意与相信。

任远决定再提供几个自己掌握的联络站地址。他断定，在自己被捕之后，组织上肯定会按规定立即安排转移，这些联络站的同志肯定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于是，他把这几个联络站的旧址提供给了日军，日军按照地址去抓人，虽然扑了个空，但是他们认为任远的情报是真实准确的，只是共党跑得太快罢了。

任远取得了日军的进一步信任。

任远在给日军提供冀东地区情报时，打定主意一定要交代出的一个人，是伪军驻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爱仁。

这个家伙当了汉奸后，内心也是忐忑不安，到了抗战后期，看形势发展对日本越来越不利，就想着找条后路，于是向我方传信，说有心投降。

任远专程出面去做他的策反与接应工作，并商定了张爱仁率部起义的时间与具体计划。

但是，张爱仁随后发现自己的起义计划被日方察觉，又立即转身投向日军，配合日军设计骗局，以假起义诱骗我八路军主力踏入日军圈套。

按原来约定的起义时间，我主力部队已经开往预定地点准备接应起义伪军，但是，张爱仁却正在帮助日军向我军展开包围。

多亏任远派出的侦察员及时发现异常，我主力部队紧急撤退，才使敌人的阴谋落空。

张爱仁临阵背叛，险些造成我军的重大损失。

任远痛下决心，必须除掉这个背信弃义的汉奸。但是，张爱仁一直躲在伪军部队里，有着日伪部队保护，难以下手。

此刻，任远觉得机会来了。

任远对宫下大尉说：“还有一个重要情况要告诉你们，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爱仁曾经与我军联系，准备投靠我军，被发现后，表面上与我军一刀两断，其实在暗地里，依然保持着和我方的秘密联系，并且对我表示，他愿意继续长期潜伏，等待时机，届时反戈一击，为国家效力。”

为了增加可信度，任远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就在这次日军包围杨家铺的时候，张爱仁还派了一个秘密联络员来给我通风报信。这个联络员在突围战斗中为了保护首长，不幸中弹牺牲。任远说，这个联络员，名叫江东。

这个江东，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在杨家铺突围战斗极为危急的关头，任远下令处死的那个叛徒。

此人本是任远领导下的情报干部，被派到张爱仁部做策反联系工作。但是他腐化堕落，反被张爱仁拉拢，叛变投敌。他从张爱仁部返回军区后，任远发现掌握了他叛变的证据。本来还打算利用他对敌开展谋略工作，但是在杨家铺突遭敌人包围，特殊时刻只能除掉了这个祸患。

任远当时也没有想到，临阵的应急之举，居然在被俘后有了妙用。

日军研究分析了任远提供这些情报后，感到任远提供的情报与日军自己掌握的许多情况的比较吻合，再加上此前任远的积极配合态度，他们认为任远提供的情报基本可信。

日军对任远提供的张爱仁这个“卧底”，尤其感到吃惊，同时又感到庆幸。日军本来就对伪军不太信任，对张爱仁的摇摆不定也深怀疑虑，而且任远说的那个通风报信的江东，日军一查，确有其人其事。

于是，日军毫不犹豫地将张爱仁逮捕关押，随后把他送到了东北劳改，让这个汉奸落了个极为悲惨的下场。

供出张爱仁后，任远看宫下渴望得到更多的线索，决定再施一计，把矛头指向日本鬼子。任远作出犹豫的表情说：“有件事不知该不该讲。”

宫下的胃口一下子让吊了起来：“不要有顾虑，统统讲出来。”

“秦皇岛的日本宪兵队长武田，跟我们有些生意上的往来，是我们的老主顾了。”任远知道，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着严厉的经济封锁，对任何与“匪”通商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任远掌握，就在武田所管辖的区域，时有通商情况发生，而且武田又是一个作恶多端的日本鬼子，为根据地军民所痛恨。把通商的帽子扣到武田头上，既有事实铺垫，又能借机治一治这个可恶的鬼子。

任远说：“我们经常用烟土交换药品，这事只有我的警卫员赵濯华和我知道。赵濯华被俘过，武田队长放了他，条件是让他帮助贩卖鸦片。我们一直用这条线和武田队长保持秘密合作。”有人有事有细节，宫下脸色都变了。他没有料到，“皇军”内部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任远的计策再次奏效，不久，武田因“私通八路”，被判刑十年，押回日本服刑去了。

任远的借刀杀敌之计效果甚佳。

因为提供情报有功，任远很快被日军从监狱里放了出来，改为软禁，有了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

任远对日军实施了反间计，他当时不知道，日军也在针对他使用反间计。就在任远被俘后不久，日本人派飞机跑到了根据地上空。这次，他们不是扔炸弹，而是空投印刷品，这份印刷品的标题是：《刘杰告冀东同胞书》。刘杰是任远担任军区联络部部长对外使用的化名，叛徒在指认任远时说的就是这个名字。日军在这份传单里，借刘杰之口，宣扬“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制造刘杰已经投靠日本人的假象。

日军的这套做法，给任远后来的人生制造了不少麻烦。

生 还

对于已经“变节”的任远，敌人将他从牢中放出，安排在唐山市富商苗圃如的一大片房子里。这里有十几个小院子，住着好些个先前投敌的汉奸。

任远住在这里，表面上似乎获得了自由，其实日夜都有汉奸监视他的行踪。

然而，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任远住处的附近，还住着一个地下共产党人张家声。张家声曾经被捕过，出狱后假装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但实际上一直暗中继续从事地下党工作，并被委任为唐山情报站站长，由任远单线领导联系。

任远被捕之后，组织上一直在设法营救，并安排张家声与软禁中的任远建立了联系，寻找机会，协助任远出逃。

日本人对任远的态度，一方面，渐渐放松了监视，另一方面，对任远始终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宣布投降的态度，也越来越没有耐心。

1945年2月17日晚，日军大佐将任远叫到办公室，提醒他应该识时务，不要再有任何侥幸心理。

任远面对日军表面和善、实则咄咄逼人的举动，也暗暗下定决心，要立即果断地逃出敌营。

第二天一早，任远吃过早饭后假意散步，转了几个弯看无人跟踪，就敲开了张家声的家门。十分不巧，因为任远是临时决断，事先未与张家声通气。张家大嫂说张家声头天晚上出门打牌，此刻还未回来，他也没有交代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张家声的帮助，出城和沿途如何对付敌人盘查，都是问题。

张家大嫂看任远事急，不能等待，就从被子下取出1000法币，给任远做路费，看他能不能再找其他同志帮忙。

任远出了张家大门，急速盘算后，决定去找一个特殊的人物。

此人名叫王新民，曾经是共产党员，担任过县委书记。被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投降当了日本特务。后来经过党组织争取，又回到革命队伍中。不久，他被敌人发现再次被捕，惨遭重刑后又投降敌人，出任开滦煤矿高级职员。可是他不久后，又秘密与党组织联系，要求再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任远被俘前听说了王新民的情况，曾向上级党组织提出建议，把这个人交给自己做情报关系使用。上级党组织认为，此人两次叛变，敌人已不重用，对情报工作意义不大。不过可以视为统战对象，作为特殊关系考察使用。

任远被日军从牢里放出来软禁后，住在附近的王新民借春节的机会，请任远到自己家去过一次，并暗示自己与北边（指根据地）有联系，有什么事他可以帮助。任远当时已通过张家声和党组织取得联系，所以对王新民的表示未置可否。

此刻，任远对王新民是否可靠也是心里没底，但别无选择，只能冒险一试了。

看到任远一大早意外进门，王新民起初有些慌乱。但是，他随后的态度，让任远放下心来。

王新民对任远说：“你放心，北边早有消息，给我任务，要设法营救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坦率直说，我们共同商讨应对办法。我已经被捕过两次了，对日本人这一套，我已经受够了，真不是人干的！”王新民的愤怒溢于言表。

任远觉得王新民可以信任，就把自己打算立即逃脱日本人控制的想法合盘托出。

王新民痛快答应带任远出城，直奔根据地。

任远意识到这将给王新民的家庭带来极大危险：“不行，鬼子不是人，我们走了，大嫂和你两个女儿怎么办？”

王新民说：“现在管不了她们了，况且她们都是妇道人家，鬼子能把她们怎么样？”

王新民的妻子曾是根据地的女干部，不愧侠义女流，她从屋里走出，出言爽利：“你们说的话我都听清了，现在赶快下决心，马上就走，以防夜长梦多。你们先走，我们母女三人雇上一辆大车，都先回老家，躲开鬼子。都是中国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她知道此一别离，相见不知何日，又拿出了一个金戒指递给王新民：“带上做个念想，这是我俩结婚时的信物。”

任远流泪说道：“大嫂，你放心带好两个女儿，我们会时刻惦记你们母女的。多保重，根据地见。”

王新民用手捂着嘴，低声说了句“走”，头也不回地迈出家门。

王新民提议两人“扮成开滦职员，佯称到丰润县去提货。”两人的目的地是丰润县刘家营，冀东军区机关常在那一带活动，任远比较熟悉。

两人出城顺利，一路疾行30多里，快到中午时，突然看到前面公路上出现一小队打着膏药旗的人马迎面走来。任远一惊，是不是日军发现了自己脱逃，追了过来。

王新民熟悉这一带情况，对任远说：“这是日本巡逻队，你别管，我来应付。”日军走近，用夹杂日语的中国话盘问。

王新民掏出开滦煤矿高级职员的名片：“我们是开滦矿务局的，要去丰润县取货，今天是正月初五，找不到车，公司急等用货，派我们俩赶到丰润取货。”

日本兵见是日军占领区公司的高级职员，没有发现可疑点，就换了口气：“王先生既然是催货的，可以过去。不过你们要小心，碰到八路军时，你们要想办法对付。这里到丰润县城还有几十里，你们抓紧赶路好了。”听到日军反而叮嘱起来，两人放了心。

两人继续疾行，一路再无麻烦。走到下午四点多，太阳西斜，天色已经擦黑，终于看到了前面村庄的模糊影子。

终于走到村边，突然传来喊声：“干什么的？拿出路条来！”随声闪出了两名十多岁的儿童团员。

两人正在答话间，一个儿童团员忽然看着任远叫起来：“哎！这不是刘杰大叔吗！”这孩子知道任远的化名。

任远心头一热，被俘四个多月，历经生死考验与艰险曲折，终于到家了！

余 波

回到根据地后，任远受到了组织与同志们的热情欢迎。组织上对他是信任和关心的，否则也不会花大力气策划和实施营救。任远回到根据地才知道，当初日军将他从牢里放出来改为软禁，不仅是因为他施用反间计得到日军的信任，而且是组织委托关系，给贪财的日军军官送了十多根多金条，才使得日本人放松对他的监管措施，为后来营救成功打下了基础。

但是，按照政策规定，任远还必须接受组织对他被俘后表现情况的审查。

日军飞机投下的《刘杰告冀东同胞书》，组织当时就判断是日本人惯用的离间手段。不过，最终结论，还是要靠事实、靠证据说话。

经过一年多的审查后，1946年7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刘澜涛、李葆华、许建国、姚依林等人共同讨论后，正式作出了恢复任远党籍的结论。

结论写道：任远在“被俘期间政治上没有原则错误，工作一贯积极负责，相信本人交待，决定恢复组织生活”。很明显，这个结论是基于“相信本人交待”做出的，因为当时条件所限，审查中很难获得其他客观证据材料。所以，结论还留了一个尾巴：“如发现新的情况，另行处理”。

任远也认为：我这段历史具有特殊性，要彻底澄清的确有相当的困难，主要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我无法找到同案的人证，因为从被俘之日起，我始终处于单独囚禁、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证实我的言行；其次，关于我被俘表现的佐证材料未被找到；最后，对我被俘审查的材料也找不到了。由于战争年代，敌人频繁扫荡，撤出张家口后有关我的审查材料找不到了，这又为日后的审查带来不便。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任远因为这段被俘历史，又经受过多次审查，一段时间里甚至给他做出了“自首叛变”的审查结论，怀疑他是叛变后被敌人派回来的内奸。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任远本人也违心地说出了“假供骗敌是典型的个人主义、怕死鬼，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气节”的话。

他这段被俘历史情况的最后澄清，是因为新的证据和证人的出现。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组织上终于找到了当年日军驻唐山1420部队宪兵队对任远的全部审讯记录，又找到当年地下党组织在1420部队的潜伏内线进行核实，组织据此再次做出审查结论：“经反复查证，任远所领导的地下组织没有受到任何破坏，他被俘后没有叛变和被敌人派回的事实”。事实证明，任远在被俘后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表现得相当出色。

遗憾的是王新民的遭遇。王新民护送任远回到根据地后，被安排住进了边区政府招待所。后来，因为他曾经有过两次被俘与叛变经历，又被安排到政训班，一边接受培训，一边接受审查。

审查中，发现他曾经有叛变出卖同志的事实，结果将他处决了。

任远后来在回忆中说：“其实他叛变的招供也没对党组织造成什么破坏，因为都在根据地，日本人抓不到。后来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说打错了。”

王新民确实当过叛徒，确实没有做到坚定不移。不过，他在叛变后的招供中又做了保留，给敌人耍了花招，后来又有重回革命阵营的意愿，在营救任远的过程中，又一次回头是岸，表现得果决勇敢。

对于这样一个人，应该怎么评价？怎么对待？可以有多种结论，多种选择。但是，他的死，无疑是一个遗憾和教训。

隐蔽斗争，敌我交织，真伪互作，忠奸异相，很难用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利刃区别是非。一双实事求是的慧眼，历来是雾里看花的最佳视角。